201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经济转型逐渐明朗，各领域科技的部分成果已经开始成熟、运转的一年。5月1日晚会对于中国高速铁路的宣传，7月中旬对于比亚迪“创新提词器”的节目，是中国科技创新力量进入大众舆论层面的标志，中国前进的速度为世界所瞩目。虽然有人试图阻击，但总体趋势良好，形势不可逆转。
这一年，又是源自西方国家的“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运动（Anthropological Global Warming，为简便以下部分引用时简称AGW运动或“碳运动”）及其衍生活动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年，2009年年底的气候门大曝光事件直接将“碳科学”的核心问题与幕后操作暴露于公众目光之下，长期以来被压制在相对专业领域的科学战争走向大众。“低碳”浪潮在西方国家虽然故作镇静，尚在挣扎，但在大气候转向的格局下，颓势已然明显。
但是，事情显然并没有如此简单的结束。在欧洲陷入长期危机，美国出现两党纷争的情况下，国际“气候变化”、“低碳运动”等活跃组织及代表人物，以再觅宿主的心态，正在全力进入中国，抓紧行动。他们借中国地方官员和其他一些社会精英阶层仍然抱有“国外的就是时髦的”的几十年前继承性思维的惯性，全方位展开了公关攻势，从布莱尔及其平台“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到绿色和平中国（香港为基地），再到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代理人黄杰夫，无不频繁活动。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布莱尔本人，从2008年到2010年11月，就来华活动17次，完全超出了正常的退休政治首脑来访频率。甚至出现了国外“气候变化”NGO在坎昆会议上组织针对中国政治家和其他精英人物的专门会议的现象，这还没有算上他们在国内撬动、资助的国内各组织的相关活动。国际“气候变化”活跃分子在华运作脚步正在加速，利用中国经济转型，组织科技创新的机会，以“低碳”概念插入由它们主导的机制与游戏的意图明显。国际“碳运动”大有借中国“重获生机”的欲望。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国际“碳运动”的局外人，并不太了解其中“碳科学”的来龙去脉，对于衍生出来的“碳道德”、“碳运动”的社会冲击没有亲身体验，对于“碳政治”的国际博弈还主要基于在他人格局中“讨历史公平”的立场。总体对于全局的历史演变和最新进展，还缺乏及时的跟进。这就造成了两个思维定势，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一个思维定势，是由于长期以来国际“气候变化”活跃运动组织的捆绑性宣传，人们将提高能源效率的“节能”产业、寻找可再生能源的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与建立在“碳科学”基础上的“低碳”在舆论中常结合在一起，将两者等同起来。其实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别，“低碳”运动的最后核心也并不落在这些具有价值的新产业上面。在“碳科学”萎缩的“后气候变化时代”，理清楚这些产业的定位和意义，显得十分迫切。
第二个思维定势，是对于西方“气候变化”活跃组织的性质认识不足，认为他们只是简单的“非政府组织”（NGO），从事的是“公益活动”。对于他们过去几十年间的操作手法、社会后果不熟悉，被公关手段所迷惑，看不清“绿色利益集团”（Big Green，其利益不一定以金钱利益形态表现）的存在和运作，更进一步陷入到这些集团所影响、控制的“碳科学”提供的筛选堆积的材料中去，难以从外面看清其整体机理。
这两个思维定势或认识不足，使得一些事情在一些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等社会核心力量看来就会感到很迷惑。例如，按照西方“气候变化”活跃分子的理论，高速铁路应当被吸纳入他们支持的范围之内，比亚迪的电动车也应当得到褒扬。但事实是，截止本文写作（2010年11月）时为止，英美舆论和国内受到影响的部分传媒，对于中国高速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节能革命采取的是围攻踩踏的态度，正面形象只在奥巴马用来激将美国人的演讲中略提一二二而已，对于比亚迪的电动汽车，也持基本相似的立场。其实这并不偶然，与国际“气候变化”活跃分子的思维有着逻辑上的一贯性。
在国际碳运动已经将中国作为重点目标操作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正对这种运动，提出“中国立场”。这个立场应当建立在严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就必须对于“碳运动”及其衍生物的历史沿袭有充分的了解。“碳运动”的基础“碳科学”、衍生物“碳政治”、“碳金融”看起来十分庞杂，了无头绪，其实构成主体并不复杂，有着强烈的内在逻辑联系。“中国立场”的核心，就是抓住“碳科学”、“碳政治”的轴心，抓住“碳金融”的实质，看透“碳运动”的本性，这样三者之间的交叉糅合，都将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