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似乎天生爱谋术，《三国演义》中谋士们的神机妙算、《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的出神入化常常让人们津津乐道。近年来，随着一本《货币战争》的风行，阴谋论席卷神州大地，包括不少公众人物在内的很多人纷纷用阴谋论来解读国际间的一些动向。
所谓的“阴谋”指的是背后、暗地里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从经济学上说是利用双方信息不对称来达到目的。而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及信息化社会的到来，阴谋成功的几率越来越低、实施的成本越来越高。
阴谋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清末的西方阴谋论跟现在的阴谋论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认为修铁路会“失我险阻，害我田庐，妨碍我风水”。 1876年中国的第一条营业性铁路上海吴淞铁路建成通车，但随后，清政府出银28.5万两赎回这条铁路并予以拆除。当时的这些行为现在看起来仍觉得既可笑又可恨，而在那个年代，上至朝庭下至黎民百姓却认为是一件涉及国家命运的大事。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但是人，世间万物，包括各种组织其天性都是趋利避害的，所有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公开的活动不容易达到目的时，人们往往就会转而使用背后的手段。与其他任何一种流行的观念一样，阴谋论在中国的盛行也一定有着特定的土壤。通过比较欧洲与中国的社会体制可以从中了解阴谋论为何在中国盛行。
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与发展历史，欧洲社会发展成为以权力分享与制约为基础的共和制政体。共和制的优点是决策与人才选拔比较公开透明。这样的机制一方面激励人们不断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决策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可有效减少决策失误。而其缺点是决策过程复杂、低效。
中国的地理位置与生存环境跟欧洲有很大不同，周边都是一些弱小的国家与民族，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外国一般构不成严重威胁。虽然也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问鼎天下的时候，但那都是在各朝代发展到后期国力衰竭的不正常时期。在正常状态下真正威胁皇帝地位的更可能是内部力量，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内统治上。由于缺少了外部威胁，中国历朝皇帝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中必然强化自己权力，形成君主高度专制的集权制政体。集权制度全仗各级官吏来维系，由此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官本位”制。在“官本位”制下社会资源向权力靠拢，掌握权力相当于掌握了财富分配权。在这样的分配机制激励下，人人都往科举路上挤，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应付如何能做官。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更愿意做官而不是去创新和创造财富。
封建高度集权制的必然结果是收紧对社会言论与行动自由的控制。集权制靠威权治国，下级要听从上级，全体臣民都要服从皇帝。下级与普通民众的言论自由与公开监督将动摇上级的权威性，影响社会稳定，这当然是封建最高统治阶层不愿看到的。
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治理体制对社会有着不同的激励效应。对于欧洲人来说，共和制在早期社会运作成本相当高，但不断的博弈使欧洲人渐渐学会降低运作成本。而共和制的优点是公开透明，这有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想得到社会认可、拥有更多财富只能老老实实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如果希望通过搞阴谋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成本将会很高而收益却很低。
但在中国封建集权制官僚社会里，一个人要光宗耀祖、飞黄腾达，最好的办法是攀附权贵或者成为权力系统中的一员。封建集权制下的中国是一种人治社会，一切由上级说了算，要得到更高收益必须想办法让上级满意。更多时候由于僧多粥少，为了争夺某一位置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能通过公开竞争来赢得自己的利益，只能通过背后的、见不得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要么结成利益同盟，要么争得你死我活，表面上还必须一脸笑意。处于支配地位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尽最大可能消灭潜在威胁；弱势方为了保护自己就尽可能低调，以显示对别人没有威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人的谦虚。而事实上谦虚是一种阴谋、一种麻痹对手以达到目的的手段。一旦目的达到，再谦虚下去也得不了太多好处时，谦虚者往往变得比谁都要自大，以此证明自己如何了得。这样的生存环境加上言论不自由导致的谣言四传，中国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充满阴谋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