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中国似乎事事不顺。国内是物价高企，房价越调越涨，交通越来越堵而城市病集中暴发，除此外更有通胀紧迫，人民币升值加速，整个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转型变革在即。与此同时，中面所面临的国际局势也是日益窘迫，外交屡屡受挫失势，既有围绕诺贝尔和平奖的口水大战，又有梵蒂冈的宗教互诘，还有朝鲜半岛的凶险暗斗，等等这些，几乎是一夜之间凭空而来，且一古脑倾泄到中国面前，其阵势就象突变的冰冻极寒暴雪一样，令中国难以应对而近乎捉襟见肘了。
从上个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到独立建国，到中国与联合国军决战于朝鲜，划三八线而治，再到中苏交恶，继而再度有中美建交，又有与越共翻脸，中国的国际步履和处境，实际上一直都显得孤独并艰辛着。这种状况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治显现开明，才使这一窘境稍获好转，然而89年政改风波，又再一次让中国陷入世界的孤立，直到21世纪方才得以恢复，更迈入WTO世界贸易俱乐部，启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全面进程。回顾这一揽子历史，稍有留心者并不难看出，中国这条自身发展与世界汇合并非大道坦然，反而总是不时显出某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晦涩，就连自己也有时失去自己的定位了。
中国何以如此？而又何以至此？这个被无数人问及过无数次的老问题之外，是不是还有着一个何必如此的新话题呢？抑或是，这种跌跌撞撞和摇摇摆摆的发展模式之后，究竟还有怎样的一个纠结始终存在于中国之喉，总是不断让人发出“斯人也有斯疾也”的失落感叹？
遥远的加勒比海之上，也有一个与中国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叫古巴的，继政治强人卡斯特罗之后的最高领导人劳尔，现在也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市场经济改革，这场改革中，让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劳尔发出的“要么改革，要么沉没”的口号。不难看出，今天的社会主义正在遭遇自1991年前苏联解体以来前所未有的整体困境，显然，这一困境也同样深深扼锁着东北亚的朝鲜。
无论是前苏联还是古巴或者越南抑或朝鲜，但凡社会主义，似乎都在其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惊人一致的封闭性。实施这一主义的各个国家与地区国情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缘特征也不同，然而却在意识理念上却如此同一，因此只有从这一特别的理论中寻找原因了。这种最初由空想的理想主义者们发想、由马克思们创立并首先由前苏联率先实践，其后输出并波及全球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其原教旨内核就是倡导绝决的阶级斗争理论，其社会主张的方法就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和消灭资产阶级。
一旦获建立了这一理论，或者以此理论来建设国家治理社会，无论是谁，大都免不了要施以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和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大集中和大垄断，并推行由一种意识形态统领全域的模式，这一原教旨特点，已在上半个世纪被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诸多事例所证明。然而对于一个越来越开放并融合的全球化世界，这种斗争理念与专统意识，则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更使社会主义国家受到来自理论自身的束缚。中国的社会主义原教旨在30年前走到了末路，迫使国家开始尝试率先在经济上实施转型，然而，这种仅仅解放经济而不解放禁锢的意识形态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既要进一步释放经济创造力与融入世界又要维持专统意识便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现实悖论，也成为当前中国整体经济社会意欲转型并获得可持续发展与内生动力的掣肘。大量事实表明，一当意识形态迟滞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步伐，社会瓶颈立显，也给时势带来飘摇不定的特殊姿式。在中国今天尚未完全开释的语境中，这种姿式被称为中国特色，正是这一特色，让中国在既富有繁荣气象的同时也背负起沉重的历史负担，同时日渐使中国自己都难以承受其重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就一直批判社会主义。他认为市场经济本身便具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和“自然秩序”，因而反对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他认为社会发展目标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个人发展目标的总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恰恰贬低并制约个人发展目标，因而限制了每个人天然的利己动力。加之计划经济中的集中决策没有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因此社会主义不可能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高效率。另外，社会主义由于强调对抗与消灭的革命性而违背人性，计划经济则导致政府集权，因此，社会主义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明确指出，当社会主义实行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时，官僚统治者就掌控了国家的全部资源和财产，民众就丧失了自主生产经营权利，进而丧失独立生存的能力，进而丧失了做人的尊严的基础条件，民众不得不受官僚统治者控制和摆布，将会被统治者摆布、压迫、奴役。在经过60多年之后的今天来看，哈耶克当时的批判是十分理性和到位的，而从实行社会主义方法的各个国家的实践证明，都确实不同程度存在官僚集权对民众的剥夺与奴役，也正是因为这种剥夺与奴役，使中国经济在长时间中一直都缺乏“内生动力”。
最近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中国经济社会未来五年提出了转型发展的指导纲领，列明了六项重点工作任务，而同时，一如过往的所有会议一样，这项新的指导思想之前仍然贯以了诸多传统意识形态作为前缀，显然，这种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因袭和依赖将中国意欲实施的“转型”之欲又大大抵消掉了。而在诸多领域，中国经济社会的变革与转型之所以艰难，甚至出现反复并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在很大程度上，皆因这种意识形态从中作祟。在这里，一个让每一个经历了30年变革的中国人都可以直接获得的教益是：当年深圳的改革试点也同样经历过这样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复，一面改革，一面倒退，一边是创新，另一边是复古，向前一步，后退二步，其结果，造成了社会的整体倒退。
我想，以中国之大和历史之广，思想与学术之丰厚，其实中国并不泛锐见和创新者，更不缺改革和发展的动力。小小一个冯仑尚能“野蛮生长”，一位乡村出身的陈光标也能站在中国第一慈善企业家的位置上，一个马化腾能折腾出腾迅QQ，一位英语小教师马云能做成中国第一大电子商务平台，这种解放思想和释放原动力的方法实在不在少数，而至为关键的则在于，“改变”我们陈旧的意识形态。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以及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时势中，中国应当及时并深刻反思到这一点，而中国的传媒介与思想界，也应当在强国论坛与环球时评之外作出在思想旗帜上更加鲜明和坚定的主张，如此，才不失为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华彩与魅力。再者，作为一个从传统无产阶级中站立起来并崛起于当今世界的政治领袖群英们，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政治家们，应切实看到今天与未来所需要的应早已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哲学而是民生为本与造福人类的伦理抱负，中国所有的实践应基于和谐社会发展
智慧，并使其成为人类21世纪共同发展文明中最灿烂光辉的一环。这是千秋大业，也是亿万福祉的根本，而倘若不是如此，那么，中国的将来，则很可能有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喀琉斯一样，他有着一切的强大与无敌，但也有一个最致命的足踵，一旦离开大地，就面临着失败的危险。
而所有这些话，只是作为一个公民，为2011的中国而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