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精通英语，粗通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因此我的职业生涯的副产品之一是翻译。（我自己说“精通”依据，是在英国给研究生用英文直接讲课，在联合国担任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工作职位，大概可以算了）

1980年代中期，参与外国文学所朋友组织的美国大作家JD 赛林格部分作品的翻译。

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几个同事一起翻译的匈牙利学者科尔奈教授Janos Kornai有关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走向自由经济之路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1992年在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

1993年，独立翻译的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名著《愤怒的葡萄》工作笔记，以《斯坦贝克日记选》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3年，为辽宁人民出版社翻译了Nasdaq市场操作技法的丛书中两个选题。照片是其中之一。

2009年，中英双语版《苗绣》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是英语版的翻译者。也就是说，这是将中文翻译为英文的工作，分文不取。这次为苗族文化做了一次文化志愿者。有吃翻译饭的，估计一辈子也不可能有机会把中文一本书翻译为英文。

职业生涯的另一副产品则是文化。

西部文化：

2000年，香港／纽约明镜出版社出版散文集《中国西部孤旅》。

2005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喀什噶尔的风》。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严格说来不算副产品，因为也关联到研究。

1997年天则经济研究所制度变迁案例，调研西北的水窖问题。

1999年参与九寨沟生态旅游调查，案例报告当年4月提交UNCSD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2004年，撰写《中国水危机》，承担自然之友梁从诫会长的委托。收入次年中国环境绿皮书。

集雨灌溉：扶贫、发展与生态环境－中国黄土高原和广西的实践，与广西王天广合作，收入《中国·可持续发展·实践》一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