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永远诠释不了教育
昨天的《光明日报》刊登了记者颜维琦的报道题目是：《冷观大学生和农民工起薪差距》。人民网教育频道转载这篇报道的时候用的题目是：《大学生农民工起薪差距缩小 造导弹不如卖茶蛋?》这个题目改得好，一目了然，基本概括了这篇报道讨论的核心问题。这篇报道起因是：“一则关于大学生和农民工起薪差距逐渐缩小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媒体热炒、网友风评，有忧虑者，有乐观者，有质疑者，也有抨击者，一时间各种声音充斥报端网络。”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读书还是就业，这账如何算？”记者一共引用了三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主任岳昌君。这篇报道没有教育家的视角，通篇数据都是国家相关的经济数据，因此这种讨论必定会没完没了，为啥中国的教育家不出来讲话？经济学家能够诠释得了教育问题？
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的工资预期不是教育家所应该关心的问题，有可能会很高，也有可能会很低，学历不应该和收入有一个对应相关的关系，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相关关系，决定收入高低的因素不只是一个学历问题，如果单纯以学历高低定收入，这个社会肯定有病。应该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纯从经济现象去诠释这个问题，经济学家的诠释往往是有害的。
教育是一个生活和社会的过程，教育的花费是消费，今日中国教育却成了家长对孩子未来的一种投资，这是完全是由经济学家诠释出来的教育。
被誉为中国高考之父汤敏就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建议恢复高考是很好的建议，汤敏先生直谏高校扩招中说：“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拉动内需的消费点。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元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元。”
通过收费办学是汤敏直谏的核心问题，然后在中国出现的是不仅是高等教育，几乎所有的教育都在试图通过收费拉动教育消费，这就是被人们批评的教育产业化。就连幼儿园的收费都跃居高校之上，教育成了是依靠收费发展的产业，而后发生的多收费、乱收费接踵而来，中国教育教育产业化思潮就始于这个直谏。
现在要说汤敏是教育产业化之父，他肯定不会认同，但是他的这个直谏不是教育家办大学的思路，是经济学家的思路，不能不说的是这个直谏对教育的负面影响是深刻的，中国出现教育产业化的现象确实与此有关。
不久之前我写了一篇：《高校太功利——“知识改变命运”误国误民 》，这篇文章是我读了纪宝成写讲话：《大学正沦为“职业养成所”——人大校长批评高校存在“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之后写的，纪宝成直击高校存在“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我觉得还不够，我认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教育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立法，改来改去目前却陷入这么一个境地——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却过分强调了市场经济的作用，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处理教育教育领域的公益性、公平性的问题，用人机制也是完全依照市场办法选择；当教育走出读书无用论，实际上又走进另一个极端——‘知识改变命运’的误区。”
站在经济角度去看教育永远读不懂：“读书还是就业，这账如何算”，也永远不会有答案，但是从教育家的视角看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教育是一个生活和社会过程；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事业，并不能把教育消费和学生的最终的职业与收入挂钩，教育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每一个人能不能够按照自己的个性、兴趣得到充分发展。
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先富和后富的问题，最终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在经济学家的诠释下中国要建立一个橄榄型的中产阶级社会。经济学家评价一个人是不是成功往往就三个条件：房子，车子，票子。经济学家要在中国建立橄榄型社会，这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空想，到头来就不断拉大了初次分配的差距。
经济学家从来就不考虑教育的公平，就所谓“教育券”远远看去很公平，它的鼻祖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典型的教育产业化产物。如果说今天教育公平是依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经济学家的功劳不能抹煞。所有的教育公平的立法就会在经济学家的手中被扭曲了，把中国教育公平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而教育部对此也莫衷一是。
这篇报道中引用蔡昉观点：大学生和农民工起薪“二者的差距缩小事实上印证了此前他关于我国已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即出现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
“刘易斯拐点”是一个经济学命题，仅仅是描述由农村往城市转移劳动力变化率的变化，用这个命题诠释劳动力市场是无可非议，用这个观点诠释“读书还是就业，这账如何算”肯定是南辕北辙。因为经济学家们并没有考虑过我们对每一个公民在受教育的机会上是不是做到公平？也不会去思考“农二代”受教育机会，更不会讨论我们的教育究竟应当怎样去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说：“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问题，但两个问题又交织在一起。正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质量不高或者不均衡，所以出现了不公平的问题。但是大家在谈论过程中很少讨论什么叫教育公平。我觉得教育公平有三个层次，最基本的层次是机会公平，让大家都有机会上学。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为每个公民都提供了均等的教育机会……”因此顾明远说：“最适合学生的教育就是最公平的教育”。顾明远的这段话换在经济学家用经济学原理诠释那么永远也不会有答案，因为经济学家分析一定就会把成本成本和报酬挂钩，而并不在乎培养出什么样子的人。
经济学家如果不去讨论教育原理，教育公平，仅仅从大学生和农民工起薪讨论教育，那么只会推动“知识改变命运”这个误国误民的命题。那么究竟是读书好还是不读书直接就业好，也就永远不会有答案——这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从文革到今天，读书无用论几度抬头，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虽然政治环境完全不一样，但是背离教育宗旨是一个相同的原因。今天教育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去预期学生未来的收入，因此经济学家永远诠释不了教育，教育也不应该有经济学家来诠释。关于教育问题，经济学家们还是歇歇吧，还是让教育家们去诠释。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