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大约不会意识到，有个人至今对他怀着隐秘的感谢之情，他的形象在这个人的心中也已几度变幻。这个人自然是我。现在，我和秦晋既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又是文学界的朋友，常有碰面机会。彼此的习性熟悉了，谁也不觉得谁特别神秘，谁也无须特别感谢谁。可是，十七年前不是这样。
    当时我在《中国摄影》杂志做编辑，僻处一隅，与文学界甚隔膜。那时的人大多并不以为摄影也算艺术。中文系毕业的我，更如是，遂与单位格格不入。发给我的照相机，镜头长了霉也不用，发的胶卷过了期，还想不起开封，人们笑道，把好东西发给这种人，等于添了个累赘。

    我一直暗暗做着文学梦，文坛愈凋零，我的梦愈强烈。1977年，文禁初开，我也文心萌动，偷着写点评论式的文字。那时文章大多署着写作班子的宏名，个人也有发表的，须得是大人物，像我这样三十来岁的无名小辈，还隔着行，要发表其实是没有指望的。但我还是不停地写，还是不停地投稿，等待奇迹发生。我经常冷不防就钻进传达室，乘无人时给报社杂志社打些毛遂自荐式的电话，问人家收到稿子没有，还需要什么稿子，态度恭谨得可怕，似乎编辑大人就站在面前。传达室的王大爷一定心存疑惑：自己办公室有电话，干嘛非到这里打，而且也不像谈恋爱？不过大爷修养好，从不过问，默默抽旱烟，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有一天，突然收到光明日报来信，不薄也不厚，不大像退稿，急急打开，竟是一份清样，同时附了一封毛笔正楷的信：“雷达学（我的本名）同志：您的大作《人民的心声》写得很好，我们准备刊用，现寄上小样，您看看有何修改，改后寄给我们，文章长了些，可稍作删节。何时发出，我们会通知您”，落款署名“秦晋”。我的狂喜是可以想象的。四千多字，发出要占半个版，会吓人一跳的，哪敢奢望？但一切似乎并不是梦，有信为证啊。秦晋？秦晋是什么人？能亲自处理这么伟大事情的人，我怎么没听说过？不知道是毛笔字看上去有点老气横秋，还是这名字古意盎然，我把秦晋想象成一位老先生。那时，秦晋在我心中是神圣的。
    见到秦晋本人，已是几年以后，好像是在人文社招待所古华的房间。在场的除了秦晋，还有冯立三。秦晋并不如我想象得那么高深莫测，也不老，比我略大一点——切切悬想着的人们的第一次会面，没有不是大出意外甚至大失所望的，只是有人说了出来，有人只在心中诧异罢了。他人倒很谦和，内向，客气中保持着距离，瘦的脸和有神的眼睛，很是平静，不大容易激动起来。他还记得处理我文章的事，只说“不错，不错”，就不再说什么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不大像文人，倒像个干练的、矜持的政工干部。后来证实我的揣测不妄，他当时是报社文艺部的党支部书记。那次，秦晋在我心中的印象是严谨而有些城府的。
    人跟人不理解时，就像两座沉默的山，各自肚里藏着什么，对方往往猜错，明明单纯者却被误为老练者，明明有天趣者却被误为古板者，明明活泼善良者却被误为轻薄浮滑者，一旦熟悉了，相知了，最初的印象就无影无踪，好像在和另一个人打交道了，而且，大家会像天上的流云，无意间就缠裹在一起，怎么开始的都茫无所记。在往后的日子里，对秦晋我总算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确有点不苟言笑，好像别人都有权利纵声大笑，他无此权利似的，因为他是那种从小做学生干部，不断被要求起到党团员模范作用的人，锋芒内敛、保持“恒温”，很少流露出个人的大悲大喜，言人，讲究方法；言事，恪守组织原则。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会觉得不过瘾，不好玩，但时间长了，又会觉得更靠得住。他的父亲叫秦力生，是我党高级干部，秦晋算得上正牌干部子弟，但他却从来不说，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们现在要夸一个干部子弟，总喜欢说他”不像“，我却认为秦晋很像，这一家庭背景在他身上的烙印是鲜明的。干部子弟也是多种多样，有一种人，由于家庭条件优越，轻易得到未经自身努力而得到的东西，若再加上父母的宽纵，的确愚顽，任性，骄矜，这种人的意志力往往往比较薄弱，应付生活变动的能力和对打击的承受力都比较差，顺利时看不出什么，一旦处于逆境，一旦离开家庭的护恃，便一筹莫展，像血液里灌了铅似的怠惰。但是，我也见过另外一种干部子弟，好像天然地继承了父辈的遗传基因，能吃苦，能忍耐，平常心，少虚荣，他们的家庭背景不但不是炫耀的资本，反倒是一种无形的重压，如果他的家庭几经盛衰荣枯，那么他就显得很成熟。有点儿压抑，但坚韧。在我看来，秦晋就属于后一种人。我有时觉得，作为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学生干部，作为干部子弟，秦晋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是颇富典型性的。这一代人的青春，是在大一统、革命化和个人崇拜中度过的，个性被挤压到最低限度，独立思考能力萎缩至极，有时可以完全不动脑筋地活着，因为一切有组织安排，个人无须选择和思考。这一代人比起前人和后人，都背着更为特殊，更为沉重的精神负担，弄不好就像《编辑部的故事》里的牛大姐之类；跟不上时代，跟不上潮流，几乎是大多数人注定了的命运。也许我稍稍好一些，因为学生时代我就是一个精神叛逆者，但秦晋恐怕就困难得多，他是那个年代管我们的干部啊。
    使我敬佩的是，面对新的大变革时代，秦晋没有蜷缩在僵化的硬壳里，也没有以僵化作为屏障来保持自身的那份自尊，或者像飘零的贵族子弟仅剩下家世的骄傲。也许，在言谈，举止，行为方式乃至性格特点上，他保留着旧日的外壳，看不出多少现代相，但在思想深处，岩浆奔涌，吐故纳新，观念革命，不断磨砺自己思想的剑，使之敏锐而锋利。身为编辑，他兢兢业业于编务，个人的写作不算很多，但就他历年发表的文章看，处处闪发着智慧的光彩。他能准确地捉住文坛上的新气象，言人之所未言，例如，散文在悄悄地变革，向着时代，向着生存，向着生命，向着人生的价值，向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向着寻找精神家园，进行大幅度的迁移，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一新鲜气息，大家又都一时不知怎么归纳，秦晋偏能理出个脉络，写出令人心折的长篇论文《论新散文现象》。又如，《文学生态学》、《吃饭与文学》、《足球与文学》等短章，思路奇特，思辨色彩浓郁，常从微观入手，发现的往往是大道理、大趋势；没有相当的哲学功底，写不出这种风格的文章。秦晋写文章，不凑热闹，不趋时髦，不是哪里人多往哪里扎，倒像每次讨论会，总是后发言，所发却与众不同，富于创见一样，哲学眼光常常使他和大家区别开来。这大约与他两次在中央党校进修有关。
    对于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来说，有无求知、求新、求真理的渴望，是能否保持生命活力和思想弹性的关键；倘若停滞了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对真理的追求，人很容易变得偏狭、平庸，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或以官气凌人，或以财气骄人，或以猜忌、是非、攻讦和无穷尽的自我表白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谁都有生命低潮或无聊、烦躁的时辰，但愿这种时辰间隔得愈长愈好。秦晋一旦发现感兴趣的问题，就有股钻到底的精神，甚至别人已经转移，他还在那里思考不休。1985年左右，我就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发表过一篇文章，里面涉及到历史与人性，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写完也就完了，注意力又转到其他问题上，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人却正在认真准备着与我商榷呢，而此人竟然就是秦晋。他的文章发表后，特打来电话，希望我好好看看，如有不同意见，还希望继续下去，可以反驳。我确以兴奋的心情读完了这篇显然做了充分准备，旁征博引的商榷文章，我更感动的是，秦晋所表现出来的罕见的执着。要是我们都有了这种执着，我们的学术面貌会好得多，到了近几年，这种执着就愈发渺茫难求了。
    五年前，各个新闻、文化单位的人事都有所变动，不知为什么，秦晋最早被免去职务，因而消息流传得最快，到后来几乎天天有变动，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但秦晋的免职，在熟人圈里毕竟是个新闻，当时我想，像秦晋这样较多传统价值观的人，能不能禁得起这一挫折，甚为担心。恰巧那几天有个聚会，我和秦晋分在一桌，大家问起他的近况，他回答得平静而自然，且毫无装出来的超脱，不像有的人，解释，辩白，激忿溢于言表，好似全世界苦难都降到他的头顶。夹菜时，他的手没有颤抖，斟酒时也未带翻杯子，交谈时并不语无伦次，这表现很让我起敬。虽然文人喜讲超脱，不少人也自己说自己超脱，实际情况是，口头上超脱易，行为上超脱难，理智上超脱易，潜意识超脱难；无直接利害超脱易，关乎切身利益超脱难，即使是看重长远价值者，未必能忍受当下一时的屈辱，超脱常常是离开规定情景以后的反思而已。秦晋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自己的荣辱得失，实为不易，他给我的印象，在经历了神圣，怀着城府，到亲切，执着，直至现在的淡泊明志，也许愈来愈接近了这个人的真实。
    1991年下半年，我到中央党校住校进修半年，据说那半年是党校对纪律要求最严苛的时期。我听说秦晋的家就住在党校里面，但一来学习紧张，二来党校太大，不好找人，更主要的是怕给人添麻烦，就没打算去找他。有天晚上散步回来，夜已很深，推开自己的房门，发现秦晋静静地坐等着我。他知道我来党校我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怎么能这么准确地找到我的房间，要知道，在党校找人是极难的，同一个省来的人不在一个支部，可能几个月见不上面。秦晋笑着说：“我是老学员了，当然知道怎么一下子找到你，你怎么连房门也不锁就出去了？”他坚持邀请我到他家作客。我想到党校每餐的豆腐的确把肠胃弄得太素了，就欣然应约，几天后到了他家。他家比我想象的要朴素，并不宽敞，他的妻子郑老师，是党校著名的德语教授，留学多年，却系着围裙亲自下厨，全家一派平民气氛。记得那天吃的是涮羊肉，喝的是人头马，秦晋喝得比我多。可怪就怪在，现在遇到饭局，秦晋捂住杯子滴酒不沾，声言他从不喝酒。这可把我弄糊涂了，明明当时他喝得很多嘛，可他又决不像说谎的人，真叫人疑惑难解，莫非我记错了？
    清晨我在党校跑步，天寒地冻的，有时会看见秦晋排队等班车进城上班。班车走得很早，回来得很晚，一去一整天，常常是，单位里的人都下班了，他还留在办公室，凑班车的钟点。他从未想过享受车接车送，很忍耐地很规律地生活着。他是资深的编辑，出色的评论家，但从无自负之色；他是干部子弟，学生时代还有段光荣历史，但从不觉得高人一等；他是文人，却无文人相轻的恶习，也无常见的醋意和嫉妒。这不就是一个有境界有操守的人么。他的品性值得我学习，我为我有这样的文友感到幸运。
                                       1994．8．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