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障民生”的强烈呼声中，谈论中国房地产业的金融属性，似乎是一个明显“非主流”的话题，但是，我们不能业不可忽视的是，房地产的金融属性真实地存在。
在我国，以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为主要依据，将房地产业作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其包括的内容分为三个子类：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物业管理业、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及其他房地产活动。而在国际产业分类标准体系中，特别是国际资本市场上最常用的产业分类标准GICS和GCS中，房地产与银行、保险是归于一类的。美国1997年推出的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也将房地产业归为金融业。上述产业分类说明，国际资本市场从来都是认可房地产业的金融属性的。
去年笔者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其核心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要从一元市场走向二元市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让一个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的全体公民都面对一个统一的、以商业定价原则为导向的房地产市场，这显然是一种公共管理职能的不作为，其实，这个问题的“被意识”早在十多年前，那时的北京就兴建了几个大型的经济适用房居住区，目前来看，这些大型社区的整体规划、建设标准等至今仍不落伍，也使得一大批的青年和低收入者受了益，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做法没有继续下来和发扬光大，个人认为，本质上还是一个财政的问题，当时的公共财政是否能够拿出这么多的资本来做这些事。
当前的情况跟十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城市商业住房价格的高企呈现加速的趋势，与普通阶层收入的差距明显拉大；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的成家立业观，使得我们的每一位哪怕是大学毕业一年的年轻人、也要求有购买住房的权利（这在日本、香港等地其实都是不现实的），这就是使得住房问题由经济问题转性为社会问题，政府不得不去面对。另一个方面，不可否认，近十年GDP的告诉增长，也使得财政积累逐步雄厚起来。在这两个基本面条件的驱使之下，中国选择效法新加坡和香港模式，积极推进房地产市场的二元结构的形成，即：以政府补贴、政府投资、成本定价的方式兴建公租房、经适房、限价房，为社会的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保障。从这一措施的用意上显然是好的，但中国是个总体人口基数比较大的、处在城市化快速进程中的国家，财政的力量显然难以支持如此巨大的“满足行动”，况且，这一基本需求满足之后，等这批人士的基本居住问题解决之后，随后的要求则是：我住的房子不够好、不够大怎么办？是否政府要向今天的家长对待孩子一样，从小学、中学、大学、留学，一直管到买房、结婚、生子、孙子上学…大家可以回忆以下60－70年代我们对于住房的要求是什么？现在年轻人结婚的住房标准是什么？政府一直满足下去，财政的力量是否足够，毕竟，财政是国家的钱袋子，不可能不兼顾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个住房问题。
在这样的前提下，在重视房地产市场的公共供应的同时，在某些宠物经济学家的完全没有市场意识和经济理性的建议下，把市场化的部分打压到没有生气的局面，显然也不是明智之举，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对此也非常不解： 而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化部分的科学、合理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房地产是什么的问题。
与其他产品不同，房地产产品有一个特殊的属性，就是金融属性，无视房地产的金融属性的行为，其实是可笑的、掩耳盗铃的行为，因为它确确实实的存在，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于制订房地产政策，以及由此对于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就回更加心中有数。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巨幅滑落，其杀伤力不亚于金融危机。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其金融属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市场的金融产品本来就非常匮乏，金融市场的监管相对严格，而金融创新明显缺乏。在这样的市场中，房地产责无旁贷地承担着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责任，在以下六个方面发挥着作用：
（一）是普通百姓的投资工具。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迅速增加，居民储蓄数额巨大，这只“笼中之虎”不能找到有效的释放途径，始终是中国金融系统的打问题，而从目前普通居民的投资手段来说，主要是股票、基金和存款。而众所周知，中国的股票市场不是一个有效市场，这个市场的波动幅度从6000多可以到1000多年，这显然不是普通百姓的承受范围；而存款利率在2008年的连续下调，导致存款的收益甚至与物价直属相抵之后事实上已经呈现负数，在这种情况下，居民选择投资于可见的房地产产品，即使不会大幅盈利，至少也不会向股市一样坐过山车、或者把个人变成上市公司研究专家而无心于工作。对于中国房市抄房族的宣传，其实是有些夸大，现实中的炒房组其实绝大多数不是这种情况，有的是个人改善居住条件、有的是孩子要入学、有的是接老人到城里安度晚年，在这样的动机的趋势下，很多人的理念是“不求房地产升值，只是因为它既可以住，还不会想股市一样“不靠谱儿”地狂跌，能保值就可以了”，对于这些百姓的朴素的投资需求，难道我们把她打下去就是正确的吗，难道就不应该让他们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吗？
（二）是抵抗通胀的重要手段。当前，我们已经无可置疑地进入了负利率时代，在当前的前提下，百姓辛苦积累的积蓄投资到房市可能非常尴尬，但放在银行，面临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缩水。当然，我们可以说，抵抗通胀有多种投资手段，但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股市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性的投资场所，投资美元？美元正面临着对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客观地看，投资房价适中的区域的房地产，显然至少是一个抵抗通胀的简单、易行的方案，这不是政府愿意看到的，但确是普通百姓的不得已而为之。
（三）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中国的特点是土地广阔，但城市的发展水平很不均衡，而要系统的改变城市的面貌，旧城改造、危房安置、道路修建、推进城镇化改造，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地方财政的现实是，根本无法保证上述投入，至今很多地区连教师、甚至公务员的工资都保证不了，而地方要发展，要加快城镇建设的过程，就要有钱、有资金投入。大型企业？他们不是上帝，不会去最需要钱的地方，只会去最可能赚钱的地方，怎么办，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以土地换发展，用土地的价值吸引企业进来，进行投资和建设，改善城市面貌，从这种意义上说，政府是用土地的使用权进行了融资用于城市建设，只要这种交易中不掺杂个人的利益，我认为本身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四）是银行贷款的主要对象。银行需要贷款才能赚钱，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但贷款给谁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房地产业务链条，为银行提供了三类客户，一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二是购房者，三是购房所带来的消费信贷。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贷款给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总体来说应当比贷款给其他类型的企业要小，因为房地产企业一般是以土地或项目进行抵押贷款的，在资产价格上涨的今天，这些质押物至少可以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不像一个高科技企业，几个亿的存货可能在半年内贬值90%。而从个人住房贷款来看，由于严格的资格审查、以及传统的信誉观，中国的住房贷款可能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贷款业务之一，这从商业银行的风险测试也可以看得出来。况且，中国的银行业也还没有将上述资产证券化，衍生风险更是子虚乌有，以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推理中国的商业银行应严控房地产贷款，纯属无知或无视中国的现实。
（五）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撑。“土地财政”的说法由来已久，很无奈。但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地方对于房地产及其周边产业的依赖仍然非常严重，某些地区，房地产的贡献已经占到当地GDP 的80-90%,没有了这个收入来源，地方又靠什么实现产业升级、实现城市建设？即使在发达国家，房地产占国民GDP的比重也在 %，是一个很大的比例。
（六）是企业摆脱困境的重要手段。回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多少国有企业，基本是依靠所谓的“腾笼换业”解决了生存和改革的问题。即便是我们的额上市公司，目前有相当多的企业也是涉足房地产业，利用房地产业所获得的利润补贴主业，继续维持主业的投入和品牌、研发。
（七）是社保、保险基本的投资平台。国民GDP的告诉增长，必然吧带来资产价值的增长，这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规律，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至少还有10年左右的稳定成长期，这一时期毫无疑问也使得房地产成为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的投资平台，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增加了手段。
（八）是加快社会资金流动速率的重要手段。近期的大蒜、绿豆等炒作现象的出现，使我们想起当年的君子兰、普洱茶的炒作，为什么最近几年这样的无理炒作杀了，因为资金有了合理的投资方向-房地产，限制房地产的投资又不能给予笼中虎一个合理的取向，必然导致这种无理炒作情况的再次出现，更加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充分认识房地产业的金融属性，对于管理层和房地产从业机构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既然其金融属性不可改变，就应当在充分考虑公共性产品供应的同时，允许房地产市场的价值回归和合理投资，而不是完全打击和杜绝投资。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有供应，一方面有投资的需求，就应当允许合理、合法的交易，而不应为舆论所“绑架”。我们可以去考察，我们的购房者的平均年龄现在是多少？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购房者平均年龄又是多少？这就可以回答，现在所要求能够买得起房的一族，是否经历了必要的个人/家庭积累的过程，这是判断这种要求是否合理的依据之一，我们这里有一个假设，就是政府是无法满足社会的全部需求的，一旦我们满足了，这种结果其实有时是荒谬的，比如北京的交通，北京市没有限制个人购车，但现在是420多万辆车，一跃成为全球最拥堵的城市，我们斥财政的巨大力量去满足这些需求之后，结果会是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因为资源的有限性，公共利益的某些方面将得不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