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并不好，自苏区开始，共产国际就长期不信任并压制、打击毛泽东，毛泽东能够重新取得领导地位，恰恰得益于红军在被迫长征后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据师哲回忆，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的第一句话也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这显然是在抱怨共产国际对他的长期不信任和压制。然而，事实上，毛泽东的崛起和最终成为中共领袖，却是跟共产国际对他的扶持分不开，毛泽东就是共产国际的宠儿。
苏区时期，毛泽东日子不好过跟临时中央从上海搬到中央苏区有关。1932年，长期坚守中心城市的中共临时中央一方面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一方面也是根据莫斯科的要求，陆续搬来江西中央苏区。区区一个瑞金县城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党的高级负责人，只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头衔的毛泽东的日子很快就变得不那么好过了。按照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国墨水，做惯了机关工作，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中央领导人，当然不会把靠钻山沟、打游击出来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们不仅听不进他的那些经验之谈，尤其是看不惯他固执己见、、轻易不肯妥协的个性。于是，本来在根据地握有实权的毛泽东，党、军、政三权依次被削，逐渐成了“光杆司令”。甚至，毛泽东再度称病告假，博古等人还是不甘心，试图借机将毛一脚踢开，送到苏联去“休养”。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向他伸出援手的却是共产国际。
1932年，毛泽东在军事方面兼任红军总政委，坚持随军行动，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指挥军队作战方面。然而，由于中共苏区中央局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均来自上海，习惯于根据莫斯科的原则指示，按照政治教条看待军事作战的方针问题，因此很快就与毛泽东避敌锋芒的游击防御战术思想发生了意见分歧。由于毛坚持己见，中央局多数人一致提议取消了毛泽东的军权，由周恩来接任了总政委一职。想不到，这一消息报给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又报给莫斯科后，结果不论是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还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央局的处理表示反对。1932年11月，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王明将此一争论专门上报苏共中央，请求给予指示。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详细研究了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形势之后，明确认为，尽管批评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应该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并取消其军权。莫斯科随后发给上海转往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明确提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他们还特别建议，中央局应当设法劝说帮助毛泽东赞成“进攻路线”，但不能因此把他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
当然，等莫斯科发来的裁决电报千里迢迢送达苏区中央局时，已经晚了几个月的时间，事情已经难以挽回了。但即使得知毛泽东已经称病离开前线，面对刚刚进入苏区的临时中央提议把毛泽东送来俄国“休养”的电报，莫斯科方面的态度仍旧十分明确。它先后致电临时中央，告诫他们：对毛泽东必须团结，第一要派专门的负责同志联络毛泽东；第二“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第三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来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莫斯科对毛泽东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莫斯科对毛泽东的重视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是因为毛泽东是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特别是在中央苏区具有很高的威信并已扎下很深的根基，轻率地处理毛泽东将不利于党和红军的团结。其二是因为毛泽东与临时中央的争论充其量只是军事策略的争论，而已经有多年成功指挥经验的毛泽东，无论如何要比那些只是有过纸上谈兵经历的领导人强。把毛泽东排除在外，对苏区军事斗争未必有利。因此，当临时中央明显地表现出排斥毛泽东的态度的同时，莫斯科却再度出面肯定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和指挥经验。
不单在军事上共产国际看好毛泽东，在政治上，共产国际对其的扶持也不遗余力。这集中体现在1933年底关于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改组政治局人事问题的酝酿上。当时，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均在酝酿之中，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最初显然想把毛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即人民委员会主席，连同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并取消。然而，经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审定之后，中共新的政治局成员名单中，毛泽东的名字仍旧赫然在目。而不论在莫斯科人们对此又进行了什么样的讨论，由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最后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不仅得以继续留在政治局中，而且还异乎寻常地又被提升为政治局的正式委员。结果，在1934年1月出现了一连串让人莫名其妙的现象：博古等不通知毛参加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却又不能不把毛“选”为政治局仅有的九名正式委员之一；中华苏维埃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尚未召开，五中全会上关于苏维埃运动的报告者就变成了张闻天；几天前毛在五中全会上才刚刚得到提升，几天后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却被免去了政府主席的职务，只剩下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
不特此也，就在瑞金这边博古等人把毛泽东的政府主席职务取掉的几乎同时，莫斯科那边王明却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现在已经在几百个县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宠爱又加的最集中体现是在其国际七大给毛泽东的定位。1934年10月，红军因战争失败，被迫撤出了江西苏区。这时，共产国际正在为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从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有关材料上看，莫斯科对于毛泽东的作用又有了新的提法。先是在为七大准备的相关文件里，继而是在苏联公开出版的报刊当中，莫斯科都开始把毛泽东称为“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考虑到莫斯科向来注重统一宣传口径，可知这是有特殊含义的。
果然，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尽管还没有谁知道中共中央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被补入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但毛泽东的名字却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与这两位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领导人并列的唯一一位中共领导人。应邀在大会上第一个致贺词的中国苏区的代表滕代远，按照中共代表团拟就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发言稿公开宣告：“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拉科西和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且保护和捍卫它，在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群众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