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国民党中有一位年轻的“元老”，此人叫冯自由。
早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六本《革命逸史》小册子，就出自他的手笔，他另外还有几部比较有名的历史著述，如《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华侨革命组织史话》、《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等，因此被看成是国民党正统的革命史家之一。实际上，冯自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家，他是记者出身，又是当年“革命”的亲历者，因此，所记、所述、所评，皆有出处或来源，章太炎尝谓“阿私之见少矣”，算是对他比较中肯的一个评价。
冯自由1882年出生在日本横滨，原名懋龙，字建华。后来之所以改名，据说是因为不满康有为对“自由”二字的反感。以台湾学者郑彦棻的具体述说：“康有为当时虽不在日本，事事都要干涉箝制，他不满梁启超的作法，迫使梁启超到檀香山，高等大同学校校务改派麦孟华代理。麦孟华对康有为唯命是听，他告诉学生：康先生对清议报上的言论，很不满意，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自由书》也表示不可再提‘自由’两字！‘独立’两字，也不可用，今后大家就用‘自立’两字代表罢……”彼时冯懋龙正在大同读书，听后十分激愤，当场起身表示从即日起改名为“自由”，“看谁敢侵犯我的自由”（以上参见1982年2月台湾《近代中国》第27期，“冯自由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郑彦棻的发言，页60）。
这一年冯自由十八岁，对他个人来说，这种“激愤”并不奇怪。早在四年前，也就是他十四岁那年，在孙文的鼓动下，即加入了“兴中会”，成为当时革命党人中最年轻的“同志”，同盟会成立时，他也是最早的加入者之一，人称“革命童子”。清末至民国，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人士最终水火不能相容，其中既有现实冲突，也有私人恩怨，但最根本的分歧还是在“革命或立宪”这个重大问题上。冯自由虽出生在日本，但自小熟读《三国演义》之类，孙文在横滨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对这位少年灌输自己的“革命理念”，孙氏即兴把“兴中会”比成汉朝的刘备和诸葛亮，满清政府便成了曹操、司马懿，他们发动革命欲驱逐满人，即同孔明六出祁山一样……因此，冯自由不满康有为的“保守”其来有自，之后不论是将自己的横滨寓所当作革命党“各方交通之枢纽”（冯自语），还是黄花冈一役在加拿大为起事筹措经费七万元，皆为“革命意识”之必然。再加上，祖父当年在老家南海因结交“红头贼”（即太平军）被官府逮捕系狱，庚死牢中，迫使其父愤然出走日本，这也是导致冯自由对清廷不满、入盟革命党的原因之一，惟志学年纪，就加入造反行列，未免太早了一点。
民国前九年，冯自由任香港《中国日报》驻东京记者，前后两年半时间。从他的系列报道中，可以看出他对革命以及康梁等人的不同态度。之后，继陈少白主持香港《中国日报》，成为他一生最突出的几年，只是动静较大，引起港府的不安，“警方多次传问调查，劝他自动离境”，这样才去了加拿大，留下妻子在香港，以照应来往的革命党人。冯自由在加国，与许多革命党人一样，加入洪门的致公堂，并成为里面的高级干部“草鞋”（将军）。至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冯自由作为“旅美华侨革命总代表”，孙文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被委任为总统府机要秘书，得到孙文的重用。旋即，孙文让位于实力派人物袁世凯，袁氏改任冯氏为临时稽勋局局长，这是一个闲差，主要工作是收集各地参加革命人士的事迹，分别稽核褒奖。大概也就是这个工作，使冯自由可以更多的接触到大量的历史文献或史料。二次革命发动时，冯自由以发还各省复查为由，预先将稽勋局收集的革命党人事迹档案，全部运到了上海，说起来，是为了防止“袁世凯利用这批资料搜捕革命人士”，实际上，也为他日后撰写历史著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所以，冯氏的历史著述除却意识形态的成分，基本上与史实相距不远，有可观的史料价值。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则让人意想不到。这位“革命童子”到了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竟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这件事源于前一年，适国民党改组，孙文提出联俄容共案，“冯自由力持反对，甚至到提案通过后，还发激烈反对言论”。孙文大怒，会后把冯自由等人狠狠教训了一番，并谓：若依俄国人的做法，你们应该被关起来（1982年2月台湾《近代中国》第27期，“冯自由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黄季陆的发言，页70）！至此，冯自由遭到国民党左翼人士的谴责和排挤，他一气之下，离开广东，去了上海。第二年，孙文病故，失去了这把保护伞，冯氏立即被开除了党籍，“使这位热心革命大业，奋斗了三十年的党中元老，十分痛心”。无奈之下，冯自由改营实业，转往东北开垦，至九一八事件发生，才回到上海。1933年，孙文的独子孙科当选立法院长，冯出任立法委员，其党籍才得以恢复。其间，冯自由应聘友人开设的“新新百货公司”任总经理，并利用业余时间把早年保存下来的史料，编著成《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这本革命史在当年出版时只有上、中两册，从结构上讲，必定还要有下册。然据台大教授杨家骆后来回忆，当年他曾经亲口问过冯自由，为何不继续出版下册？冯对他说：下册现在还不方便刊印。其中的原因，以冯自由当时的处境，不言自明。只是下册一直未见出版，十分可惜。
虽然当上立法委员，但冯自由在国民党内部已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后来成为台湾“国史馆”馆长的黄季陆这样说过：以冯自由的政治立场，“我们在西山会议中，都没有把他纳入，当时一般人觉得他沾不得，这是很不应该的心理，实在令冯先生受了极大的委屈”。1943年，冯自由从澳门来到重庆，被边缘化的滋味使他心有不甘。一天，他对杨家骆抱怨说：国史馆都不请我去做事。杨只好宽慰他：国史馆的委员都是由国民政府委员兼任的，你不是国府委员，如何能请你？这时，冯向扬家骆透露，说这两天蒋介石要召见他。这次见蒋，冯自由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能进国史馆做点事情，并说国史馆委员若一定得国府委员兼的话，自己也愿意参加国民政府。蒋给了冯自由一个面子，毕竟他是被公认的“革命史家”。不过，冯自由的这个“国府委员”只当了九十多天，就改聘为国策顾问了。
一个十四岁就跟着革命党夺江山的“党中元老”，在政治上的这番遭遇，说起来，未免有点凄然。晚年在台湾的冯自由，更加边缘，只与少数几位老友如吴敬恒、于右任、李煜瀛、张知本、马俊超、杨家骆等人交往，写点文章或诗，死的时候才七十七岁。其子冯成仁对父亲的评价是：性格刚直，对事情一旦决定，就会坚持到底。这种性格的人，难怪当年会与孙文闹翻，只是未被关起来而已。
刊于2010年11月28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 ，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