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总理的信
朱总理：
十年来，我一直在基层工作，深知农民的处境 ，深知他们的辛酸悲苦，也曾写了一些关于农民问题的材料。自朱先生任总理后，本想早一点写一些关于这类问题的材料供您参阅，但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对新申请成立的中国民主党的敌视态度以及打压，以致不想去碰钉子，可要是对农民权益被任意剥夺的事件视而不见，那将是一种罪过。
贵州册亨是一个二十万人口的贫穷落后的民族县，属重点扶贫县。大约在96年，世界银行给该县发放至少有数百万元扶贫贷款（不包括此前的世行造林款和修建校舍的希望工程款）。当时这些世行款很少发放到农户手中，更不用说这些款项给农民带来什么经济效益。
不知道省级、地区（州）级官员是否已贪污挪用这些款项，县级、乡镇级的许多官员、干部却都与贪污挪用这些款项有关。有的拿去入股搞什么“扶贫加油站”，有的拿去开金矿，有的拿去开宾馆酒楼，有的拿去做生意，也有一些请村、组干部作为‘蓄金会’资金代为放高利，利息即提高十几倍（世行款月利息2—3‰，而高利的月利息为50‰）。这些钱属于个人或小集体贪污挪用，一旦上级检查，其本金有望能收回；可有一些资金已被一些官员干部“合理”地瓜分了。
当地政府用这些资金搞项目、搞工程，如‘西蕃莲基地’、‘麻竹工程’等，投资上百万元，没多久，钱被分光，项目、工程即倒闭，利没有，本也丢了。承担责任的是政府而非个人，既然是政府“集体”决策失误，也就没有人来还钱。不仅仅是这笔世行贷款，96年以前的许多扶贫资金也被以类似的手段侵吞掉。
世行官员要在99年10月初到该县检查。为防止出现纰漏，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应付检查的各项工作。
县级以及七个扶贫乡镇的官员干部们先搞假报表，编造世行贷款发放册，他们也临时筹措少额资金，把本该在96年发放的世行款项拖了三年多，直到99年7月才发放其中的一小部分。由于能发放的数额有限，他们就把农民原来从农行所贷的种植、养殖小额贷款协议书收回，重新发给证书，把农行的贷款改为“中国西南地区世行扶贫项目”，发证日期提前三年，改为96年7月。
除了改动发证日期，贷款数额也改动，如板年、龙井、邑院等村，农户得到的贷款只有1000元，证书上却填有2000元；在弄平村，情形更恶劣，如第225号证书上，农户贷款1000元，而上面却填有化肥68元，养牛贷款2000元，养羊贷款4000元，共贷6068元；还有一些农户一分钱没有到手，乡镇报表上却有×××农户贷款6000元……
一位农户说：“上面村子有一家只贷1000元，证书上填有一万元”。弄平村证书上有“化肥68元”，本来是镇政府几年前曾答应农户搞坡改梯每亩补助175元，后来不管是几亩，每户只补助一包化肥，现在又把这包化肥当成世行贷款。证书上所填数额与实际贷款数额不相符，经办的乡镇干部就说：“过几天就给你们补齐”，补齐的可能性极小，还贷的时候是否会出现一连串的问题，现在不得而知。
农户们很忧虑，“他们哪时候说过真话，前几年赊销款时，有许多人不得那些赊销棉布照样被拉牛拉马”。92-93年基层政府在讨还80年代中期的棉布赊销款项时出现的混乱以及采用的那些恶劣讨债手段使老百性记忆犹新。
乡镇干部除了下村发放证书，还给农户发“世行项目农户”牌子，要农户把牌子挂在门上，如板年、者王、冗贝等公路沿线及弄平、龙井、邑院等民族村被定为“全覆盖扶贫”，也即每一家农户都是扶贫对象，都要发给牌子，可事实上除了龙井、邑院外，每个村都只有少数农户得到贷款。得不到贷款的农户们，有些拒绝收下那块牌子，有些勉强挂上，有些等乡镇干部走后就扔掉，有些稍具点反抗精神的农民干脆把牌子钉挂在国道线旁的树上（如冗贝村），畜牧局局长立即带领一帮人驱车前去一块一块拔掉。
世行官员来之前一个星期，县、乡、镇级官员干部及派出所、联防队到各村宣传又恐吓。他们先允诺一些村组干部要给这些村组干部发贷款，然后让这些干部带他们做农户的思想工作，又对农民说：“贷款以后会补齐”，“谁乱说话，一切后果自负”，“乱说的是要犯法的”……在弄平、龙井、邑院等少数民族村，“要是上级问话时，你们不准讲汉活，只能讲布依话，由乡镇干部代你们翻译”……
龙井、邑院是重点检查的民族村。几天以前，派出所、联防队先打头阵、到村里去哄去吓；然后乡镇干部、县级官员又去，并把乡机关十几个年青小伙分在两个村留下来“蹲点”；当世行官员去检查时突然有年轻人冒出来充当主人的“儿子”，替主人翻译，替他们的“父母”回答世行官员的问话。
至于那些“实际成果”， 有些把乡机关刚举办婚礼的那些嫁妆抬到农户家，“这是我们一家用世行贷款养羊养牛，赚钱后买得这些家具”；更为奇特的是，他们还花钱请一些村民在头上套上编织袋，到远处山上灌木丛中摇动树枝，解说员就对世行官员说：“您们看啊！那些山上都有羊群在吃树叶呢”——[倘若世行官员手上有望远镜，那不是露馅了吗？]。农民自己养的鸡鸭、喂的牛马、栽的山林，那绝不能错过，毫无疑问都被挂上“世行项目成果”。
世行官员及越南观摩团下乡检查与观摩，总算没有露出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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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宾馆向前延伸200米的宽阔街道——‘云鹤商场’是农民赶集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也是中午之前的菜市。6日逢赶集日，这一条街却空荡荡，赶集的农民全被赶到别的地方。那几天，云鹤商场也没有人，一是为了让道，二是当世行官员路过时唯恐穷苦百姓会影响市容，三是担心个别百姓不顾生命危险胆敢泄露“机密”。
几天来，县、乡镇的头头们一直绷紧着脸，直到送别宴会时才松了一口气。不知那些高鼻子是否已溴出被愚弄的气味。尽管吹着大号，身着民族服装的少女排着长龙迎接[可惜世行款已被用尽，没有钱来买红地毯。]，就象迎接外国元首；宴会上又不停地夹菜敬酒，“谢谢！！”“谢谢！！”“三口！！！”“三口！！！”不绝于耳。可是在本地转播的送别宴会晚间新闻上，世行官员却没有多少笑容。他们给的钱被糟蹋了，能有笑容吗？
终于把他们送走，国格丢了，人格也丢了。那些捞了钱的人用人格去换倒没什么不合算，可一分不沾的年青小伙们却要去认“爹”认“娘”；最可怜的是那些农民，他们的权利被剥夺，却身不由已地在调查真相的世行官员面前遵照剥夺他们权利的人的旨意撒谎、陪笑脸，悲哀啊！多少年来，中国人的人格向来已被扭曲习惯了。
越南观摩团到中国来学到什么呢？学到的只是怎样贪污挪用国家的扶贫资金，怎样瓜分世行贷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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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一个党，或者无党无派，只要是有社会责任感，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国强盛，都希望最大多数人能获得最大幸福。实现这一目标所应该走的路可能会有分歧，但反腐败是必经之路。如果反腐败只是惩治几个小兵而保全那些大将，世行款、扶贫资金的发放将是在填无底洞。
农民主要关心的并不是一党制或多党制，关心的是他们的饭碗，关心的是其生存权、经济发展权。因此，希望总理先生能敦促有关部门对册亨贪污挪用世行扶贫资金进行彻底调查及处理。
此致
韦登忠
99年10月于册亨
抄送：
贵州省政府 贵州省委 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