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名家当责编——《成都故事》讲演提纲
龚明德
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共有二十六个年头，先后为章克标、巴金、流沙河、姜德明、董桥、张放、罗强烈、李一清、张阿泉以及凌叔华、林徽因等名家的图书做责任编辑的工作。这个名单，用“以及”把十一个人隔开了，前九个人都是我给他们的图书当责编的时候他们还健在的人。其实，前九个人的顺序是按照我的记忆依他们的年岁大小排列的，也只有章克标一个人去世了。后两个人，我给她们当责编时，是已经去世了的作家。
我今天就和大家说说我给这些名家当责编的一些经过和体会。
什么人才能被称为名家？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我自己做出的定义，就是：不需要经过介绍，人人至少是圈内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其主要事迹的这个人，就是名家。
我列出的十一个人的名单，关心文学的读者大多都会知道他们的著作。如果再铁杆“粉丝”一些，或许在这些读者的书架中，随手就能抽出这十一个人的著作来。
章克标列在第一名，是因为我给他担任责编重版他的代表作《文坛登龙术》时，他已经是一百多岁的老人了。章克标是不用介绍的，鲁迅的著名文章多次提到他，无疑就是广而告之了。
接下来的巴金，我们四川尤其是我们成都，估计是家喻户晓的。巴金的第一部书信集、回忆巴金的第一部个人文集、巴金的截至当今唯一的一部大型年谱、巴金一百岁生日之前的一部百万字的《巴金的一个世纪》、巴金去世后第一部也是截至当今唯一的一部故乡人回忆巴金的文集等等都是我一人独立担任责编工作的。由于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不断地组织出版巴金和有关巴金的图书，社内甚至有一个大学毕业好多年的女性中层干部当面问我：“龚老师，巴金是你的什么亲戚？”
流沙河，更是不用介绍了。他几乎是我们成都文人的骄傲之一，我的记忆中流沙河好像被成都市民评选为杜甫草堂的形象代言人。我是流沙河的后辈，我是从流沙河的读者升华为他的责任编辑的。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曾严肃地对所有当时的所有领导包括社长、副社长和中层干部讲过一句“经典”建议，我说：“流沙河在我们四川出版界应该享受的图书出版待遇，至少应该等同于孙犁在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所享受的待遇。”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不管流沙河写了什么，只要够出一本书了，我们就要及时地印出来。于是，我从那时起就开始了“流沙河专门责编”的美好编辑生涯。可惜好景不长，当我申报流沙河深受读者广为欢迎的《Y先生语录》时遭到了抵制，一位现在已经垮台了年轻副社长甚至无知到要流沙河自费出版这书。不过，即便现在，我虽然离开了出版界，也仍然在给流沙河的新写著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编辑工作，比如近三年给合肥、青岛和北京的出版社担任他们所出流沙河著作的特约或实际特约编辑。
李一清现在是四川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是省政协委员。但是我连夜跑到一座山半山腰的西充县文化馆向他组编他的处女小说集《山杠爷》时，他还是一家人温饱都不能保证的基层作者！我担任了李一清的两部著述的责任编辑，因为李一清走红了，他的第三部我通看过的长篇小说被当时的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一个副社长后为正社长前年已经垮台了的某某背着我拿走由他自己担任责编了。
……
其实，我列出的名家十一人之外，连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三位即阿来的《尘埃落定》、熊召政的《张居正》和王火的封笔之作《东方阴影》实际上也是我逐字逐标点地做了全部文字处理的，我才是这些书的真正的责任编辑。
或许有人问：“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北京的皇家文艺出版社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怎么会是成都的龚明德担任责编呢？”这就得听我来“摆龙门阵”了。
龚明德
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共有二十六个年头，先后为章克标、巴金、流沙河、姜德明、董桥、张放、罗强烈、李一清、张阿泉以及凌叔华、林徽因等名家的图书做责任编辑的工作。这个名单，用“以及”把十一个人隔开了，前九个人都是我给他们的图书当责编的时候他们还健在的人。其实，前九个人的顺序是按照我的记忆依他们的年岁大小排列的，也只有章克标一个人去世了。后两个人，我给她们当责编时，是已经去世了的作家。
我今天就和大家说说我给这些名家当责编的一些经过和体会。
什么人才能被称为名家？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我自己做出的定义，就是：不需要经过介绍，人人至少是圈内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其主要事迹的这个人，就是名家。
我列出的十一个人的名单，关心文学的读者大多都会知道他们的著作。如果再铁杆“粉丝”一些，或许在这些读者的书架中，随手就能抽出这十一个人的著作来。
章克标列在第一名，是因为我给他担任责编重版他的代表作《文坛登龙术》时，他已经是一百多岁的老人了。章克标是不用介绍的，鲁迅的著名文章多次提到他，无疑就是广而告之了。
接下来的巴金，我们四川尤其是我们成都，估计是家喻户晓的。巴金的第一部书信集、回忆巴金的第一部个人文集、巴金的截至当今唯一的一部大型年谱、巴金一百岁生日之前的一部百万字的《巴金的一个世纪》、巴金去世后第一部也是截至当今唯一的一部故乡人回忆巴金的文集等等都是我一人独立担任责编工作的。由于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不断地组织出版巴金和有关巴金的图书，社内甚至有一个大学毕业好多年的女性中层干部当面问我：“龚老师，巴金是你的什么亲戚？”
流沙河，更是不用介绍了。他几乎是我们成都文人的骄傲之一，我的记忆中流沙河好像被成都市民评选为杜甫草堂的形象代言人。我是流沙河的后辈，我是从流沙河的读者升华为他的责任编辑的。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曾严肃地对所有当时的所有领导包括社长、副社长和中层干部讲过一句“经典”建议，我说：“流沙河在我们四川出版界应该享受的图书出版待遇，至少应该等同于孙犁在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所享受的待遇。”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不管流沙河写了什么，只要够出一本书了，我们就要及时地印出来。于是，我从那时起就开始了“流沙河专门责编”的美好编辑生涯。可惜好景不长，当我申报流沙河深受读者广为欢迎的《Y先生语录》时遭到了抵制，一位现在已经垮台了年轻副社长甚至无知到要流沙河自费出版这书。不过，即便现在，我虽然离开了出版界，也仍然在给流沙河的新写著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编辑工作，比如近三年给合肥、青岛和北京的出版社担任他们所出流沙河著作的特约或实际特约编辑。
李一清现在是四川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是省政协委员。但是我连夜跑到一座山半山腰的西充县文化馆向他组编他的处女小说集《山杠爷》时，他还是一家人温饱都不能保证的基层作者！我担任了李一清的两部著述的责任编辑，因为李一清走红了，他的第三部我通看过的长篇小说被当时的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一个副社长后为正社长前年已经垮台了的某某背着我拿走由他自己担任责编了。
……
其实，我列出的名家十一人之外，连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三位即阿来的《尘埃落定》、熊召政的《张居正》和王火的封笔之作《东方阴影》实际上也是我逐字逐标点地做了全部文字处理的，我才是这些书的真正的责任编辑。
或许有人问：“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北京的皇家文艺出版社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怎么会是成都的龚明德担任责编呢？”这就得听我来“摆龙门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