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和开发，需要“新思维”，我结合20年来具体实践中的数据和个案，对“新思维”做了较为细致的论述。11月9日，《世界新闻报》对我做了专访，这是专访的一部分《遗产开发需要新思维》。

   八达岭岔道古城，是明嘉靖年间在元代城堡基础上修筑的驿站兵营

   山海关古城夜景，古城开发，既缓解了庞大客流对长城墙体的破坏，又刺激了当地的消费，实现保护和开发的双赢。

    谈及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很容易被误为站在保护的对立面，这与我国文化遗产地并不令人满意的开发现状不无关系。文化遗产地应该如何科学地开发，人文学者裴钰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急需“输血”的事业

     “我们不能把保护和开发孤立起来，如果没有利用实际上是保护不好的，这一点是有数据为证的。”裴钰说。

    甘肃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2处，省级保护单位446处，市县级保护单位2950处，各种不可移动文物13284处，但甘肃全省的文物保护费用是100万元，平均每个文物点每年只有292.5元。“如果只讲保护不讲开发，实际上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进行保护。”

    再以秦始皇陵和兵马俑为例。1999年，陕西旅游集团公司成立，从营业收入中向文物部门提供了3000万的文保费，是过去陕西省政府文保拨款的2倍。华清池在开发前的政府拨款经费每年10万，开发后集团投入每年400万。

    我国的文物管理是属地管理，地方财政往往拿不出文物保护所需的大笔经费，而文物保护本身又是一项费钱的事业。裴钰说，“比如丹东修复虎地长城，1000多米花费2000多万元。如果我们把明长城都修复的话，总费用需1000多亿，探月一期工程的投资才只有14个亿。”

    从秦陵的实例可以看出，真正的文物保护需要以深度利用为支撑。裴钰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民生的发展是第一位的，文化遗产的利用也要紧紧服务于区域发展和利用，兼顾周边社区村镇的发展。”

    长城是“墙”还是“城”

     深度文化旅游和区域开发，是裴钰始终强调的两点。他认为，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不一样。文物要搞实体保护，而文化遗产保护的是文化系统，除了实体的遗产形式如建筑群，还有非实体的文化遗产，比如世界遗产地故宫的皇家礼俗文化。“对待城镇、建筑群和人类工程遗址等，需要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进行文化系统的保护，搞区域开发。”

    裴钰认为，文化遗产只有产业开发，才是可持续的、安全的和有利于保护的，也是真正惠及民生的。

    丽江模式就是典型的区域开发。丽江古城是文化核心区，丽江新城为营利区，此外还有服务区如商贸街、停车场和宾馆等接待设施。”丽江每年创造GDP84.82亿，其中社会服务业的增加值是38.34亿，对GDP的贡献是43.9%。“丽江文化旅游对地方经济发展有极大的刺激作用。”2008年到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最厉害的时期，丽江的境外游客增幅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裴钰将文化遗产地较成熟的区域开发模式分成两种，一是丽江模式，包括平遥和凤凰等古城。二是国家大遗址公园的模式，如今年计划开放的西安秦陵国家遗址公园。在兵马俑博物馆等观光物之外，周边建设有大量住宿、观光区，必将带动区域内旅游会展业和节庆休闲的发展。

    裴钰还特别提到了文化遗产地开发中的转型模式，即由博物馆模式向古城镇区域开发转型的模式，如山海关长城和八达岭长城。“以前我们保护长城是按照‘墙’来保护的，我认为长城不是墙，必须搞城镇开发。”长城边塞过去有马市，住宿和办公场所，是一个边镇的概念。近年来开发的山海关古城和八达岭岔道古城，在城中可购物、休闲和住宿，长城成为真正的城。

　　从观光游到休闲游

    许多文化遗产每年承受着数以千万计的游客压力，却并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总是给游客浮光掠影的草率之感。“对世界遗产地，我一直认为，文化旅游应该分层次错位发展。”裴钰说，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就要打造高端的文化旅游产品和高端的服务业，由观光旅游转化为休闲度假旅游。

    “过去的旅游产品都是观光旅游产品，景区管理者希望人越多越好，不会顾及游客的体验。门票收入是景区的刚性收入，景区管理者们希望游客像一群羊一样，来了就走。”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提供一种休闲度假式的旅游产品。”区域开发不是景区开发，不只是让游客看，还要让他们住下，体验民俗民情。

    理想的文化遗产地应当有保护完好的街区，有许多原住民和传承有续的少数民族风俗。背包客手拿一份旅游地图，数日盘桓，旅游的文化深度就有了。
    本报记者/傅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