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根本趋势，其已远远超出经济范畴，正在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制造的十年，第二个十年是大宗商品的十年，大宗商品是继“中国制造”后，中国影响世界的一个重要的领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领域的影响也日益显著。中国应抓住这一大好契机，努力在该领域谋求定价话语权，同时也只有中国拥有了大宗商品定价权，才能充分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容纳及消费能力，更好地调配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资源，为全球化增添新的动力。

　　全球化、“中国制造”与大宗商品三者之间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全球化为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提供了条件与环境，为“中国制造”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可能；为了满足迅速发展的制造业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中国对大宗商品原材料的进口及消费不断增加，为其在大宗商品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最后，中国为全球大宗商品消费、生产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反过来又促进了大宗商品及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例如在能源化工领域，中国消费了全球40%的煤、10%的原油以及48%的PTA，在矿产金属领域，中国消费了全球50%的铁矿石、24%的精炼铜、24%的精炼镍以及40%的原铝，在大宗农产品领域，中国消费了全球22%的大豆、20%的玉米以及47%的棉花。与此同时，对多种大宗商品需求和消费的增加，反过来进一步支撑并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乃至经济全球化进程。例如，中国钢铁产量占世界钢铁市场的50%，2009年出口钢铁2464万吨，位居世界第二；中国铜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0%，需求占全球需求的25%，2009年出口铜材52.8万吨，为全球第二大铜生产国；2009年我国塑料总产量达到4479万吨，出口2231万吨，消费量占全球消费量的25%，为全球最大的PTA及塑料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可以说，中国成为全球大宗商品的消费及生产中心是推进全球化的新动力。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走向要把中国因素作为风向标，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掀起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轩然大波。

　　此外，随着我国在大宗商品产业链（如原料、制造、物流、仓储等环节）的全球布局越来越专业化，全球化也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其中之一便是不同产业在区域空间上的集聚，例如中国的温州鞋城、义乌小商品城、中关村高技术、寿光蔬菜等，都是全球最大的产业集聚地。正是由于制造业的高度集中，使得中国对原材料、物流、仓储的需求越来越对世界大宗商品产生革命性的影响。随着“中国制造”的发展，中国成为大宗商品最大的消费国，也带动中国一些具备先天条件的港口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大宗商品现货中心，比如宁波舟山港、秦皇岛港、曹妃甸、黄华等，同时还带动中国与大宗商品相关的金融、物流等相关行业的重大变革。

　　中国在大宗商品领域的影响力通过全球化的力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每当一种战略大宗商品出现中国时刻，即中国对该种产品由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全球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版图都会经历一番重大转变，如我国是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及消费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及出口国，这使得全球铁矿石市场及价格中心由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欧美转移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中国在大豆及玉米领域由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之后同样带动了相关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扬……中国因素在大宗商品领域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然而，伴随“中国时刻”到来的也并不是中国在大宗商品领域话语权的增强，而是“中国一买就涨价，中国一卖就降价”的怪圈，部分中国需要的战略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已被国外各个行业的巨头所垄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铁矿石、石油、煤炭及大豆。

　　中国在2000年成为铁矿石净进口国，并于2003年迅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我国消费了全球一半的铁矿石，但铁矿石的供给及定价权却完全掌控在必和必拓、必拓以及淡水河谷手中。丧失了铁矿石的价格话语权，使我国钢企承担了更大的市场风险，仅因价格波动每年我国钢铁行业的损失就多达逾600亿美元。

　　20年以前，中国是东亚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当时整个亚洲的石油定价权都唯中国马首是瞻，但随着1993年后中国一直维持着石油净进口国地位，我们在国际石油定价权谈判桌上的声音也越来越小。现在，虽然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但国际石油的价格中心并不在亚洲，而是被牢牢掌控在以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和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为中心的欧美市场。

　　去年我国全年净进口煤炭超亿吨。受国家资源整合、关停中小煤矿政策影响，中国转向进口煤炭的趋势将会继续。由于中国的庞大需求，煤炭价格也一路看涨。众多的国际巨头例如必和必拓、斯特拉达、嘉能可、英美资源等等，正在展开一场满足中国煤炭市场需求的角逐，以期在中国市场多分一杯羹，然而也有众多专家学者担心煤炭将会步铁矿石的后尘。

　　1996年中国成为大豆的净进口国，并且现在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国。但是，由于美国垄断了世界大豆出口市场90%以上的贸易份额，且整个大豆的产业链、价值链差不多都控制在以ABCD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手中（即世界四大粮商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人们根据他们英文名的第一个字母称他们为ABCD），决定着世界大豆市场的价格走向，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成为大多数大豆贸易的基准价格，所以中国只能被动地作为价格接受者。

　　因此，为使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发展，就必须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而且此次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卓越表现及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提振作用获得了国际广泛认可，这也正是我们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最佳契机。

　　要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我们现在首先要明确中国在哪些细分领域有希望获得成功。

　　在我看来，镍和铜这两个领域是可以重点发展的，因为现在国内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定价机制，同时也开始影响了国际的价格，中国因素在国际定价谈判桌上已经占据一席之地。另外稀土也是亟需要争夺定价权的领域。中国是世界稀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是并没有成为全球的定价中心，随着稀土在高新技术应用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稀土定价权是最有利的争夺点。此外，今年铁矿石长协机制瓦解，以宝钢为首的钢铁企业靠长协和现货市场的差价来赚取巨大利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正是中国谋求铁矿石定价权的最好时机，中国一定能够依托国内庞大的铁矿石需求，形成一个有全球话语权的铁矿石现货市场。2009年以来，中国煤炭进出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原来的净出口国转变成净进口国，这个历史性的转变，也正预示着煤炭定价权将重新洗牌，中国也是最有利的争夺者。从长期来看，农产品和类似橡胶、乙烯这样的二次能源商品，也是可以选择的重点领域。但是，在石油和天然气上很难谋求话语权，这是由于国家发改委直接决定价格，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纵观世界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也都是掺杂着太多的政治因素。

　　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要有意识地进行区域布局的引导和建设，提高产业集中度，进行资源整合。另一方面，金融机构急切需要改革创新，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改变单一的盈利模式，可以依靠输出原生金融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赚钱，还可以依靠发展全球化的交易所赚钱。在全球金融行业中，针对大宗商品这一块的金融服务一直是世界上主要银行利润最稳定，也是竞争最激烈的细分市场。现在，国外针对大宗商品的一系列的金融衍生服务已经非常成熟，也非常发达。他们能够为客户提供从采购付款、海上运输的贸易融资再到中国保税区的仓储融资一条龙的服务。而这些银行的客户只要在需要现货的时候把货款汇给这些银行，他们就能够从保税区直接拿到货源。也就是说，在整个供应链上，前面95%的流程银行都给解决了，大宗商品贸易商只要最后的5%和销售有关的环节用自己的资金来周转就可以。这意味着他们运营资金周转速度是飞快的，这对于大宗商品的经营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国内银行由于不能参与期货交易，在大宗商品的质押融资这一块基本上还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

　　可以说，谁掌握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谁就掌握了该领域产业链的利润分配。未来中国企业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将是一个重大的命题。从长远来看，未来十年是大宗商品唱主角的十年，并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全球大宗商品将进入运营时代，我相信会出现一大批的各个领域的不同的运营商。这些运营商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并且具备全球化的思维，具备在某个商品上主动的在全球范围内调配、配置资源的能力，并且能对价格形成机制产生关键的影响。而贸易商和运营商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站在中国的立场看世界，只关注买和卖，只关注差价，就是普通的进出口商，是被动的市场参与者，是比全球化水平低一级的企业；而运营商则是站在全球的立场看世界，关注不同区域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是在不同市场的落差之间创造商业价值的企业，是主动的市场参与者，也是全球化背景下高端的商业组织。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正在经历着一次深刻的转型，从原来的被动加工者转型为世界资源的主动调配者。在这个过渡过程中，中国现在在制造方面要走创新之路，在大宗商品领域只能走谋求定价权之路。下一个十年，中国将在大宗商品领域诞生本土的世界级企业，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经编辑已发表于《中国经贸》2010年10月刊，题为《中国应该抓住时机 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