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殷宝林之争：官本位、民本位之争
背景——主持人：广州亚运开幕，中国队凯歌高奏，金牌总数一路领先。可与此同时，新华社记者杨明著文，对金牌总数的增长表示了隐忧。他认为，当前中国在亚洲一家独大并非好事，这一方面会导致亚洲体育失衡。随后，马上又有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针对新华社观点，提出了一连串的反驳：竞技体育争金牌有什么错？竞技体育争金牌和发展群众体育有什么矛盾？
那金牌到底需不需要要淡化呢？我们请经济广播特约评论员——时代商报主笔，资深评论员刘长杰谈谈他的观点。
刘长杰：好的。首先表个态，作为媒体人，我支持杨明记者的观点。有人会问，难道媒体人你们在抱团取暖？——不是这样的。我们支持的是“理”，而不是“人”。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反思体育举国体制的声音就有了。新世纪开始后，这种声音渐趋强烈，但由于北京奥运会即将在中国举行等具体形势，这种声音一直不是很响亮。2007年之后，新华社开始有针对性地对中国体育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这一次适逢亚运会，新华社再出热评，但无论是杨明的《“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还是马向菲、王攀的《为什么林丹不能像陶菲克那样享受比赛》、赵仁伟、王雁霖的《不妨为“冷门”项目热烈鼓掌》等观点犀利的文章，都是针对中国一贯以来的举国体育体制所作评论。看得出来，这些评论和过去几年的言论，一脉相承。
记者杨明的稿子出来后，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有不断发酵之势，是因为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对此文的强烈抨击。殷宝林的批评声音传出之后，公众对两篇文章所持观点的态度，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在此，我想表明三个观点：
第一，政府官员该如何对待不同声音？两个人的争论，一路下来，我们发现记者态度诚恳，官员态度蛮横。杨明文章的本意是呼唤体育真正回归本真，改变重视竞技体育，忽视群体体育的畸形现状，使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均衡发展，使国民体质明显滑坡的现状得以改善。从整篇文章来说，态度诚恳，并包含拳拳之心。殷宝林通过媒体的回应，恰好相反，态度蛮横，观点偏激，上来就是一通质问：竞技体育争金牌有什么错？竞技体育争金牌和发展群众体育有什么矛盾？“某些记者为出名，总是炮制一些所谓高论，这简直是颠倒是非！我们代表团的同志都不会予以理会。”这种乱“扣帽子”的做法和态度蛮横的“不予理会”，和前一阶段频频发出的官员雷语，如出一辙。这实际上反映出官员的“官本位”政治心态，是不能轻易触碰的。杨明、殷宝林之争，也不是两个人的“战斗”，而是体育体制的官本位、民本位之争。
第二，体育精神到底是什么？殷宝林认为：“竞技体育争金牌有什么错？不争第一还谈什么体育精神、奥运精神？奥运精神就是更高、更快、更强，如果参加比赛不想着去争取金牌，那还搞什么体育？……如果竞技体育不争金牌，那就违背了体育精神，甚至违背了体育道德。”我们来看，真的是这样的吗？《奥林匹克宪章》里明确写到：“奥运精神是增进理解、友谊、团结、共同发展。”由此而来的“亚运会口号”，也是“团结、友谊、和谐、发展”。我们大学运动会的口号则是：全员运动，重在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殷宝林对体育精神和奥运精神的理解有偏差，而杨明“奥运精神是宏大的，绝非定位在金牌和争第一上”，“我国的体育官员对奥运精神的误读不是个别现象”的结论，不无根据。
第三，体育到底是为谁的？竞技体育当然重要，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关系，体育主管部门这些年来并没有厘清。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甚至20多年前，各种大赛的金牌的确鼓舞过我们，当时的我们也的确需要体育成就来激发民族自豪感，那么现在，中国已经不是那时的中国，国人的心态也跟着在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多拿的金牌，必须建立在国人体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才有意义。然而现在，举国支持的竞技体育，惟金牌是举，重奖金牌选手，对亚军等名次则不重视；特别重视奥运会和全运会，对青少年运动和全民健身不重视。这样的逻辑，无论是从中国足球、排球的没落，还是从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8%，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上排百名开外，就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这20年中，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等等一系列令人沮丧的现实中，都能一窥端倪。
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包括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职业体育，其中，增强人民体质是最首要的，竞技体育只是体育的组成部分，而金牌只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正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我们的理解是：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就是应该淡化金牌，把重视竞技体育转变成重视全民健身，强化国人体质和健康，提倡大体育和大健康的概念，让体育理念真正回归。体育终归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我们的主管部门再也不能以“金牌GDP之偏”代“民众体育之全”，须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好的，主持人。
***注：此为20101118早7：30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直播底稿，播出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