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亮山之子
——杨善洲与大亮山的二十年追记
作者：本报记者黄宝洲 来源：保山日报 字数：3515
引 子
大亮山，位于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西南部，地处该县东面的姚关、南面的旧城、西面的酒房乡之间，最高海拔2700米，总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对比祖国西南的众多大山而言，大亮山并不出名，然而，因为一位老人、一位从地委书记职位上退休下来的普通老干部，大亮山的名字被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大亮山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成为了一座镌刻着传奇的丰碑。
如今，站在大亮山的主峰，成片的速生松树林、绿得能挤出汁液的雪松、呼呼作响的山风，仿佛在一刻不停地欢呼着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善洲！
是的，如今，这个名字就刻写在大亮山每棵挺拔的树上，每道陡峭的山梁上，每条欢腾的溪水里；是的，如今这个老人就安静地躺在路旁那几棵高大的雪松树下，或许他还依然每天徒步巡视着山林，用无比硕大的手抚摸着每棵争抢第一缕阳光的树苗，仿佛慈祥的父亲在梳理着孩子的青丝。
就在这茂密的丛林里，关于这座大山与一个老人的故事，正沿着历史与现实的足迹，缓缓展开。
那是一个关于大亮山之子的传奇——
兑现承诺 人生从60岁开始
1988年3月，60岁的杨善洲从保山地委书记任上光荣退休。出于对他几十年无私奉献、服务人民的褒奖和关心，时任省委书记的普朝柱代表省委找他谈话：“你辛苦了一辈子，退下来后到昆明来吧，还可以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一段时间。”然而，杨善洲主动放弃了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执意要回老家施甸。
一位地委书记，退休之后为什么放弃在城市安享晚年的优厚待遇，一头扎进家乡的荒山去种树？从省委领导到他的同事、家人，几乎没有人明白老书记当时是怎么想的。
直到他去世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才向大家道出了答案：“我是在兑现许给老百姓的承诺。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因工作关系没有时间回去照顾家乡父老，他们找过多次我也没答应，但我答应退休以后帮乡亲们办一两件有益的事。许下的承诺就要兑现。”
其实1988年前，还在担任地委书记的杨善洲就立志要在退休后回到家乡创办一个林场。他的目的很简单——造林护林。这一年，山林已承包到户，怎么办林场？深思熟虑后，杨善洲创造性地提出“国社合作”建场的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施甸县委、县政府和周边群众的一致赞同，这为创办大亮山林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任保山地区林业局局长的史记武清楚施甸县很贫困，老书记要去的地方大亮山，土地更是贫瘠，连野樱桃都难成活。于是他多次劝杨善洲在保山城区附近种树。可杨善洲总是摇摇头说：“不，我就要去大亮山。家乡的林子多年前就快砍光了，水土流失严重，这样下去，子孙的日子怎么过？”
走进大亮山，这里连野樱桃和桤木树都长不出来，种树，谈何容易？这个60岁老人做出的决定遭到了家人反对，因为大亮山太艰苦了……其实，艰苦对于这位农民出身的地委书记来说，40多年的革命工作一直是和艰苦连在一起的。
其实老书记也清楚，要在大亮山种树，谈何容易？ 没有钱，没有树苗，没有道路，没有电……
然而，他义无反顾地圈起铺盖，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次壮举。
大亮山距县城44公里，与外界的接触全靠人挑马驮。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由于乱砍滥伐，原本翠绿的大亮山山光水枯，荒凉空旷，生态遭到极大破坏，周边十几个村寨陷入了“一人种一亩，三亩吃不饱”的困难境地。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农民开荒扩大耕种面积，恶性循环导致了生态环境急剧恶劣，素有“半年雨水半年霜”之称。
杨善洲的老家就在大亮山下的姚关镇陡坡村大柳水刘家山头。他12岁失去父亲，陪着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饱尝了作为一个农民的所有辛酸苦辣，还当过7年石匠。在杨善洲小的时候，母亲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等到集市上卖，是大亮山养活了周边的群众，给了许多像杨善洲这样的穷孩子上学的机会。他记得小的时候，家里贫寒，要上学交不起学费，买不起课本，是她母亲从大亮山上捡回菌子，砍回柴火，拿到姚关街上卖掉后换回少得可怜的钱，交了学费买了课本，他才有了文化知识，他才成为国家干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故乡养育了他，大亮山养育了他，他怎能不寻思报答呢。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当他还在地委书记任职的时候，就几次带着县上有关部门的人员，深入大亮山林区调查了解，他甚至还悄悄学会了果木嫁接等专业技术。1987年10月间，他叫了县林业局的杨光壁、段其孝同志最后一次进山调查。这次调查用了20多天时间，调查结束后，他回到县上召开了林农代表会议，把大亮山林区所属的8个村43个合作社的代表们都请来参加会议。
3月4日清晨，贫瘠荒凉的大亮山还沉静在睡梦中。突然，一阵清脆的马帮铃声打破了大亮山静谧的早晨，杨善洲和县里抽调的17个人、10匹马出现在通往大亮山深处的小路上。
大亮山和世代居住在山上的人们睁开了眼睛，打量着马帮和人群。大亮山不知道，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也不知道，就是从这一天起，就是因为这群人，这里的一切都将彻底改变。
只是，人们看到了，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头戴竹叶帽，脚穿草鞋，一身涤卡蓝中山装的老者。他个头不高，瘦瘦的，精神很好。大亮山当然更不知道，他就是刚刚退休才三天的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那年杨善洲正好60岁，他说：“我新的人生从60岁开始。”
当天，他们赶着马帮、带着粮食行李来到离公路14公里远的张家坪子。
杨善洲说：“场部就建在这里。”
当时四周都是茅草杂木，平整一点的地方都没有。杨善洲指挥大家砍来杂木树枝，搭帐篷，还分配两个人一个去煮饭、一个架设和家里联系的电台。他们完全像打仗一样，餐风宿露，用树枝搭的帐篷，人睡在帐篷里，还可以看到天上闪亮的星星。就是这样的帐篷，杨善洲也要求大家将所有帐篷都搭成东西向，他说：“盖房子，搭篷子，出家人，都兴向东，主要是图个吉利！”
这一天，天空晴朗，春风扑面，山花烂漫。也就是这一天到达大亮山后，老书记把周围的群众代表都找来，在现场召开大会，决定成立施甸县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并正式挂牌。成立大会上，杨善洲开宗明义，道出了创办大亮山林场的目的。他说：“办大亮山林场，是我多年的愿望。大亮山东面有旧城糖厂，西面有酒房乡供销社茶厂，两个茶厂都需要烧柴。但大亮山的林木多年来毁坏厉害，只砍不种，长期下去就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生存。所以我们要把大亮山的林木培植起来，恢复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过去我当地委书记时没时间来种树，现在我成为寻常百姓，有时间种树了，我就和大家一道上山种树。”
就在这个会上，他决定成立大亮山林场，并且约法三章，对现有林木、林场与林区村社按2比8的比例进行利益分配，而林场成立后造的林按8比2的比例进行利益分配的决定，并立即成立了大亮山造林指挥部，他亲自担任指挥长。
当晚，他们在用树枝围起的简易帐篷里，围着火塘召开了第一次造林会议。多少年后，人们都在称那次会议是火塘会议、绿叶会议。
会议明确分工，一组搞好宣传动员，做好和群众签订合同工作，一组整墒，一组育苗，要抢在5、6月份雨季来临前育下能种万亩以上的树苗。时间紧得无法喘息，大亮山响起了千军万马的呐喊，艰难、创业……
板锄、镐、大刀、手锤、骡子、草帽、蓑衣、胶鞋……成了大亮山一道最美的风景。
然而，进入午夜，突然“呼呼”地刮起了狂风，把“叶子棚”掀得直响。老书记起身走出棚子，一阵狂风裹着浓浓的黄尘扑面而来，眼睛被迷得睁不开，远处还不时地传来“嗷嗷”的野狗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看着这种恶劣的环境，老书记对林场工人说：“栽下一棵树，山就会绿一小块，栽下几棵树就会绿一片。我就不信这山绿不起来!”
这一夜，杨善洲更坚定了植树造林、造福后代的决心。
天亮后，大伙醒来发现，部分用具不见了。最后，在旁边的山凹里找到了被大风吹走的用具。
到达大亮山的第二天一大早，杨善洲把大亮山社的社长找来，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把他们到大亮山的目的意义都讲明白了，希望得到大亮山社的支持。大亮山社的社长李宗清见到老书记身先士卒，早感动得不得了。他连声说：“老书记你这么大年纪的人，不住城里到山里，为的是给咋老百姓造福，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办什么事，就老书记一句话，说什么我们都支持！”
地方的工作做好后，杨善洲一方面安排人按照原先的规划，在林区内挖塘种树、种苗圃，另一方面又带着人在大亮山区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转，搞调查研究。他进一步摸清了大亮山的底，他盘算种什么树种、怎样种。他一共在山上转了12天，把能造林的地方都走遍了。回来后，他把人分成苗圃组、运输组，并确定要种一万亩速生松树林，20亩苗圃，以后平均每年要种一万亩以上。
杨善洲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他定下计划就带头干了起来，1988年当年造林1.2万亩，超过原计划两千多亩。
从退休的那一天起，“老书记”成了杨善洲的代称。就是这样一位被称作“老书记”的老人，在黄沙满天飞的大亮山上，站在他人生新的起跑线上，开始了他新的征程
廿年沧桑 昔日荒山变绿洲
在二十三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走进大亮山，走进那片5.6万多亩的森林，走进森林掩映下的油毛毡棚时，我们仿佛听到了大亮山关于“老书记” 的倾情诉说……
一张床、一张学生用的书桌、两个小坐凳、一个火盆，火盆上架着一个锅针，锅针上是一把熏满火烟的烧水壶，旁边是用来煮药的两个小罗锅，四个小碗摆放在桌上，火塘边的墙疙嗒摆放着雨伞、蓑衣、马灯、手锤、砍刀、板锄、镐、钉耙、油纸帽，床头挂着水准仪、黄布帽、草帽、手套、袖套、围腰，床脚下一双黄胶鞋、一双翻皮皮鞋、一双拖鞋，墙壁上两张用旧的洗脸毛巾…..
这就是老书记在大亮山所有的家当。我们很难想象这些简单的生产生活用具和５.６万亩森林的关系，和一个80多岁老人的关系。二十三年来，老人用这些简单的生产工具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寒山区建起了施甸第一个国有林场，面积５.６万亩，修砌塘石路26公里，架起高压线15公里……
随着植被的逐步增加，大亮山常年雨雾，空气潮湿度也随之增大。由于老书记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大伙会常常听到阵阵咳嗽声从油毛毡棚传来，打破了深山的寂静。这样的夜有些漫长而揪心。
开始办林场那几年困难很大，但是老书记就和大家一起艰苦奋斗，坚持从实际出发，尽量少花钱多办事。没有钱盖房子就花7000多元钱盖得油毛毡房40多格，一住就是8个年头，有三个职工住了9年半才出去；没有钱购买农具，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办公桌、板凳、床铺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晚上照明没电，每人买一盏马灯，现在保留下来的很少。
牛毛毡棚前面有一些雪松，地区林业局的张工介绍说，这些树都是老书记亲手栽的，“他这次摔伤，就是因为这些雪松。那天下雨，他惦记着新栽的雪松，执意要去看看，结果过这个水塘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左股骨粉碎性骨折。”张工边说边把水塘指给我看，小水塘边从山上接下来的山泉水流的正欢。
直到1992年，大亮山林场才建成第一间砖瓦房。可他执意不住，“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么？”硬是把新房让给新来的技术员。
在火塘边，沿着大伙的回忆中，一个个关于老书记的故事一遍遍上演——
为了御寒，这里常年四季烧火塘。晚上，大家围在老书记的火塘边商量工作，第二天一早他就领着大伙上山种树。刚建起的林场到处需要钱，修路请技术员勘测就需要一笔不小的勘测费。1990年，他为节省这笔开支，就去买来水准仪自己勘测，找了几个小工，自己测量自己干，硬是修通了一条26公里的弹石路，每公里路花费不到1万元。
为了保证树苗茁壮成长，他像照顾孩子一样照看着种下去的树苗。有一次发生山火，大家好不容易把他从火场劝回。到凌晨3时，大家回到住地后，他却依然坐在值班室……
正如所有媒体报道过的一样，他的故事无需渲染，当地老少妇孺都能随口传诵一二，只要走进大亮山，走进那一棵棵挺拔的松树下，我们就能听到关于老书记的故事，我们就会被大亮山的故事深深感动……
大亮山林场挂牌后，虽然自己不是场长，但杨善洲没有少操心。平时，他和林场职工一样，起早贪黑，上山挖塘种树，吃的是一个锅子里的饭，住的是一样的油毛毡窝棚。有的同志看不过去，说他年纪大了，给一点特殊照顾，给他开个小灶，他坚决不肯，执意要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始时，林场还给他一点补助，后来随着业务扩大，资金紧张，场上给的补助他也不要了。他几乎成了义务场长和义务做工的特殊人物。但他的工作量和责任心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
建场初期，平均每年都要新种植一万余亩的山林。由于业务量大，林场职工人数由开始时的10多人增加到了40余人，还聘请了临时合同工人60余人，与此同时，林场的各项支出也增大了。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杨善洲几乎到了节衣缩食的地步。有一次，杨善洲和自学洪各戴一顶大笠帽，提着塑料口袋，跑到施甸县城的水果摊旁，把人们吃剩扔下的桃子、杏子的核一一捡起来带回山上，作为果苗种子。当杨善洲在大街上拎着塑料袋捡果核时，恰巧碰上他的一位老部下。那位老部下说：“老书记，你怎么会跑到大街上捡果核？”杨善洲很坦然地说：“山上的日子过不下去，来街上捡点果核去育苗，节约开支嘛。”说着，连跟他一起捡果核的自学洪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现在，在大亮山，我们可以看到成林的果树，梨、桃子、杏子、板栗等。站在挂满果实的果林里，有谁又能想象到当年的艰辛呢。
杨善洲一心一意要把林场办好，他的心思和精力全部用到了林场的发展上。他在从地委书记的职位上退下之前，花了５万多元在施甸县城里盖了一幢住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里的地价已经上升，但为了林场的发展，他把住宅按成本价卖给了林场。有人说他傻，说他的那幢房子，如果卖给其他人或者单位，少说也要卖10万元。为了林场的发展，比这个傻的事杨善洲也干过不少，比如林场需要种植一些好的种苗或者好品种的树苗，他碰上了都是自己掏钱来种上。
林场建起来后，有的人想到林区去修点枯枝败叶当柴火，或者到林区去打兔子什么的，如果杨善洲知道了，那可是了不起的事。酒房乡乡长说：“到山上打猎，别想了，老书记连到林场拔根草都要过问，就别说还想打猎了。”
拥有５.６万亩的林场，老书记一定很富有吧。让我们无法相信的是老书记无论下乡还是出差，他都是自掏腰包，从来不拿林场的半分五厘，也不占公家的便宜，23年来从未在林场报过一张发票和单子，也没有报过一分出差费，和他一起出差，吃饭都是凑起钱吃。林场职工感慨地说，人们都说叫花子还有三担，而我们的老书记连一担也没有……
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呀，记录着杨善洲在大亮山艰苦创业的身影……
早晨七点钟，大家准时到工地开始一天的劳作，当人们走到工地时，一个清瘦的身影在晨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清晰，他身后已是一大片用板锄打好的树塘。
“赶马老人”，这是他在大亮山的又一个称呼。在苗木紧缺的日子，大家常常看到老书记赶着马帮，风尘仆仆地穿梭于有苗木的各州县，德宏、芒市、昌宁、腾冲、龙陵。
一次，老书记打听到龙陵有树苗，就赶到龙陵，到了龙陵树苗已经卖完了，听说昌宁可能有，他又赶到昌宁。那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买到树苗后老书记连夜赶回，到了摆田(当时公路只通到摆田)后叫上孙子连夜赶马驮苗上山。当他们把树苗驮到大亮山时，已经是夜里三点钟了，林场的职工看到满身泥水的爷孙俩都傻了，老书记却轻松的说，明天就可以栽树了，这树苗多耽搁一天就会影响成活率。在这条泥泞小路，老书记赶着骡子来来回回不知驮回多少树苗，而他俨然成了一个地道的赶马老汉。
1999年11月，在手提砍刀给树修枝时，杨善洲不幸被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他说：“当时我心急啊，觉得我恐怕再也上不了大亮山，看不到亲手栽起来的森林了。”还好，恢复得不错，半年后他又执意上到了海拔2000多米的大亮山，但是，他再也离不开拐杖了。
2010年6月的一天，黄泥沟的村干部得知老书记要到黄泥沟来看山林，就跑到农户家买来一只鸡做菜。老书记知道后严肃地说，村里有啥吃啥，不要搞特殊，洋芋白菜就行。饭后，他坚持向村里交了他和驾驶员8元的伙食费。
1993年，和他一起上大亮山打工的孙子，因为觉得在林场工作艰苦工价又低，就离开大亮山去外地打工，违反了在大亮山打工四年的合约，老书记硬是替孙子向林场交了300元的违约金。
为了搞好多种经营，他们办起了茶叶基地，又建起茶叶精制厂，茶树也长得有半人高了，但正在这时，发生了一场鼠患，一只只肥大的老鼠仅几夜之间就把三分之二的茶树都啃死了，人们辛勤多年的茶园毁于一夜。面对这挫折，有的人畏缩了，但杨善洲却没有被困难压垮。他鼓励大家，茶园毁了可以重新种植，人的精神面貌垮了，一时是振作不起来的。他要职工振奋精神，重新与大自然搏斗。初建林场的3年，他们好不容易种活了将近三万亩华山松，但将近400多亩松树被一种叫紫荆泽兰的毒草侵扰死了，杨善洲又是鼓励职工不要泄气，振奋精神重新再干。在他的鼓舞下，林场职工始终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
大亮山的故事哟，犹如大亮山的绿在蔓延，从山里蔓延到了周围所有的村庄……
干涸了多年的溪谷终于听到了泉水的嬉笑。大亮山的生态修复，使一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得到保存。现在，该林场珍稀动物有黑熊、豹子、猕猴、凤头鸟、野鸡等，植物有桫椤、银杉、楠木、白杏、雪松等。山石裸露的现象消失，山的灵性也开始显现，溪水潺潺，风调雨顺，周边居民也靠山、吃山、用山、爱山、养山、护山，光是修枝打杈就能够解决烧柴问题，而且大力发展“林下产业”，通过合理采收干巴菌等山珍，源源不断销往山外，钱袋子日臻鼓起了，实现了不砍树也能致富，丰衣足食，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乐无穷的美丽画卷……名副其实使当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丰收。
路通了，26公里的弹石路；电通了，15公里的高压线。大亮山脚下的水管流出了人们期盼已久的清泉，大亮山周围的百姓激动的跳起了舞，感谢这位共产党的干部，为他们开了路架了电引了水。
杨善洲虽然是大亮山林场的义务承包人，但他并没有从林场拿钱，最初的几年里，林场只给他补贴70元伙食费，后来虽然调到了100元，但和他所做的工作相比，也是少得可怜，对于补助，林场场长自洪学曾经跟杨善洲谈过很多次，自洪学说：“老书记，多的钱咱们林场拿不出来，一月补助你500元林场还是有的”，但杨善洲一句话就把自洪学顶了回去：“我上山来是种树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保山地区经济协作办公室得知杨善洲的情况后对他说：“老书记，你来做我们的顾问吧，一个月我们给你1000块钱”，杨善洲坚决不干，他说：“我现在是林场的顾问，没有时间给你们做顾问，我无功不受禄”。
不仅不要钱，杨善洲还经常要给林场贴钱。林场在山下办了一个水果基地，招了一些临时工，碰上林场经济困难的时候，杨善洲就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用于发工资。
５.６万亩林场解决了8个行政村的生产生活用电的问题、6个行政村的公路交通问题、4个行政村3000户10000多人畜饮水问题。村民人均产粮由原来的100公斤提高到450公斤，临界周边4个贫困村100多户贫困户开始脱贫致富。
1993年，杨善洲已经来到大亮山5年了。
当年种下去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幼林，看着这些树木茁壮地成长，杨善洲的心里比什么都高兴。因为他在一天一天地接近自己的理想，因为他在一天一天地实现自己的希望。
有一天，杨善洲把自洪学叫到了跟前。杨善洲对自洪学说：“小自，咱们上山已经有几个年头了，树也种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应该给附近老百姓办点实事了？”自洪学说：“老书记，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咱们一起干。”杨善洲说了两个字：“拉电”。
说干就干，杨善洲当了采购员，亲自到保山买电线，拉电杆，自洪学和蒋从德负责勘察线路，架杆拉线。1公里以外的大地山村成了大亮山方圆几十里山区中第一个通了电的村子，电接通那天，兴奋的村民们自发地筹钱宰了一只羊，敲锣打鼓地送到了林场。那天晚上，林场到处都是欢乐的笑声，大地山更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村民们笑呀，乐呀，跳呀，感谢杨善洲给他们送来了光明……
从那时起，杨善洲便依靠林场，开始了漫长的扶贫之路——
雷打树村以前很贫穷，从林场的树成活的第三年起，杨善洲老书记允许村民进山割草垫圈，农家肥增多了，粮食产量也上去了。1990年，林场的路通了以后，当地农民就以卖菜为生，收入提高了好几倍。芭蕉林村是一个苗族、彝族聚居的村子，原来路没有通之前，村民卖柴火只有用双肩挑到姚关街上去，路通了以后，村民们到姚关卖柴就容易多了，老书记也帮助他们，给他们通了电，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了。一些老农兴奋地说：“前几年这里要么大旱，要么山洪暴发，搞得地里颗粒无收。这几年树多了，山绿了，结果风调雨顺起来了，即使下暴雨，冲田毁地的事也少了。”摆田村绿厂子原先也是一个很穷的地方，老书记就让村民到山上砍了1000多排柴火去卖，用卖了柴火的钱买电线电杆给村子里通了电。村民们从电视上学了许多科技知识，他们把科学技术用到种烤烟上，种出的烤烟都卖了好价钱，全村家家修了新房子。杨梅寨水平社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有110多户人家，他们做梦都想用上电，老书记得知消息后多方筹集了84000元，给村子里接上了电，同时也解决了他们稻田的灌溉难问题。大地山村村民以前磨面要到酒房或者摆田去，来回得花三天时间。电通了以后，村子里安起了小钢磨，多数人家有了电视机，多半家庭修了新房子。人均收入从原先的不到100元增加到1400多元。原先的光棍村变成了姑娘们争着嫁的地方，儿童入学率也达到了100%。
2008年11月11日，在大亮山林场施甸办事处会议室里，杨善洲把自己辛苦二十年创办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正式无偿移交给县林业局，并拒绝了10万元奖金。他兑现了20年前的承诺：创办林场、不要报酬、只为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财富，现在把林场交给国家了却了自己多年来的夙愿。
有人为杨善洲算过一笔账，1亩地种200棵树，5.6万亩就是1120万棵，一棵树按最低价30元算，就是3亿多元啊。对此，有的人还认为，这老家伙就是想退休以后捞一把，几万亩森林成材后，他一年可以分红几万元。
杨善洲说：“在林场捞油水的机会还是有的，办林场这么多年，引进资金300多万元，按当时规定，引进资金可以提成5％－10％，能得30万，买幢房子不成问题。但我没有要。来造林是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是我应尽的义务，我分文不取。我既不是林场场长，也不是支书，就是义务植树人。”
到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5.6万亩。由于成绩辉煌，杨善洲荣膺“全国绿化十大标兵”、“全国绿化奖章”、“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全国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等众多殊荣，被人们誉为“活着的孔繁森”。
故事很多 留下真情从头说
说起杨善洲的老家姚关镇陡坡村大柳水，一位记者曾这样写到：“大柳水，地处旷野的深处，在丛林的拥裹下反而显得有点似乎过于孤单。但村中的那眼喷薄而出的龙洞，潺潺流动的水声与周围山鸟的叫声杂揉成一曲飘逸的山音，将孤单幻化出一种意味经典的宁静与生动。每天日出之前，山民们早已邀着牛马飘入丛林覆盖的深处，身后只留下了院门里狗的叫声与屋外山鸟及龙洞水声的旋律……在过去的那些年月里，村庄的这种美丽与恬静并没有与富饶联系在一起。”
据说，大柳水原来叫大流水，因为大亮山的植被很好，所以村前的河水很大。后来，因为砍伐严重，河水逐渐干涸，人们就将它改成了大柳水。
1927年农历正月初四，在大柳水刘家山头，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大山的宁静，河尾村的地主刘青力家的押山佃户杨发龙喜得一子，给这困难的家庭增添了一些喜悦。
杨善洲的父亲杨发龙，母亲席有娣共生了6个孩子，由于交通闭塞、生活贫困，出生就夭折了4个，杨善洲和妹妹杨善珍幸存。但杨善洲也是体弱多病，父亲看着瘦小的儿子，急在心头，母亲爱着孩子，为生病的儿子彻夜难眠。距刘家山3公里远的大寨村有一个草药医生，在当地医术高明，心地善良，名叫马莲娣，是万兴乡的马家山人。杨善洲的母亲多次背着儿子爬山路到这里来看病，马氏看着瘦小的孩子和满脸沧桑的母亲，善良的马莲娣便诚心的告诉杨母：“像孩子这样三天两头发病也不是个事呀，按我们的风俗习惯，得给他起个闯名，找个寄母。明一早，你们母子就去陆地洼子等一个寄母，叫她给起个闯名。”可是母子俩一连等了几天都没等到一个过路的妇人，不得已，只好又来到马医生家里，请求马莲娣能收下儿子做干儿子，马莲娣看着母子的诚心，便收下了这个瘦小的孩子，并给他起了个名字——马桩。从此，“小马桩”成了乡民称呼杨善洲的亲切小名。
寄母对杨善洲非常好，不仅关心杨善洲家的生活，还关心杨善洲的前途，寄名之后不久便把杨善洲接到附近的私塾读书。
杨善洲的二妹夫张银珍老人说：“记得文革时期，我二姐夫挨造反派批斗，到我家找躲，住了两夜，正遇上我家给房子换草，他还帮我家丢草。两天后的他就走了，去了什么地方我们也晓不得，那次来过以后就再也没有到过我家。前年9月间，我家因盖房子需要木料，我去找我二姐夫，说，想砍点木料盖房子。他说，批得砍伐证就去砍，批不得就不能砍。后来我家去批了砍伐证，因为砍伐时变换着砍伐地点，同样被罚款1500元。就是那一次，我去找我二姐夫时，我说，姐夫，听说你已到过山岭果树坪子，也不到我家住两夜。他说忙，说着转背就走了。”
杨善洲的妻侄王光富（又名张王昌）说：“他退休回大亮山办林场期间也来过我家几次，讲的都是什么地块种什么，要我们大力发展林果。还为我家嫁接了几棵核桃树，要求我们要好好管理，经常浇水。由于我们的生产忙，没有时间去管理，现在一棵也没有成活，真可惜。”
杨开元，1995年7月任芒别村支部书记，1999年1月调旧城乡政府工作任副乡长，不久调往大亮山林场任场长，开始与杨善洲老书记共事。我们从他的讲述中，仔细品味到了崇敬和尊重——
老书记上大亮山办林场，为姚关、旧城、酒房三个乡9个村的人民群众造福，使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绿洲。老书记一心想的是造林，亲自下去护林间伐，亲手为迤大坝群众嫁接了200多亩核桃。
老书记对林场周边的群众相当好，群众对老书记也非常尊敬。每次召开职工大会，他都强调，对老百姓要多说多讲多宣传，对干部职工的管理非常严格，教育大家要遵纪守法，特别要求不准赌博。对赌博者深恶痛绝，一发现就狠狠的批评。要求大家生活上要勤俭节约，不能滥吃滥用。
老书记对护林防火工作抓得更严。有一次，杨善洲老书记、林业局长蒋从德一起去出差准备到临沧调查市场，才到永德县城，本来住处的房间已开好，约好第二天去临沧找段兴祥书记。但杨善洲老书记考虑到正值护林防火期间，在外放心不下林场，临时改变主意，连夜往回赶到湾甸住，第二天一早就上大亮山。
老书记时刻牵挂着林场，即便外出开会，办事都是一结束就马上回来。有一次老书记的哮喘病犯了，不得不到保山住院治疗，可刚一出院就赶回大亮山。
“他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人，心中装的是林场，装的是人民，唯独没有装着他自己和他的家人。”
李朝富， 1984年退伍回来家任社长，1988年与杨善洲一起上大亮山植树造林兼林场医生，一呆就是七八年。他的讲述体现着无限的真情——
老书记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生活上也从来不讲究，与职工吃住在一起，有时吃什么好的多摆得两碗，他还要求把它收起一部分，下顿再吃。
老书记闲暇时也跟大家讲讲白话，问问家庭收入，生产生活情况，有时戴起竹叶帽，披上蓑衣去查看森林，如遇下雨，他不但不休息，还抓住时机去种青木树，有时也约大家一起去种。
有一次，杨善洲老书记到丽江，还通过熟人关系拿回了几棵野猪梨回来种植。他到施甸街捡桃子核回来培育，李朝富也跟他一起栽。
还有一次，老书记领带着大家去酒房洼子寨看草果地，见竹蓬，他就去看了一捆扁担，扛回来给职工用。
去打磨山、十字凹10多公里的路程都是走路，年轻人还走不过他，天阴下雨，老书记都是住在油毛毡房里，工作忙，或去施甸开会办事，几天才回来被子都霉了，只得烧火烤一烤。
老书记很少回家，一般都是回施甸办事。从大亮山走路到摆田，再乘车到施甸。我们同吃同住，晚上就一盏马灯，生活用水都是自己到山沟挑，1999年才架的水管。晚上冷烧火塘都是个人自己捡柴火，老书记经常捡一些小碎柴来烧。老书记没有特殊，他和我们一起吃集体伙食，每顿交钱2角和半斤粮票。一直交到2005年。林场开会，他要求本厂职工照样要交伙食费，每次出门办事吃饭，伙食费都是平抬，他从来没开过一张发票。他一生奔波，经常是大亮山——施甸、水坪——施甸，施甸——保山，他每个月的月底（一般是28号）要回保山过组织生活，当时没有车，没有电话，就走路到摆田到村上打电话，有时坐路过的拖拉机。他经常对职工说，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工作，有个饭碗不容易。”
走在老书记曾经每天往返6公里的山路上，看着四周无语的大山，听鸟儿鸣啭，感受松涛阵阵。
面对采访，施甸县林业局副局长李军一下子打开话匣子，聊起老书记的几个小故事。
1994年9月份的一天，天下着雨，冷得人不想出门，万兴木材检查站里，李军值班。下午3点多钟，检查站门口来了1辆手扶拖拉机，“嘟嘟嘟”地响个不停，李军打开大门说：“要来快点”。这时，从拖拉机上下来一个老人，面色白晰，右手拎着一顶湿漉漉的竹叶帽，左手拎着一个山里人常用的白布口袋，头戴蓝色粗呢帽，身穿蓝色的泛白的中山装，脚上穿着粘满泥巴的黄胶鞋，我以为是附近村寨走亲串友来避雨的老农。
李军大咧咧地问：“嗨，老倌，有什么事？”“我种的苹果和梨，给你们尝尝！”老人堆着一脸的笑容，把布口袋递给我。这时，拖拉机驾驶员过来说：“这是老地委书记杨善洲”。李军为刚才的冒失而吃惊，担心他会生气，老书记却说：“你是新来的吧，不怕不怕，叫老倌还亲热呢。”随后，老书记就看了工作环境，看到我们没有茶叶，老书记就说：“下次给你们送点茶叶来”。后来，他果然让驾驶员送来了2袋1斤装的茶叶。
那梨是本地的“青皮冬”品种，咬一口满嘴是清甜的汁；苹果个头不大，皮色红中透绿，又脆又甜，还带着微微的酸味。后来想起老书记冒着雨，乘小车到姚关，又搭拖拉机到万兴，在20多公里山路颠簸，给检查站送来他亲手种的水果，齿间总有一种酸甜酸甜的滋味，心上总有一种不是亲情胜似亲情在萦绕。
1996年冬天，大亮山林场新分来一名职工，姓杨，性格活泼好动，与同事相处也很融洽。
有一天，小杨出去巡山时，就被当地的农民约去打猎，打到一只野味，小杨就分了一块肉带回来给伙食团，大约有两、三斤吧，恰巧老书记也在林场。吃晚饭时，看着桌子上的一大盘芹菜炒肉、红辣椒丝炒肉，老书记夸这两个菜炒得好，吃得很开心。
吃过晚饭，大家围在火塘边烤火。看着老书记开心的模样，小杨乐颠颠地凑近去问：“老书记，今天的伙食怎么样？”老书记说：“不错不错，饿了有肉吃，冷了有火烤，是享福了！”小杨又问“老书记，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肉？”老书记悠闲地说：“牛肉嘛，炒得不错！”“老书记，这是野味，是我和某某打的，分给我一块给大伙打牙祭！有我的一半功劳呢！”小杨高兴地说。这时，老书记严肃地问：“真是你打的，那好，你写一份检讨明天交来，再扣你一个月的工资”。接着，老书记对所有林场职工说，“以后不允许任何人在林场打野鸡、野兔等，哪个打了就惩罚哪个，也不允许在林场吃野味。”
在大亮山林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林场人员外出时，要挖1--2棵丁香树、棠梨树等野生果苗带回来，统一交到林场种到林场上。每天吃完饭，老书记就带领大家抢时间栽树。后来，柿子树、桃子树因不适应当地的环境气候，就淘汰了
李军在检查站工作了8年，经常到大亮山林场办事，看见过各种各样的野鸡、野兔、鹧鸪、果子狸……但在林场吃饭时，伙食团也只是杀一只鸡招待，遇到杀年猪时，也只吃骨头渣、萝卜丝之类的，从来没有吃过野味。
小杨以为做了一件好事，没想到却被当作反面典型。以前，护林人员带的火枪、砍刀、长刀、对讲机等用于自卫，这件事发生，就不准带火枪了。
杨善洲退休回到大亮山种树后，出于杨善洲进城给林场办事住宿方便的考虑，县里在老马水库边给老书记买了一块地皮，盖起了一幢二层小楼，有9格房子，还有院场，环境很好。
房子建起不到半年，老书记还没搬进去住。看到林场职工到县城办事不方便，老书记就让林场买了床、被子等，把自家的住房改作林场招待所。只要是林场的职工进城办事，提前说一声，就留好钥匙，随时进去住宿，不收职工一分钱。按照常理，林场用老书记的房子，房租，水电费、维修费应该由林场承担。林场提出支付住宿费，被老书记拒绝了，老书记动情地说：“大家跟着我上山，工作辛苦，工资又不高，要方便职工，不能增加林场和职工的负担”。就连水电费，都是老书记自己付。他说：“是我自己用的水电费。”
后来，为了方便林场职工，老书记主动把房子以最便宜的价格转让给林场，办完所有过户手续，老书记说：“现在房子交给你们，我们两清了，以后的水电费就由你们处理吧。”林场买了房子后过意不去，就主动联系老书记的二女儿杨会兰，把房子转让给她。老书记不让女儿买，说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林场领导劝说老书记：“这是林场的东西，就由林场作主吧。”
林场建成后，考虑到老书记家生活困难，林场要给他家送些木柴，老书记也不要。2008年老书记的老家盖房子，林场要送他木材，老书记也婉言谢绝了。相反，当老书记得知检查站没有柴时，他还和大亮山场长段清协调，每年用拖拉机给检查站送两车柴，这一送就是8年。后来，我从木材检查站调到县城时，老书记用他的专车把我送新单位，并鼓励我认真学习，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
施甸县姚关镇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蓊蓊郁郁的浓荫下散落着一座座农家小院，杨善洲的妻子张玉珍老人就在这样普通的院落中静静地守候着日落日出，月缺月圆，也在等待老伴稀罕的吆喝声从大门外传进来。
在妻子张玉珍眼中，杨善洲是个“他回来就凭他回来，他要去就凭他去”的人。
“他回来就凭他回来，他要去就凭他去，他回来歇一夜就走，什么事都随着他。”提起杨善洲，与他相濡以沫60多年的张玉珍老人脸上有自豪，也有些许无奈。
1950年结婚后，一对俊朗青年变成了拄着拄棍的老倌老奶，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也只是屈指可数的几十天。
2010年9月，杨善洲生病住院，张玉珍老人到医院探望他。“你晕车，以后别来了，我不会有事的。”也许这是杨善洲这辈子对妻子说的最体贴的一句话。看着丈夫日渐消瘦的面容，张玉珍老人淡淡地说：“我来瞄你一眼，你好了就回来。”
杨善洲与张玉珍结婚60多年来，没有陪妻子逛过一次街，没有给妻子买过一件衣服、一顶帽子、一双鞋子或者是一件很小的礼物，甚至是没有合过一次影……
即使是这样，张玉珍老人仍是默默地承担着重担，守望着家园，牵挂着丈夫，60多年如一日，终一生而不悔。是什么力量穿透长长的时空，让他们超脱世俗，彼此长相厮守？
1995年，杨善洲已经退休并回到大亮山种树。出于杨善洲进城给林场办事住宿方便的考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1间房子。房子是盖起了，但这5万元的债怎么还？为此，张玉珍专门找到了他：能不能凑点钱帮助儿女们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拿出了9600元，老伴说：你几十年就攒了这么点钱？杨善洲摆了摆手说：“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看着杨善洲无奈而真诚的态度，老伴含着泪水回老家去了。为了不拖累儿女，杨善洲决定卖房。刚刚盖起的房子还没入住，便很快被卖出去了。
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为杨善洲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2010年5月，杨善洲将其中的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6万元捐给了林场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设。
大亮山林场职工介绍，杨善洲是菩萨心肠，退休之后，多次受到表彰奖励，对于奖金，要么婉言谢绝，要么他就把钱用在植树造林、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上。从中可以找到杨善洲为什么老是“穷困”的原因：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己的“家”，而他真正的家里还能有多少呢？
这是一种无声的力量，也是一种伟大的情怀，更是对他廉洁奉公、全心为民的一生做出的最好诠释。
杨善洲有3个女儿，大女儿至今务农；二女儿在县城当小学教师；小女儿杨惠琴是保山烟草公司的普通员工。杨惠琴对父亲的记忆是：小时候父亲总是很晚回家，第二天早早就走了。那时她不理解父亲，现在也不完全理解，但是爱他，知道他全心全意投入了工作。
倒是1999年杨善洲在山上骨折，引发了全家争论，从母亲到女儿都劝杨善洲，骨头都摔断了，还不下山？何况山上已经栽满树了！杨善洲退休当林场“顾问”，林场每月发给他70元“顾问费”。摔成骨折了，发给他每月100元。杨惠琴说，这100元我来给你，你别上山了。结果被父亲教训了一顿：“我要钱做什么？我种树十几年，是为了每月100元钱吗？”
杨善洲本来没有手机，骨折住院治疗，才买了一个手机，为的是每天听到来自林场的消息。
杨善洲病愈后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他告诉小女儿，还要再上大亮山。女儿说：“那你就去吧，下山来我家，我给你做好吃的。”父亲说：“你来大亮山吧，那里好看呀！”
今年“五一”节，女儿、女婿一起上了大亮山。杨惠琴说，大亮山真的很美很美。
孙子杨福昌知道爷爷喜欢种树，在地委家属区，只要有点空地，爷爷都会种上牵牛花、鸡冠花、水仙花等花草，一年四季花开烂漫，简陋的院子平添几分生机。春节前后，爷爷就拿着嫁接刀，到处修剪和嫁接果，他觉得有趣，也拿起小刀和薄膜，学着嫁接了三棵。春天来了，他偷偷地去看小树，有两棵枯了，有一棵竟然长出嫩嫩的芽。他告诉爷爷，爷爷眯着眼睛，仔细地看了那三棵果树，说了两个字：“不错！”他心里顿时像喝了蜂蜜水一样的甜，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受到爷爷的表扬呢！
后来，爷爷经常把他带出去嫁接果树，爷爷背着工具包，包里装着嫁接刀、满膜，还有他到处找来的果芽等，杨福星拿锯子跟在他后面。到了果树边，他们一起锯树，一起嫁接，爷爷边干活边教他嫁接要领：“皮对皮，心对心，砧木切口要削平，薄膜一定要捆紧。”时隔多年，一想起爷爷眯着眼全神贯注地嫁接修剪果树，一种眷恋和幸福不知不觉溢满心头。
每次学校放假，爷爷都会提前给他买好车票，到他走的时候，爷爷还给他短途车费。他乘车到施甸县城，转车到姚关街，然后又走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大柳水老家。放假期间，他趁一家都在家的时候，也回来老家看过家里人，住了一宿，天不亮他就赶着3匹牲口，驮着东西去摆马拉树苗，然后就去大亮山了。
爷爷退休后到大亮山种树，他没有反对，后来还和他去过两次大亮山，当时没往多处想。工作后，他去过三次大亮山，其中有两次是公事，有一次是和家人去看他。爷爷带着家人在山上转悠，告诉他们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树，这树有几岁了，那片树开始挂果了……
说到树，爷爷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那表情，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亲。
回归大亮山 开始永久的承诺
2010年10月13日上午，杨善洲的骨灰从保山送回家乡施甸县姚关镇陡坡村。
中午12时30分左右，载着杨善洲骨灰的灵车，开到了施甸县姚关镇陡坡村路口，这里距离杨善洲的家，还有近500米路程。路口周围都是人，所有的车辆都停了下来，目送着杨善洲的骨灰盒慢慢送进通往他家的小道。小道两边也都站满了人，人们默默地迎接着老书记的归来。
自发前来悼念杨善洲的当地群众说：“我们这些老百姓不能忘记老书记对我们的恩情，是他植树造林为我们架设水管、接通了电，修通了道路，这样一位大好人，再远也要来看他最后一眼！”
10月14日中午，一支护送着杨善洲部分骨灰的车队缓缓驶向大亮山。
就在车队进入林场范围的时候，大家看到了这样的场景：一个高大的辕门立在路上方，辕门上方是“沉痛哀悼杨善洲同志”的横副，两边是一副挽联：“举世吊英灵呜呜秋雨哭书记；神州垂典范湛湛青山慰国魂。”
过了辕门，在距离安葬地点13公里的路两边，每隔15米左右的树上都对称地挂上了洁白的花朵。
到安葬地点后才知道，所有这些白花是林场的职工们天刚亮就开始忙碌的结果。
“那是为老书记引路的，怕他老人家回来的时候迷路了。”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这位和老书记共事了多年的林场工人已经泣不成声。
下午14时20分，就在老书记当年亲手建盖如今已经破旧的油毛毡棚前，就在老书记当年亲手栽下的雪松树下，施甸县乡村有关同志、大亮山林场职工、老书记的亲属和朋友们，把老书记的部分骨灰安葬在这里。
在所有的树种里，杨善洲独爱雪松，地委大院里种雪松、油毛毡棚前种雪松、姚关清平洞前也种雪松。20年前，他就立下遗嘱，死后不土葬，要将骨灰撒到清平洞前的雪松树下，现在他要留一部分给大亮山的雪松。他常对林场的职工说，“等你们想我了，就到雪松树下坐坐吧！”
就在这一天，老书记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和他钟爱的雪松厮守在一起。
在进入大亮山林场入口处，醒目地矗立着一块当地干部群众专门为杨善洲建的公德碑。这块由西南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李永和所题的碑文，集中记录了这位老人20多年来的坚守和追求。碑中赞到：善哉义举，洲绿水清；公德无量，伟业永存。
站在功德碑旁，回望茂密的山林，只听见山风吹动着周围的松林，沙沙作响，如歌如诉；只看见万亩林海舞动着手臂，左右摇曳，像万众在欢呼。
怀念杨善洲
作者：蒋怀洲 来源：保山日报 字数：182
啊！杨善洲，
当官不为名和利，
胸中装着百姓事，
一心只为民谋福。
啊！杨善洲，
退休以后不进城，
更不愿意享清福，
一头扎进山沟沟。
啊！杨善洲，
二十年后林万亩，
数十万奖金不全要，
大部分用来捐学校。
啊！杨善洲，
群众为您举双手，
清官给您翘拇指，
懒官汗颜低下头。
啊！杨善洲，
您是党员的楷模，
您是干部的榜样，
您是公仆的化身。
啊！杨善洲，
为官一世清到底，
浩然正气往前走，
两袖清风乐悠悠。
赞杨善洲老书记
作者：傅宗明 来源：保山日报 字数：64
善洲书记乡里人，立党为公好政声。
常思民生不懈怠，总为民意献辛勤。
立起做人一面旗，标的为官多棱镜。
亮山七万常青树，绿水青山是口碑。
牵挂
作者：本报记者苏加祥 来源：保山日报 字数：1033
2010年8月20日，84岁的杨善洲因患严重的肺心病住进了保山市人民医院。消息传出后，引起了许多人的牵挂。
保山市委书记李正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松前去看望，亲切嘱咐老人安心养病，希望他尽快恢复健康；保山其他市级领导，也相继前往医院探望。9月18日，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辛桂梓受省委书记白恩培的委托前来医院看望；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亲自委托云南省委组织部部长辛桂梓到医院看望、慰问。
得知老人患病住院后，9月21日，施甸及隆阳区的部分农民来到医院，他们对老人说：眼下正是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听说您老病了以后，许多人都要放掉活路来亲自见您一面，最后，选了我们几个代表特地赶来看您。潞江坝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大妈来到病床前，看着老人已经昏迷不醒，顿时流着泪水呼喊着老人的名字说：“你是一位大好人，我们几个老人已经约好，要到寺庙磕头保你平安！”……
老人患病，为什么受到如此牵挂？牵挂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从1950年，杨善洲参加工作一直到1995年，时间长达45年。其间，他任过施甸区委书记、保山县委副书记、施甸县委书记、保山地委书记。1995年，老家准备修筑破旧的茅草房，老伴张玉珍叫他凑点钱出来，老人把存折拿出来，上面仅有9600元钱。老伴说：“ 45年啊，怎么才攒得这点钱？”老人摆了摆手：“我确实就这点钱。怎么，当地委书记，就非得要有钱？”
1988年到2009年，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到家乡的大亮山种树，平时除林场根据规定每个月补助给他70元（后来又增补到100元）作为出差补助外，他的退休工资基本用于大亮山的荒山绿化工作中去了。为了节省资金，一到水果上市的季节，他就赶着一匹马到街上去捡果核。他的子女劝他说：一个地委书记到街上去捡“破烂”，怕不恰当？他回答说：你们不要把我当地委书记看，作为一个农村老头来看，就恰当了。1978年，家里因房屋漏雨，要重新进行清理，让人捎信告诉他：你当石匠的那些工具把它们清除出去算了。他坚决不同意：千万不要清除——我永远是个农民，总有一天还有用得着它们的时候。
退休以后到大亮山绿化荒山时，上级考虑到他已年老体衰，专门为他配了一辆工作用车。一次他女婿的一个朋友结婚，要用一下车，跟他商量，他爽快地答应了。后来，他拿出600多元钱去跟林场会计还账，会计说算了吧。他说不行，这是公家的车。1997年，在他下面曾经工作过的一个秘书去大亮山看望他，总共在场里吃住了两天。
第二天他去跟场里结算伙食费，林场支部书记老自说：亲朋好友来看望你，伙食费就不用结了。他说，他是来看我个人，凭什么把这笔开支算到场里？在地委书记任上，一次他到龙陵出差，县委书记是他的老熟人，专门出钱在县委食堂招待了他一顿便餐。在回单位路过怒江惠通桥时，当得知没结伙食费时，他立即叫秘书搭客车回龙陵结伙食费。这位秘书第二天回到单位，跟他开玩笑说：伙食费总共才13元钱，为结这笔费用，我搭客车的费用已经远远地超过它了——细细一想，实在有点划不来。他板着面孔说：“账，不能这样算。下乡的人这里吃一顿那里吃一顿，吃完了，拍拍屁股就走，留下的账谁去付？到头来还不是摊到老百姓头上！”
作为一个从山区走出来、又跨入级别不低的领导干部行列的农民，有人说他永远也脱离不开他那种“小家子”脾气。事实上，正是在这种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权衡天平上，他始终如一坚持的这种“小家子”本色，成就了老人所处时代的一种可贵风范，成就了一个令人永远难以忘怀，始终铭记在心的时代的豁达和高贵！
2008年，有几个外地记者到他家乡采访时，看到那简陋的住房与周围山民的住房没有丝毫的“界限”，都由衷地感叹说：“他仍然是个‘穷人’！”事实上，这位老人也有“发财”的机会。上大亮山造林时，他去省里要了200万元的造林资金。有记者问他：听说，你去上面要来的钱，可以以5%至10%的比例来提成，这样一算，你至少可以拿到将近30万元的提成——为什么不要呢？他反问记者：你找出个理由来——我凭什么要这笔钱？那是国家的钱、百姓的血汗，我有什么道理要从中“提成”？2008年11月，他把辛苦养护了20多年、价值上亿元的林场交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奖励他，特给他发了10万元的奖金，但他却把它捐了；2009年5月，保山市将他评为“有突出贡献”模范，并给了他20万元的奖金，但他也将其大部分捐给了社会。2010年9月，人民日报、云南日报及云南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记者到大亮山、他的家乡大流水村采访。当看到他的大女儿、他的老伴及家人正在地里收割包谷，云南日报记者程三娟问他：以我们的眼光来看，你的家人还并不属于很富裕的家庭，你那些奖金完全可以用来资助他们一些。他回答：他们虽然不很富裕，但温饱是绝对不成问题了——我要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感受着老人挚诚的情怀，程三娟在采访中几次流着泪说：老人专心致力于别人，完全已经到了“忘我”的境界！
一位家住河图的老农民在电视上得知杨善洲生病的消息后，竟顿足流泪。金鸡的一位从没见过他面的年轻老板得知杨善洲吞咽已经十分困难，每天在病床上只能喝流汁，9月25日，竟连夜开车赶往德宏买回了遮放贡米送往医院，叫家人煮给老人稀粥喝。
牵挂别人的人，永远也被别人长时间地在心里牵挂着……
坚守信念绿染大亮山
——记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上）
作者： 来源：保山日报 字数：3447
人们真正体会到杨善洲造林之举的功德无量是在这场百年一遇的旱灾中。
2010年春天，已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方群众的饮水变得异常困难，施甸县大亮山附近群众家里的水管却依然有清甜的泉水流出，他们的水源地正是大亮山林场。近些年，随着大亮山植被状况明显改善，山林的水源涵养功效得以很好发挥，附近村委会架起水管，将泉水从林场引到村里，通到各家各户，村民再也不用为吃水犯愁。受旷日持久的干旱影响，水管里的流水较之以往细小了很多，但足以让附近的村民心满意足，也让他们对杨善洲的功劳更加念念不忘：“多亏了老书记啊，要不是他，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988年3月，61岁的杨善洲从保山地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婉拒了时任省委书记普朝柱劝其搬至昆明安度晚年的邀请，执意选择回到家乡施甸县种树。20多年过去了，曾经山秃水枯的大亮山完全变了模样：森林郁郁葱葱，溪流四季不断；林下山珍遍地，枝头莺鸣燕歌……
一位地委书记，为何退休后选择到异常艰苦的地方去种树？植树造林20余年，他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让夕阳人生散发出炫目的光彩？
“给乡亲的承诺总得兑现”
“担任地委领导期间，有乡亲不止一次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我是保山地区的书记，哪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但毕竟心里过意不去呀，是家乡养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们承诺，等退休后，一定帮家乡办点实事。”关于种树，年逾八旬的杨善洲这样解释。
为了实现“帮家乡办点实事”的承诺，杨善洲把目光锁定在施甸县城东南44公里处的大亮山。杨善洲的家乡就在大亮山脚下的姚关镇陡坡村，儿时，母亲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等到集市上卖。原来这里林木参天，当年大炼钢铁时大量砍伐树木，后来当地贫困农民又大规模毁林开荒，原本翠绿的大亮山变得山秃水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周边十几个村寨陷入了“一人种一亩，三亩吃不饱”的困难境地。“再这么下去，子孙后代的日子可怎么过？”杨善洲忧心忡忡。
退休前，杨善洲到大亮山实地考察，家乡的人听说他要回来种树就劝他：“你到别处去种吧，这地方连野樱桃树和杞木树都不长。”然而，他还是来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回来了。退休当天，杨善洲背起铺盖，赶到了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翌日，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正式挂牌成立，那天，他们人挑马驮把粮食、行李搬到离公路14公里远的打水杆坪子，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棚安营扎寨。深夜，狂风四起，棚子被掀翻，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几个人只好钻到马鞍下，躲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就这样，杨善洲带着县里抽调的几个同志开始了艰苦创业。
很多年之后，人们都还记得杨善洲初上大亮山时的情景。那时他住在用树杈搭起的窝棚里，脚上穿着草鞋，俨然是一个放牧的老人。后来，得益于省里的资金支持，林场终于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杨善洲和工人们在里面一住就是近10年。10年后，当他们用砖瓦平房取代油毛毡房时，破败不堪的油毛毡房已被四周的绿荫所掩盖。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给树修枝时，杨善洲不幸踩着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后他又执意爬上了大亮山。从此，他再也离不开拐杖了。
2009年4月，杨善洲把自己用20年时间辛苦创办的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正式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有人算过一笔账：大亮山林场共占地7.2万亩，其中5.8万亩华山松中有3万亩已郁闭成林，按1亩地种200棵树，一棵树按最低价30元计算，大亮山林场的活立木蓄积量价值已经超过3亿元。
这就是一位老地委书记帮家乡办的实事。
“没钱买苗木，只好去街上捡果核”
在杨善洲最早种树的山坡上，我们看到了一些造型优美的大树，很像巨型盆景。“盆景要是能长这么大就好了。”我和当地宣传部的同志开玩笑说。“算你说对了，这些树还真是盆景移栽过来的。”他们应道。啊？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要把大亮山变成林海，需要大量的树苗，可没有资金去哪弄树苗呢？杨善洲可谓绞尽了脑汁。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和林工们带上工具，到处寻找树苗。树苗太缺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平时种下的几十盆盆景也全部移种到大亮山上。这些原来摆放在家里的雪松、白梅、银杏，从此在山上尽情地汲取雨露和养分，自由自在地生长，如今这些庭院花木都已经成为挺拔的大树，成为装点大亮山的一抹别致的色彩。
最让人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巨型盆景，而是20年前杨善洲从街上捡回来的果核，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大片繁茂的树林。
“当时没钱买苗木，怎么办呢，只好去街上捡果核。”拄着拐杖站在大亮山上最初种树的地方，杨善洲指着一大片林子说。在资金极其短缺的创业之初，捡果核育苗栽种成为杨善洲破解苗木困局的主要途径。每次回到城里，他就到马路上捡别人随意扔掉的果核，然后放到家里用麻袋装好，积少成多后便用马驮到山上。
原地委书记到大街上捡别人扔掉的果核，这在当时成为轰动保山地区的新闻。可是杨善洲不在乎，林场资金紧，省一个是一个。“可你是地委书记啊，在大街上捡别人吃剩的果核，大家会怎么想？”有人开导他。“那是他们的事，不花钱就能弄到种子，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他说。
一次在街上捡果核时，杨善洲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上，小伙子大发雷霆，冲着老人破口大骂。旁边有人赶紧过来把小伙子拉到一边，告诉他那位老人就是原来的地委书记。小伙子顿时傻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毫不起眼的在他看来甚至有些卑微的老人会当过那么大的官。杨善洲却丝毫不理会旁边发生的一切，依然低着头自顾自地捡他的果核。每年的端阳花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每每这个时候，杨善洲就会发动全场林工，一起到街上去捡果核。如今一个个小小的果核，都已在岁月轮回中演变成为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果树。
“正是因为有老书记带着干，我们才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一步步挺了过来。”林场的工人说。
20多年前，初上大亮山的杨善洲头发只是灰黑，如今却已满头飘雪……
“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大亮山林场带给当地群众的好处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和显著起来。
创办林场之初，省林业厅、财政厅给大亮山林场拨付了100多万元，对杨善洲造林之举给予支持。当时，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慎重考虑后，杨善洲用这笔钱在大亮山修了一条18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起了5公里长的高压线，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并挤出7万元为附近的四平寨通了电。通路、通电为植树造林奠定了基础，也大大推动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大亮山林场最显著的社会效益表现在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的人畜饮水难题。场长董继军告诉我们：“林场现在承担着3个乡镇11个村委会70个村民小组2.5万人的饮水供给任务和两个糖厂的蔗区灌溉任务。”
我们来到了距离大亮山林场20多公里的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就出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因为饮水太困难，这里的村民婚丧嫁娶，用水都要纳入人情簿子。”老书记说。可是，走家串户后，我实在难以相信这个地方曾经饮水困难到那种程度，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各家各户都通了自来水管，拧开开关就有清泉汩汩流出。
大亮山林场采取的是“国社合作”营运模式，即由村社集体为单位出林地，由国家进行植树造林，产生的经济利润按一定比例双方分成。“这些年，大亮山林场都只是进行抚育型间伐，带给当地老百姓的经济效益不是很明显。2006年到2008年，林场共支付给村集体4万多元的分红。”董继军说。2006年，林场建起了一所木材加工厂，加工抚育间伐的林材。到2008年3年间，林场共支付给当地村民间伐林木、加工林材的劳务费超过了36万元。
不久前，施甸县政府用大亮山林场做抵押，贷款1.7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1亿元已经支付到位。
发端于大亮山林场的植树造林热情还波及到了更广的范围：“这些年，感觉整个施甸县的植树造林热情都在上涨。”穿行在林海中，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感慨地说。我们从林业部门了解到这样一组数据：1988年施甸县的森林覆盖率为17.1%，2009年提高到了44.8%。
在担任大亮山林场义务承包人的20年间，杨善洲接受的唯一报酬是：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1996年，随着物价上涨，林场将补助标准提高到了100元。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为杨善洲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今年5月，杨善洲将其中的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6万元捐给了林场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设。
“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只要活着，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帮群众办实事。”杨善洲说，“实在干不动了，只好把林场交还给国家，但这不是说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还是要接着帮老百姓办，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穷尽一生书写为民情
——记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下）
作者： 来源：保山日报 字数：3508
采访期间，记者听说了一件事：杨善洲自1950年把妻子迎娶进门以后，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他就再也没有时间去过妻子家。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他的岳母到姚关去赶街，看到一辆汽车从街上过时听人提到了女婿的名字，老人想上去和久未见面的女婿打个招呼，可一晃车子就直奔乡下去了。直到临终前，老人都没再见过自己的女婿杨善洲……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会“无情”和忘我到这种地步？从1955年任施甸区区委书记到1988年从保山地委书记岗位上退休，30多年的时间，他都在忙些什么？
与杨善洲谋面是在他的家中。老人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卡基布中山装，坐在一张枣红色的老式木沙发上。那一刻，让人感觉像是穿越时空，回到那久远的年代……
“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
1965年的一天，一个头戴竹叶帽、脚穿草鞋的中年人出现在施甸县某人民公社，打听公社领导在哪里。接待的同志一看来了个老农，而领导正准备接待县委书记，就随口打发说领导不在。来人一听没作声，转身就去村子里面转悠了。过了约定好的时间，公社领导仍然没见到县委书记，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接待员把县委书记当成老农给打发走了。这位县委书记就是杨善洲。
做过9年石匠、工农干部出身的杨善洲，当了保山地委书记，依然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他脸色黝黑，双手老茧，和农民一起锄田、栽秧，走家串户体察农民的困苦，给受冤屈的人主持公道，自掏腰包给困难户力所能及的帮助，下乡不给农民添负担，从来都自掏饭钱……
“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给杨善洲担任秘书11年，祝正光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善洲时常和农民群众一起下地干活。“那时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基层，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出了地委大门，天黑之后才回来。地委开会都在晚上。”祝正光说，“书记一直认为，与农民群众一起劳动是了解基层、了解农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农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最真实。”
198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总书记提前抵达，地委的同志迅速到板桥公社去通知地委书记杨善洲，到了公社才发现，他正在田里头和农民一起插秧，裤腿挽到了膝盖上，猫着腰只顾忙碌，听到工作人员的喊声，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拔腿往回跑。“杨书记是换了衣服才去见胡耀邦总书记的，可他和农民一起插秧的事还是传到了总书记的耳朵里。总书记感叹说像杨善洲这么朴实的地委书记还真不多见。”祝正光说。
在杨善洲眼中，人民的事马虎不得。1988年，当时驻板桥汉庄的地委工作组接到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的申诉。老人去卖猪，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猪，并扯着老人来到了地委工作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组负责处理此事的人轻信了对方的话，责令杨春兰立即将猪送还给对方，并罚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组。杨善洲得知此事后，马上责成工作组与地委信访办公室的干部进行调查核实，并要求将处理结果报告他本人。经过认真核查，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来杨春兰所卖的猪是别人偷了转卖给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我们处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行事，不能伤了群众的心。”事后，工作组专门派人当面向杨春兰道歉，并赔还所收的罚款。
“老书记12岁失去父亲，陪着母亲艰难度日，从小就深深地体味到身为一个农民的诸多难处。因此他处处从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农民，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民’，并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官’，这使他与父老乡亲始终保持着一种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在杨善洲身边工作过8年的保山日报记者苏加祥这样解读这位“农民式”的地委书记。
“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
我们来到了施甸县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的老家。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较之于周围的院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他的老伴。在丈夫为了事业和理想顾不了家60多年的岁月里，这位叫张玉珍的老人默默地担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
杨老家现已是四世同堂，他的大女儿、孙子、重孙和老伴一起生活。2008年，孙子攒够钱新建盖了房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凡而融洽。但是，在杨善洲常年顾不得回家的岁月里，这家人曾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975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处漏雨，全家老小实在无法在屋里居住。张玉珍没办法，专程跑去找杨善洲，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拿点钱给家里修房子。杨善洲听了，久久无语，掏出身上仅有的30元钱交给妻子说：“你先拿这30元钱回去，买几个瓦盆接一下漏雨，暂时艰苦一下。”张玉珍接过30元钱，含着泪水回到了老家……她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父亲确实没办法，他很穷，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去给他添麻烦了，家里的日子我们先凑合着过吧。
1995年，杨善洲已经退休并回到大亮山种树。出于杨善洲进城给林场办事住宿方便的考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的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一间房子。房子是盖起来了，但这5万元的债怎么还？张玉珍专门找到杨善洲：能不能凑点钱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拿出了9600元，“你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老伴问。杨善洲摆了摆手：“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看着老伴无奈的神色，张玉珍只好又一次含着泪水回到老家，把刚刚盖起还没来得及住的房子卖了。
杨善洲的大女儿杨会菊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件更让人心酸的事。她3岁那年，一天深夜忽然高烧昏迷，奶奶和妈妈急得顶着暴雨爬山路连夜赶往施甸县城。山路崎岖不平，路过一个山崖的时候，奶奶因走路慌乱而失脚，身子往山崖下倾倒，母亲急忙伸手去拉奶奶，不料由于失去重心，3人一起掉下了山崖，挂在了一蓬枯藤上……回忆起昔日的艰难，年近花甲的杨会菊含着泪水，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手说：“父亲不容易，我妈更不容易啊！”
杨善洲的小女儿杨会芹回忆说：“我8岁时，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当时因为奶奶病重，父亲赶回家来送药。母亲对我说，这是你爸爸，赶快叫啊，我却害怕地躲开了。”
杨善洲退休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昆明安度晚年，一家人欣喜万分，以为终于可以与在外忙了几十年的父亲共享天伦之乐了，不曾料想，他却一头扎进了家乡的荒山……
“不行！我没这个权力”
一个老地委书记的妻子和家人怎么会在农村？从大柳水村出来后，这个疑问一直在我心头萦绕。
“是老书记自己不让办‘农转非’。”熟悉情况的人解释。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上级组织部门有个通知，地、师级干部，家在农村的妻子、母亲、不满16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当时，杨善洲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当组织部门将他家“农转非农业人口”的报告打上去时，他坚决要求撤销报告。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自己常年不在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照顾也不给家人享受，杨善洲做过的类似事情数不胜数。
1982年盛夏的一天，保山地区中专生招考张榜处，有个18岁的姑娘眼睛睁得大大的在榜上寻找了无数遍，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杨善洲过来拍拍自己小女儿杨会芹的肩头说：“别难过，明年再考。”“爸爸，要是明年还考不上你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吗？”女儿可怜巴巴地问。杨善洲紧锁眉头，严肃地看着女儿：“不行！我没这个权力。”
1986年，姚关乡的一位副乡长在杨善洲家看到老书记的老伴和女儿们正在吃包谷饭，得知老书记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只好用包谷掺在饭里时，这位副乡长流泪了，当即让乡民政给老书记家里拉去了两袋救济粮。杨善洲知道后，批评了他：“好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呢，接济要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家庭。”他叫家里人将送来的粮食退了回去。这一类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
隆阳区芒宽乡现在是保山市有名的小粒咖啡之乡，全乡的咖啡连片种植面积超过万亩。可在30年前，这里的咖啡树只是零零星星。咖啡种植产业的长足发展是在杨善洲走进芒宽田间地头，鼓励群众大力发展咖啡种植之后发生的。1980年10月，杨善洲到了潞江坝的芒宽公社。他听说新光大队有位叫朱自祥的社员，种植咖啡成了出名的冒尖户，曾因种咖啡挨过批斗，便想让朱自祥带头发展咖啡种植。杨善洲踏进朱自祥的家园，摸着咖啡树说：“过去，我也没顶住‘左’的妖风……我看这咖啡树是摇钱树。”
朱自祥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杨善洲又说：“你家6口人，光是咖啡这一项收入就是人均300多元，再加上其他经济收入，已提前达到了小康水平啦！好啊，你这个典型应该快快推广。”就在那一年，全国咖啡生产会议现场会在芒宽新光大队召开。从此，咖啡种植在芒宽得以迅速发展。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都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位84岁的老党员说。
云南日报记者 程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