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可靠人士披露，关于“延迟退休”，除了上海的“柔性”方案以外，事实上还有一个也被称为“弹性”的方案。2008年年底，媒体上曾经传出这样一个消息，“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这就是另一个被有些专家也称为“弹性”的方案。

　　当然，现在已经到了2010年第三季度，传说中的女职工延退仍无动静，这可以理解为至今“条件”仍不“成熟”。前些日子人保部也给出了说法：“我国暂时不会调整退休年龄，有关部门目前只是在研究一些‘延迟退休’的建议，并不代表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即将更改。”因为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建议”，所以有必要把“反方”的意见说得再充分一点，以供领导参考：

　　众所周知，延迟退休的政策目标有二：一是保持劳动力的供应，二是减缓养老保险的压力。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供应不足和养老保险压力增大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实施延迟退休，可谓“一箭双雕”。

　　但是，中国的人口规模极其庞大，目前是13亿人，到老龄化高峰时可能达到15亿。届时，如果以60岁为限计算劳动力人口，还有6亿多将近7亿——就其正面影响而言，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提高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30年后的7亿劳动力可以支持一个多么大的经济规模？创造多少社会财富？然而，就其负面影响而言，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信息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也许到那时，我们需要担心的仍然是就业岗位不足。

　　于是，对于是否需要延迟退休年龄，我们就要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了。因为我们和发达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延迟退休年龄的结果可能不是“双赢”，而是在就业和养老之间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更何况30年后，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年龄偏大，这对经济发展似乎是一个不利因素。不过，延持退休年龄，却只会使这个问题加剧。

　　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就业问题始终是影响最大的社会经济压力。我们常说“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因为一个人如果失业就意味着他失去了参与初次分配的资格。在现代社会中，这是一个人及其家庭陷入贫困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社会不安定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有专家一直在争辩，认为延长退休年龄与就业无关。近十多年来，人保部提供的数据基本如此：中国每年都有新生劳动力2000—2400万人，但新增加的工作岗位却只有1000—1200万个。在新增加的工作岗位中，有30%是“自然更新”，一般理解，其中绝大部分是退休“让”出来的位子。我们能够设想，这种状况会很快改变吗？

　　有专家发问，一个教授退不退休，与一个大学生就业有什么关系？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不然。在当前高校非常讲究“编制”的制度安排下，教授的退休与大学生就业是通过这样的“层级接续”挂上钩的：教授退休，腾出位子来，就有一个副教授可以升任教授，有一个讲师可以升任副教授，有一个助教可以升任讲师，助教腾出的位子则可以使一个大学生（包括硕士或博士）得到工作。如果教授不退休，后续的一切则都不能发生。

　　以前也认为，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加，中国总有一天要采取延迟退休的措施。但经过几年的思考，现在的看法是，中国也许并不需要普遍地延迟退休年龄。因为对连现行退休年龄都难以适应的中国蓝领工人来说，他们今后依然可能在4050时被辞退。如若不然，那就会“淤积”在企业中。想一想90年代后半期下岗失业的“富余人员”是从哪里来的？就可以明白其中的政策逻辑，何况还要再延迟5年退休。

　　至于文章开头提到的“小步渐进”的延退政策，其实是个“温水煮青蛙”的策略。即使是这个方案的设计者，他们也认为真正需要延退的时机是在十几年以后。尽早开始实施，是为了造成一种制度惯性，让劳动者“习惯”。但这项政策一旦开始，因为涉及公平和公正，从道义上说就很难撤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在开始“弹性”后15年中的被延退的，实际都是“无辜陪绑”。

　　当然，有些岗位确实是可以也是需要“弹性”或“柔性”延退的，这是指退休年龄在一定范围内可选择。但是，这只涉及少部分人。对于缓解养老保险的压力帮助不大或基本上没有帮助。这可能也需要反复唠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