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真知——读《朱理治金融论稿》
　　
　　
　　张宇燕
　　
　　
　　1940年1月，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皖南事变。这次事变标志着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脆弱的统一战线彻底瓦解，国共两党再次反目为仇。在这之前，出于至少是名义上的联合抗日之目的，国民政府每月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63万法币财政支持，同时允许国内外的各种捐助源源不断地送抵边区。1940年这两项外来“接济”达1040万法币，大体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七成多。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不仅立刻断绝了输往边区的财政拨款，而且对边区进行了全面封锁，企图在经济上困死共产党。1941年初前后，在这片面积只有8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土地上生活着140余万人口，同时还有8万多由财政供养的党政军人员。可想而知，国民党的封锁一时间给边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度过财政难关，边区政府做出了两项意义深远的决策：其一，进行货币制度改革，就是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同时停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其二，任命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委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的朱理治同志为行长。把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贸易政策制订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体现了共产党的战略眼光。而选用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过两年的朱理治担任行长，亦显示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知人善任。1941年3月朱理治受命于边区财政金融危难之际。在担任边区银行行长的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调查研究，把握规律，审时度势，勇于创新，高招迭出，既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度过最困难的财政危机时期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货币金融理论大厦增添了砖瓦。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较为完整地体现在《朱理治金融论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之中。
　　
　　在这部文集中，最具系统性、最富原创性和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他分别写于1942年5月29日的《边币的根本问题》和1943年1月的《发行与推行边币的体会》。这两篇文章涉及到货币金融学中的几乎所有核心问题，如通货膨胀、货币流通域、汇率与外汇管制、货币发行的政治经济学、货币经济与实质经济、进口替代等等，以及被主流货币经济学家们无意或故意忽略的问题，如铸币税，特别是个独立的财政货币管辖区之间的货币竞争问题。不仅如此，许多命题或理论，都是他独立提出并且最早或较早加以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