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Lex联合撰写的短评《〈广场协议〉这次不会重演》一文，特别强调各国会接受25年前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签订的那份汇率协议引发日本经济持续衰退的教训，虽然这次汇率的主角换成了中国，不是日本，但他们相信历史不会重演。历史真的不会重演吗？文中提到，中国政府可能同意加大人民币升值速度，以换取美国政府减轻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力度。关于这种可能的政治交易，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汇率看上去是由国际汇率市场上的供需双方力量决定汇率的大小，实际上很多时候取决于汇率交易国之间的政治较量，我把这种政治较量称为政治购买力。当然，纯粹的政治交易也是不存在的，它还是夹杂着经济、制度、文化甚至交易者的个性在里面的。既然汇率不完全是市场交易的产物，它还附加了很多人为的干扰，那我们不妨拨开云雾看清楚愈演愈烈的“货币战”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众所周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战后的国家亟需发展经济，真可谓“百废待兴”，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仅变得迫切，而且非常频繁。但混乱的国际金融市场无法高效率地为国际贸易提供快捷、便利的金融服务。这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坐收渔翁之利的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货币体系的确为国际贸易的极大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惜好景不长，随着其他国家经济的崛起，美元“一元独大”的货币体系受到挑战，最后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牙买加体系兴起。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历史我们简单地回顾到这里，但我们不要忘记货币的本质是由于交换产生的。如果我们铭记这一点，就会发现所有货币战争背后的秘密就是对互相交换后的收益不对称所引发的冲突。

       如果这种跨国之间的互相交换能够相安无事，那么不同货币之间也就不可能爆发战争。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1960年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的问题：“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与此同时，特里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没有多久就预言它在不久的将来会崩溃，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证明特里芬的确远见卓识。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牙买加体系的建立并不表明“特里芬难题”的消失。今天，我们看到的中美两国之间的汇率战正是“特里芬难题”的翻版。美国不断持续的贸易逆差已经严重腐蚀了美元坚挺的信心，那种既要让其他货币升值缩小不断拉大的贸易逆差，又要保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霸主地位是不可能的。不过，今天的国际经济环境比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的中美汇率战不仅延续了“特里芬难题”，而且还暗含了人民币作为一种潜在的“国际货币储备”与现有的“国际货币储备”美元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中国政府面临一个新的挑战：要有意识地培养人民币成为一种国际货币，但这与国内比较封闭的金融市场形成冲突。

       假如人民币现在是一种国际货币，那么中美之间的汇率冲突是不存在。中国政府坐拥2.65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足以维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短暂平衡，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人民币与美元形成的“双储备”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可以共同肩负起维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重任。问题是，人民币虽然不是国际货币，但它一方面享受了“单边国际货币”带来的好处，比如可以源源不断地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一揽子国际货币发行国进行金融投资或者其他形式的金融合作，另一方面却不愿意向这些国家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而且还为效率低下的国有银行买单。这种“单边国际货币主义”的务实态度也许是激怒那些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应该理性、坦率地面对这些挑战，但那些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要忘记中国人是不欢迎任何激进的变革，他们更喜欢温和、渐进、有人情味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