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深圳卫视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节目，辩论人口政策。但我不在国内，时间来不及。我建议说，假如深圳卫视真的想推动人口政策调整的话，就不应该邀请李小平和程恩富手下的人参加节目了，也不要再讨论放开二胎的问题了，而要讨论停止计划生育之后如何有效提升生育率。李小平等人几年前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他们的观点在网络上不堪一击。他们之所以还风光，是因为有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为后盾，媒体给予他们充足的表演舞台。如果让我与李小平等人在电视辩论，对我是一种侮辱。上次凤凰卫视邀请梁中堂教授、叶廷芳教授与李小平辩论，电视台是有点不厚道。
深圳卫视“22度观察”的辩论节目于周六（10月30日）晚23时45分播出。辩论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只知道最大的亮点是专家席的梁中堂教授立场非常鲜明地说“翼城实验现在看来也是可笑的，根本就不应该有这种杞人忧天的实验”。杨支柱在观众席发言，但不知他的观点是否播出。
梁中堂教授参与计划生育全过程，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中期党中央根据梁中堂教授的建议在山西翼城试点二胎方案。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形势下，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实践表明，二胎试点是失败了，因为2000年翼城的生育率就已经只有1.5，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作为设计人，梁老现在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有这种杞人忧天的实验”，认为应该完全废除计划生育。
但是非常滑稽的是，现在很多人口学家（还是开明派）提出的二胎方案从人口学角度还不如1980年代梁中堂教授的方案。更为滑稽的是，这些学者还建议先选择几个省市“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然后“认真总结和吸取这些地区在努力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上，放开二孩、防止多孩”。二胎方案被韩国、台湾、新加坡、伊朗等地实践过多年（还只是提倡二胎，而不是像中国人口学家们提出的强制最多只能生二胎），已经后悔莫及。二胎方案在中国也试点了二十多年了。已经被国际国内证明是错误的方案，竟然被中国的权威人口学家们视为圣物。
我在《大国空巢》中说：“停止（独生子女政策）之后，有些学者提出了“二孩晚育方案”，在这些方案的配合下，宋健、田雪原的７亿人口目标还是可望实现的。”现在看来中国的主流人口学家们确实是千方百计想完成宋健、田雪原未竟的事业。
我在《二胎方案是错误的》（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说过：“战略的准确比战术的精确更为重要。梁中堂在战术能力可能不如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但是在战略上他却远远比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站得更高。”现在看来，这一观点也并不准确，因为梁中堂不仅战略上比曾毅等人站得高，战术能力（不是指用英文发表花里胡哨的论文，而是指真正的事实判断能力）也比曾毅等二胎专家们要强。因为梁中堂教授根据翼城试点得出了应该停止计划生育的结论；而曾毅等人却还在建议二胎试点，并且曾毅等人的几个核心数据都是错误的（《曾毅的“二孩晚育”方案是错误的》http://guancha.gmw.cn/2010-10/19/content_1320374.htm）。曾毅等人没有事实判断的能力，只有篡改事实的能力（比如他们认为试点二胎的地区的生育率为2.0以上）。
学者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判断，做应该做的、能够做的，是引导决策，不是揣摹上意。不应为错误的政策宣传、背书，而应该劝阻实行错误的政策。每一个人都有思想惰性，领导人也不例外。二胎过渡方案是最能满足大家惰性的方案。如果学者揣摹上意，不纠正领导人的决策，那么中国的决策不可能科学化。
《礼记.杂记》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当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不知道是错误的；但现在已经知道二胎方案是错误的，人口学家们的二胎方案是让中央领导吞下人口学者精制的毒苹果，让领导人背下千古骂名，而他们自己却能脚底抹油逃避历史责任。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中国曾有两百多个二胎试点（我曾看到某学者的文章中提到）。梁老帮我纠正了这个观点。梁老说：“事实是，那个时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二胎的生育试点。翼城县的试点是在偶然的条件下产生的，它的出现又使得基层从下面突破出现过10多个二胎试点，但从来没有200多个。如果那样，那个时代就成了春秋战国的繁荣时代了。”
我曾经根据田雪原的文章认为中央在1980年曾经召开过五次座谈会。梁老指出：“从我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来看，“5次中央人口座谈会”之说，除了田雪原一人以外，还没有其他任何人的相信和引用，连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此都从来不屑于顾。”
看来田雪原是一再用虚假的信息来圣神化198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一方面抬高自己，一方面给一胎化决策增加保护壳。我以前说田雪原是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虽然他当年只是一个小丑，但其罪责是巨大的，这是不容否定的），田雪原笑纳了，引起不少当事人不满，张敏才在人口学年会上就特别澄清独生子女政策出台过程（张敏才是《公开信》的起草人，但他也坦承他只是参与文字工作，对于数据预测是宋健等人做的；而田雪原没有参与《公开信》）。现在很多媒体也称田雪原为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了，这是我的错过。为避免以讹传讹，特贴出梁老的文章以正视听。
“中央人口座谈会”：一个由田雪原自编自唱的谎言
梁中堂
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08410133281/
写完有关《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本文简称“公开信”）的两篇文章，已经阐述清楚了“公开信”作为新设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陈慕华人口和计划生育汇报会以后的产物，属于胡耀邦等中央书记处领导成员上任伊始熟悉工作的性质，只能是一种临时和过渡性的安排。1981年9月10日，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终于完成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政治领导体制以后仅2个月，中共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就提出了允许农民普遍生育2个孩子和“女儿户”两个方案的政策转变决策。如果把“公开信”放在“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之间的历史来分析，则明显发现其具有一定的缓冲性质，是由前者转向后者的拐点和转向路标。至此，应该说这个单元的研究就结束了。但是，大约2年前田雪原突然讲述了一段惊奇的故事，说1980年3-5月份，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5次人口座谈会确定了“只生一个孩子”的大计，中央把“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通过“公开信”的方式发布出来。这样，“公开信”就不是我所研究并提出的是过渡、缓冲、拐点和转向路标，而成为发布重大新政策的载体、是一个时代的起点了。1980年，那是一个不远不近的年代。真的发生过一个“中央人口座谈会”吗？它已成为正确认识“公开信”的一个巨大障碍。所以，尽管说，忍耐上海夏天的酷暑和高温来品尝这枚又酸又涩的青果并非是一次享受，但是，既然已经开始了对“公开信”问题的研究，就必须把它进行到底。更何况，只有我读得出来，田雪原的所谓“中央人口座谈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回答笔者几篇文章的诘难才提出来的。这样，分析和考证这个由他一个人编造出来的故事，也是自己应该担当的一个义务。
一、一个弥天的谎言
最早出现中央5次座谈会确定“只生一个”人口生育政策大计的说法，是2008年3月17日的“新京报”。在题为《五次座谈会讨论出“只生一个好”》的报道中，田雪原通过该报记者说：
1980年3月，北京依然春寒料峭。
中南海西楼会议室里，关乎全中国每一个家庭的会议正在进行。
在中央看到田雪原等人的人口预测后，中央书记处就委托中办，于1980年3月至5月，连续召开了5次座谈会。
……会议从中南海转到人民大会堂，专家从十几位减少到两个，最终，讨论渐渐转为决策过程，“只生一个”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个过程产生了两个文件。其一是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其中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另外一个文件就是，田雪原接受领导委托向中央书记处起草的报告，定下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基本方针。
经过将近一年的观察，在2009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中，田雪原开始自己撰文。由他第一次亲笔叙述的文字如下：
1979年下半年至1980年初，宋健、李广元等同志常常利用星期天等业余时间，到月坛北小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来同我一起讨论研究，中午就啃两块馒头、喝杯开水继续磋商，最后新华社发布了多种方案的中国百年人口预测结果。该预测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推荐给当时主管人口工作的陈慕华同志，陈慕华同志回信称转报中央政治局。1980年3 ～5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人口座谈会，对人口问题进行了五次规模不等的讨论，最后形成报告上报中央书记处，以及撰写了致全体共产党、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座谈会后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体现了上述基本精神。本人在受命起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时，还按照领导要求，分别撰写以个人署名的几个附件，以示对这样的论证负责。这两个文件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的基调，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天看来，80年代初提出的以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绝不是“拍脑袋”的结果，而是经过认真的讨论和论证、对其实施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抉择。
半年后，他在另外一本书中说：
1980年，中国人口政策走到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一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5次人口座谈会。……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定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起到为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计划生育一锤定音的作用，这对后来人口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笔者亲历座谈会并担负《报告》的起草工作……
谎话说过3遍就变成了真理。此后，不仅言之凿凿，而且传唱的频率也加快了。
2009年9月，田雪原给自己单位的记者介绍说，1980年3月至5月的5次人口座谈会，最终确定了中国人口的方针大计。他说：“当时我们反复论证，对人口发展进行了科学预测才提出只生一个孩子的建议。”
10月，田雪原说：“1980年3－5月中央5次座谈会，作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决策。”
12月，田雪原说：“1980年3—5月，中央连续召开5次人口座谈会。……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提交的报告和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公开信》，体现了上述基本精神，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的基调。”
2010年1月，田雪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某单位所召开的一次所谓高层“智库”会议上发言说：“1980年3-5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人口座谈会，对人口问题进行了5次规模不等的讨论，最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形成座谈会向书记处的《报告》，以及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本人受命起草向书记处的《报告》时，还按照要求，分别撰写了个人署名的几个《附件》，以示对这样的论证负有责任。这两个文件奠定了80年代以来的我国生育政策的基调，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天看来，80年代初提出的以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标识的生育政策……”
5月，田雪原说：“1980年上半年中央人口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都阐明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田雪原煞有介事地一次次讲述只有他才知道的“中央人口座谈会”。然而，历史上果真发生过吗？
二、20多年来的文献和研究都不支持“中央人口座谈会”之说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学界和计划生育部门都有不少的人在从事计划生育史的研究，发表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在这些论著中，较有影响的有如曾任广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孙沐寒的《中国计划生育史稿》，曾任甘肃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史成礼的《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彭珮云主编的《中国计划生育全书》，杨魁孚梁济民张凡撰写的《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由路遇承担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建议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以及从1986年开始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机关每年编写一本的《中国计划生育年鉴》。我之所以罗列上述著作是由于编著者几乎都是我国计划生育部门的领导人，有不少都是7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在岗的当事人，譬如钱信忠（曾任卫生部部长、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栗秀珍（曾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季宗权（曾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周伯萍（曾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常崇煊（曾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彭珮云（曾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杨魁孚（曾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宏规（曾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一大批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中层干部。但是，在这些人担当写作的著述中，或者在他们的直接参与下、领导下和支持下形成的专门叙述我国计划生育历史的文章或著述，却都没有丝毫的线索可以支持田雪原的“中央5次座谈会”。特别重要的是，钱信忠和栗秀珍两位领导同志都是这段历史期间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如果历史上确实存在这一类的座谈会，中央机关一定会通知他们参加的。但是，在这2、30年的历史中，他们有许多次机会可以讲述这段历史，至少在上面提及的一些由他们参与的相关著作的编撰过程中，一定会叙述、也应该叙述这一重大历史的。遗憾的是，我们却从未看到过。
不仅如此，田雪原提出的“1980年3－5月中央5次座谈会”将近3年，虽然媒体很火，但是，学界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却从没有人呼应。特别重要的是，他若隐若现地描述一起“参加”座谈会的宋健，对此一说也一点不予回应。在收入田雪原记述这一重要历史文章的同一本书中，宋健曾为该书撰写了“特稿”。不言而喻，宋健被邀写这篇文章，也是因为田雪原所说的那段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示隆重，该“特稿”被放在一书通常序言或前言的位置。宋健的文章几乎就要触及到田雪原提出的那段历史。但是，他却有意远离那个故事，飘逸而过。他说：“王震任副总理时（1980）曾向本文作者表示‘中国人口能控制在3亿－4亿就好了’”。其后，宋健还有希望学界“谋划中华民族未来，提出方案，供政府综合审理，报中央作出决策”，也可以回到田雪原的故事上来。可惜，宋健在这两处本来都可以回应昔日伙伴的“中央人口座谈会”之说的地方，都一笔带过，让读者感觉压根就没有发生和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三、中央书记处的汇报会没有做出任何决议或决定
198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过一次与人口和计划生育相关的会议。但是，这次会议仅仅是接受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工作汇报，并没有做出过任何决议或决定。关于这次会议情况，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整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陈慕华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汇报》中说：
198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听取并讨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汇报。
这是30多年来，人们了解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情况的唯一官方来源。这一条目未注明信息来源。根据党和国家相关的文秘规则，凡涉及中央和上级机关会议的文件内容，必须严格遵循中央或上级机关确定的口径，要准确反映领导机关的有关会议精神。所以，上述文字应该来自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后，由中央整理下达的有关会议通知通报。按照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一唯一的官方有关会议消息的来源，中央书记处会议只是听取和讨论了陈慕华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汇报，而没有做出人口政策或者其他相关内容的决议或决定。
其次，我曾经依据上面的引述提出“公开信”不是中央书记处的正式的决议，而且进一步从“公开信”的具体内容来分析，它也没有确定“只生一个”的大计。相反，“公开信”从第一句话开始到整篇文字内容，都反映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文章一开始就说：“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另外，从当年的计划生育主管机构即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工作安排上也可以确定，那一个时期既不曾发生“中央人口座谈会”，也没有出台重大的政策。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和政府都有对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不过夜、执行不走样”之说。虽然那时的许多做法很过分，但是，作为各级党组织对待党中央的态度却一直是这样要求的。如果当时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中央人口座谈会”或者中央书记处制定出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一定会安排相应的全国工作会议予以传达、贯彻。但是，从后来各个渠道研究和整理的有关计划生育史的文章或著作并没有发现这一情况。譬如，由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主编的《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的《中国计划生育纪事》，既没有6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前落实“中央人口座谈会”的记述，也没有贯彻中央书记处汇报会议精神的记述。表明9月25日“公开信”发布以前，中央没有新的重大政策或重要精神。“公开信”以后，该书记录10月15日至12月12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举办第一期全国省级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学习班。”请读者注意，这个“学习班”的举办方是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而不是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如果是传达中央的重要会议精神，不仅召集的是“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并且召集人一定是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而不是它的办事机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杨魁孚等人编著的《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这次学习班的内容是：“主要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教师讲授人口理论、人口统计、世界人口以及若干人口与计划生育专题等课程。
倒是杨魁孚的“大事要览”中记载了“公开信”发表以后，10月7-14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座谈会。”但是，这恰好说明，“公开信”不是承载新的生育政策。如果是党中央的重要会议或颁布重大方针、政策，有关部门就不能采用座谈会的方式，而是必须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譬如1978年10月26日中央颁布69号文件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于1979年1月4-17日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1981年9月10日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提出、1982年2月9日发布中央11号文件提出现行生育政策，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8月10-16日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期间，5月4日钱信忠接替陈慕华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198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108次会议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的汇报并做出改善政策的重要决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月27-3月7日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会议；198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举行第18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提纲》，5月9-12日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会议传达贯彻该次会议精神。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198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公开信”发表以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没有安排全国工作会议，说明期间不曾发生重要决议或政策变动，更没有出现所谓定下计划生育大计、一锤定音和至关重要作用的事情。
田雪原编造的“中央人口座谈会”不仅不是历史事实，而且也不符合历史逻辑。
四、“只生一个”在中央设置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前早就存在了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是中共中央书记处设立以前，甚至于是宋健田雪原1980年2月出现以前早就存在的政策了。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已经不存在经过中央书记处委托办公厅召开座谈会重新制订一个“只生一个好”的政策问题。但是，在田雪原的笔下和口里，“只生一个”成了他们的发明和中央书记处对他们建议的认可。由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讨论“公开信”历史地位和作用的两篇文章中做过较详细的论证，这里仅将重要事实略述如下。
1979年1月，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的讲话中提出“鼓励生一胎”。
1979年4月5日，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我们一定要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订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包括法律的和经济的办法，鼓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
6月1日，陈云对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要“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对独生子女实行优待政策”。陈云说：“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
6月18日，华国锋在给人大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10月15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指出，人口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
另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已经在1979年上半年的实际推行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涌现一大批先进地区和先进单位。仅从人民日报有关文章的题目上检索，5月19日，有“在抓好思想教育的同时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兰化奖励终身生一个孩子的夫妇”的报道。5月21日，有“提高群众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大邑县龙凤公社积极宣传只生一个孩子的好处”的报道。6月9日，“什邡、江津两县从今年二月份以来，分别有三千三百对和八千八百多对已生一胎的夫妇，响应不再生第二胎的号召，从而使这些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成绩。” 6月22日，有“争做计划生育的促进派 贵阳市奖励计划生育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二十三位年轻父母倡议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表彰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 合肥市和天津和平区分别颁发光荣证和独生子女证”和“上海县虹桥公社一百五十九对育龄夫妇提出倡议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孩子 ”等3篇报道。
由于已经在全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6月27日，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给领导干部讲计划生育课时，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陈慕华说：“计划生育工作要把重点转移到最好生一个上来，今后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是‘晚婚、晚育、少生’，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12月18日，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总结说：“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从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来，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战略任务。”陈慕华还说：“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到1979年年底、1980年年初，“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已经是人民日报和各个大报经常采用的大号黑体和通栏的标题了。
还有，从工作统计来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1979年已经适应生育政策和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设置了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工作统计。在该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报表中，全国现有一个子女的夫妇1535.4万，其中已经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610.1万，领证率为39.7％。在全国各省的报表中，仅有青海和西藏、宁夏等3个省、自治区没有“独生子女”的相关统计数据（江西省仅有独生子女数）。这都充分说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作为一项既定政策，1979年已经在全国得到了贯彻和实行。
五、精心编造的谎言
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1980年3-5月中央5次中央人口座谈会的说法，决不是田雪原记忆有误而偶然犯下的错误。仔细阅读田雪原的有关文章，就不难发现中央人口座谈会决定我国人口政策大计之说，是他精心编造的一个弥天谎言。笔者所以使用这样的词语，一方面是说经其几年自我传唱，已经满天飞扬。另一方面，是指其谎话编造到党中央，直达天庭。说其精心编造，第一，田雪原说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但是，他一次都不交待召开会议的具体时间。第二，田雪原仅叙述第一次会议有中央机关25人，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专家各19人。但是，除了他自己自始至终参加了5次座谈会以外，再也没有参加各次会议的人员的具体姓名和名单。第三，既然是座谈会，该有参加会议的人们的发言。但是，即使是田雪原在几个地方较为详细地介绍会议讨论和争议的内容，也从没有具体人员的具体发言和陈述。第四，由于把中央座谈会的背景设计为他和宋健的人口测算所引发，座谈会不得不提宋健。即使这样，田雪原也没有明确指出宋健是否参加了座谈会以及参加了哪次会议，而只是笼统地说“同时，宋健同志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但笔者知之有限，只知道他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等工作”，从不肯明确陈述与他共同参加的任何一次会议。第五，田雪原提出会议产生了由他执笔的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和汇报提纲，但是，他仅仅以《报告》和《汇报提纲》简缩的方式表达，而不注明文件题目的全称。实际上，按照公文处理规则，向中央报告或汇报的文件都应该有明确的称谓的。比如，按照田雪原的说法，《报告》和《汇报提纲》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出面召开的中央人口座谈会的结果，这两份文献的全称就应该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中共中央人口座谈会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中共中央人口座谈会的汇报提纲》。或者，更为准确一点，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人口座谈会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人口座谈会的汇报提纲〉》。第六，田雪原声明在向中央书记处撰写报告的同时，还以他个人署名的方式增加几个（有时又说是两个）附件，但是，从来也不进一步介绍附件的具体内容和题目。
田雪原如此安排是费尽苦心的。因为，上述任何一项说得再具体一点，都有可能暴露真相而被别人戳破谎言。譬如，写出具体的会议时间，无论中央有关机关或者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档案里、其他参加会议的人所作的笔记上，都可以澄清那次会议不是中央人口座谈会，而是另外的什么会议。写出具体参加会议的人员，叙述参加会议者的具体发言，包括把宋健介绍得更具体一些，都可能出现“穿帮”而引起这样的后果。至于他所说的《报告》、《汇报提纲》和所谓的附件，其题目都会清楚地显示与所谓中央办公厅主持的“中央人口座谈会”所不同的主、谓语。由于田雪原在凡是可能露出马脚的地方，都经过了精心的安排。所以，即使给媒体的许多次访谈，在以上最有可能露出马脚的诸多方面都从来没有出过差错。笔者曾设想，无论对于训练有素或者初出茅庐的记者，都应该懂得新闻采访和报道中关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等新闻要素。所以，几位记者采访中询问会议的具体时间、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及其他参会人员的具体发言，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些必须交代的具体问题却从不交代，可见田雪原在这一问题上的精心设计和应对记者方面驾轻就熟、滴水不漏。
六、田雪原做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学术范式——大忽悠
田雪原这次叙述30年前宋健投奔他的时候，是鉴于外行不熟悉人口学的范式，需要符合人口学规范的研究。似乎他已经了解人口学规范，掌握了人口学范式。但是，他没有进一步讲什么是人口学规范。所以，我们也就无法知道这一方面的知识。不过，我进一步思索，如人一样，虽然像田雪原这一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组长、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人口学科组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士等等学界的大腕的学术规范和范式我们无法知道，但人的规范和范式必定包括诚实、正派；做研究的规范和范式应该包括掌握必备的第一手资料，要真实、严谨和符合逻辑。古语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之说。所以，田雪原的观点是什么、主张什么，这一直都不是我批评和关注的重点。相反，我看重的是做人、做研究应该具有的诚实和严谨的品格，重点审视田雪原的观点和主张是怎样的来的。既然做研究，总应该搜集资料并依据事实说话吧？作为一个学者，总该有严谨的态度，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可靠就可靠，可能就是可能。这是做人、做研究的规范或范式，也应该是人口学的规范或范式吧？遗憾的是，田雪原几十年来的所谓研究没有这些，有的就是忽悠。忽悠是他做研究、写文章的基本方法和范式。忽悠，是最近几年在全国流行的一个词汇。但是，它却不是新近才产生的。忽悠原先是东北地方方言，指某些聪明、狡猾的人的一种语言艺术。这种人擅长使用一些似是而非、查无实据的话来误导别人，以达到自己特别的目的。可能与其出身经历有关，田雪原运用此道娴熟、自如。翻检田雪原自1979年为马寅初翻案到现在的“新中国人口政策60年”，就是一路忽悠地走过来的。特别是涉及重要历史问题的时候，由于田雪原从一进入人口学和计划生育领域就身处国家学术的最高殿堂，而且那时的单位里就他一个人从事这一工作，所以凡是出手就都敢于大手笔、大忽悠。“中央人口座谈会”，不过是许多关节点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罢了。下面，就让我们从马寅初翻案文章开始，一个一个地来清点。
由于陈云、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田雪原作为与马寅初早年工作相关的北京大学、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部等单位组成的为马寅初平反工作组工作人员，比较早地参与马寅初平反工作，进而为马寅初写翻案文章。但是,田雪原30多年来的有关马寅初的文章都不是真实的。
根据田雪原从1979年以来的有关文章，似乎马寅初比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早地发现中国人口问题，写出“新人口论”，建议实行计划生育，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1958年以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不仅停止了计划生育，而且还组织了对马寅初的批判。但是，马寅初坚持真理，顶住压力，拒不检查。历史证明了马寅初是正确的，毛泽东忽视中国人口问题是错误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必须研究马寅初事件的时代背景。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在那个时代里，除了毛泽东以外，包括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内的无论共产党或者其他党派的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社会各阶层的知识分子或者比较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都在不同阶段上受到过批判。马寅初作为一个在新旧社会都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具体的历史人物处在这一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特别是作为新中国中央政府的官员、旧中国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等多重身份，可以用“在劫难逃”来表述。从知识分子这一方面来说，仅仅在马寅初任职校长的北京大学已经有了冯友兰、朱光潜、贺麟、王力、翦伯赞、周一良、邓广铭、傅鹰、游国恩、王瑶、林庚、郑振铎以及在马寅初直接“帮助”下的周炳林等等一大批老先生受到了批判。从党外人士这一方面来说，1957年已经有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黄绍竑、章乃器、宋云彬等一大批与其社会地位相当的民主人士已被打成右派而遭受批判。马寅初在那个应该谴责的时代受到批判，受到过不公正待遇，但不一定就是由于他写了“新人口论”。
其次，马寅初是一位经济学家。从新生政权建立伊始，马寅初一直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并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发表文章或讲话，解构和宣传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50年代初中期，马寅初几乎是唯一由旧中国走过来的可以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继续写文章的、并且可以发表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些最高规格的媒体上的经济学家之一。1958年2月，马寅初由财政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新人口论》作为4篇附录文章之一收入该书。从新中国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名和把人口论列为附录可以看出，马寅初并不把“新人口论”当作自己的主要论著。客观地说，马寅初的这本书是老先生在新中国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新知识，试图用新学习的新知识——辩证法思想诠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最近几年的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的合理化辩护，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辩护，表明自己极力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立场的一本书。但是，他受批判的也是因为这本书。马寅初出书4个月后，财政出版社就推出了《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论文集》，在被收入的10篇批判文章中，批判“新人口论”的仅1篇。1960年6月底，随着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而校内外的批判活动已经结束，北京大学经济系整理了两年多以来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其标题是《批判马寅初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资料索引》，说明在当时无论批判者或者被批评者双方，批评的对象、目标和内容，都是清楚的，一致的，人口论仅仅算作是一个方面。具体分析这份资料，批判马寅初期间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139篇（本，含批判文章汇集成出版物的几本书），其中涉及人口方面54篇,不到全部批判文章的40%。也都说明批判马寅初和马寅初被批判，不只是因为人口论。
再其次，从现在的资料来看，马寅初1955年7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浙江小组发言主张控制人口，实行避孕和节育的时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明确主张。特别是1954年12月，刘少奇召集中央机关、群众团体负责人谈话说：“关于节育问题，我们党、我们的卫生机关和宣传机关，是提倡还是反对？有些人是反对的，有的人还写了反对文章。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根据毛泽东时期党内生活准则，刘少奇的讲话中敢于这样肯定地说话，应该是反映了毛泽东的认识，说明毛泽东已经有了这样明确的态度。这些事实说明，马寅初在新中国最初亮明他的人口观点的时候，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思想认识。
还有，考虑到马寅初作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及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按照那时的国家体制都属于国家领导人这一个阶层，经常会参加毛泽东等领导人召集的政府工作会议，应该具体地了解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这一方面的基本态度和认识。这就是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避孕、节制生育和后来的计划生育的认识不是接受马寅初的观点，相反，马寅初在新社会开始讲他的人口论倒很可能是他了解了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政策主张以后才那么做的。
最后，马寅初开始讲他的人口观点的时候，中央卫生部已经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城市开展节育宣传工作，特别是各级卫生部门和卫生机构要设立避孕和节育的指导门诊，对群众的避孕和节育要求予以指导。高校是青年男女比较集中的单位，当然是城市卫生部门工作的重点。马寅初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也就很自然地会了解到党和政府关于节制生育的政策。
批判马寅初的事件发生在我国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上，我国开始走上独立和富强之路，开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党和政府在这一历史阶段也犯了许多错误，走了不少的弯路，产生了许多悲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那是一个悲喜剧同时发生的时代。国家总体上是在上演一出波澜壮阔的伟大的历史剧，而包括毛泽东这一伟大人物在内的一个个个体却都在上演着悲剧性人生。为什么？科学研究这一阶段的历史，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借鉴历史和发展我国未来都将至关重要。当然，如何认识这些历史，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所有的认识都必须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因为，没有客观、真实的历史，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回到马寅初问题上，田雪原参加制造的马寅初神话譬如说马寅初早于毛泽东等党和政府领导人提出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主张，说党和政府批判马寅初，说马寅初受批判是因为他写了“新人口论”，说因为党和政府批判马寅初以后就不开展计划生育从而引起人口泛滥，等等，显然都不是事实。
另外，田雪原在关于马寅初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叙述上也都是错误的，不真实的。
⒈ 说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畅谈”人口主张，向毛泽东“直谏”。不对。马寅初参加的这次最高国务会议是被通知来听取毛泽东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的。我们摘引《毛泽东传》上的两段话：
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规摸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随后，二月二十八日整天和三月一日上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三月一日下午，大会发言。发言的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等十六人。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四十五分钟的总结讲话。
一方面，马寅初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有关人口和节育问题的发言是因为毛泽东在报告中讲了一大段主张计划生育的话，会议安排的这种发言方式完全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召开重要会议的模式即领导发表重要报告，参加会议的各个方面表态支持。所以，马寅初在毛泽东面前的发言不属于“直谏”，而是表示拥护和赞同毛的讲话中关于计划生育的主张。另一方面，从马寅初发言记录稿1000字左右的篇幅来看，发言不超过10分钟的时间。田雪原说马寅初“终于畅谈了我国人口问题”的说法，不是研究所得，而是根据毛泽东在马寅初等16位党外人士的发言后所做的会议“结束语”中一句“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望文而生义。
⒉ 田雪原说马寅初受到的批判源自康生的插手。他写道：“那时盛传以‘党内理论家’著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1958年在北大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给马寅初定的调子是马尔萨斯的‘马’，不是马克思的‘马’；后又听说康生亲自给理论界一些领导写信，布置要像批判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果不其然……”此乃属子虚乌有。首先，查北京大学校史，1958年6月30日晚，陈伯达曾对北大师生做《在毛泽东旗帜下》的报告。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有关党的37周年的纪念活动。所以，说康生在北大参加纪念党的37周年活动，乃张冠李戴。其次，1958年仅有康生于7月16日参观北大物理系、数力系、化学系工厂的活动，但并没有发表批判马寅初的记载。说康生直接批判马寅初，为无中生有。再其次，关于康生给理论界领导的指示，据“文革”前曾任中宣部办公室副主任、与光明日报一起带头批判马寅初的《新建设》杂志总编吉伟青的回忆文章，他们批判马寅初明显受极“左”思想影响，具有时代特点，但明确否认有康生、陈伯达插手。说康生给理论界布置批判马寅初，并无证据。最后，说马寅初属于哪个马家，并不是传说中康生的说法，而是出自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进修生陈京璇和研究生诸葛殷同的一张大字报《马老究竟属于哪个马家》。把1958年党的纪念日以前半个多月就有了的话安插在康生的名下，显然没有进行过稍稍的考证。
⒊ 田雪原在最近的文章中增加了陈伯达。他说：“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陈伯达在庆祝会的讲话中，阴阳怪气地放出风来：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没有这样的事。首先，说陈伯达分管意识形态不确实。八大以后意识形态除了毛泽东直接抓以外，主要有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另外，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职责中也应该有份。但是，准确地说，陆定一分管意识形态应该是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后。其次，根据人民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和北京大学校刊的报道，陈伯达1958年5月4日讲话中显然没有点名批判马寅初。那天是由马寅初聘请彭真、郭沫若、陈伯达，以及教育部长杨秀峰等人参加北大校庆并主持报告会的。陈伯达在报告中说：“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大体上有两个包袱：一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教育，一是受中国封建意识的影响。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是这样。”陈伯达讲这几句话并不是出自于他自己，也不是心血来潮。这几乎是重复周恩来的原话。周恩来1951年在接见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代表和政府部门负责人会议代表时，根据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精神，提出改造知识分子的必然性和知识分子应该接受改造的必要性问题。他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腐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入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周恩来讲话后，马寅初主动给周恩来写信，“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拉开了“从1951年9月开始，在改革旧教育制度的同时，对知识分子进行以改造思想为主的学习运动”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这次由马寅初领头的知识分子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经北大发起继而扩大到京津地区的所有高校和中小学教育单位，然后又推向了全国。陈伯达在讲话中曾有一处点名。他说：“那些在解放前已经有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一些教授，例如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人，不经过深刻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刊，那就不可设想，他们能够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但是，陈伯达还不可能在这里点马寅初的名。因为是马寅初首先从周恩来手上接过了旧知识分子应该改造的指令，心悦诚服地积极领导一大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一条没有尽头的、洗面革新的改造之路，开创了知识分子没完没了的自我改造的历史。马寅初是旧知识分子队伍中的第一位响应自我改造号召的叛逆者，是标兵，是旗帜。50年代的形势还需要马寅初。另外，直接排名邓小平之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那天能接受马寅初的邀请来北京大学参加会议，说明当时还需要一个光亮、体面的马寅初。还有，此时的陈伯达已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筹备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该刊自1958年7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但始终没有发表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所以，说陈伯达点名批判马寅初，乃无稽之谈。
⒋ 田雪原在“翻案”文章里不断地援引马寅初，但常常属于断章取义。譬如，“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由于从一开始就把对马寅初的批判放置在“党内理论家”插手之后，马寅初这样的话语似乎就是对康生、陈伯达等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抗争。其实，马寅初讲这段话的小标题就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那些话都是直接针对光明日报的。马寅初清楚，是光明日报掀起对他的批判并一步步把批判扩大到更多的报纸和杂志。他说：“据去年7月24日和11月29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紧接着下文，才是田雪原的引用的那一大段话。如果引述的客观、全面，就知道马寅初不是针对党和政府的。
马寅初最初受批判，是由1958年3月北京大学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引起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在大会上动员后，党委和学校行政领导都曾以个人名义纷纷带头张贴大字报，表态支持并引火烧身、积极投身运动当中。作为校长的马寅初张贴大字报，也张贴给别人的大字报。这期间学校师生的大字报可谓之以“铺天盖地”。不过，这些大字报并不是集中针对那一个人的，特别是早期的大字报更不是针对马寅初的。从总体来看，绝大多数人的大字报都是给自己的身边的老师、领导，特别是从旧社会转变过来的各个学科的老的知识分子、各个系的教授和学术权威张贴的。由于马寅初担任校长，距离学生和教师都比较远，最初给马寅初的大字报并不多。是光明日报最初以反映北大“双反”运动的名义转载北大的大字报，逐步才形成批判马寅初并进而把学校个别师生的批判引向社会。马寅初硬骨铮铮，所讲的那段话就是要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表示与光明日报战斗到底。必须特别交代的是，马寅初写这些话的时候的光明日报，不是现在的光明日报，也不是“文革”后田雪原写文章时的光明日报。那时还允许民间办报办杂志，允许共产党以外的各个党派办报办杂志。当时的光明日报并不是共产党的报纸，而是各民主党派联合所办的报纸。所以，马寅初是与那些批判他的民主党派叫板。
⒌ 田雪原说他1959年下半年刚进北大亲眼所见的第二拨批判马寅初的情况也不是事实。他说：“……第二次批判马寅初，上百篇批判文章充斥《光明日报》等报纸杂志、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会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情……”“果不其然，北大燕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就连燕园马老居室内外的墙壁上、过道上甚至书桌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大小批判会开了一次又一次，马老大都被缺席批判，有一次是超过百人的面对面的批判会……30年来，田雪原把这些文字写来写去，从未想着要核对一下历史。首先，这次批判无论光明日报还是北京大学都已呈强弩之末，光明日报从始至终3年期间发表与马寅初有关的文章总计53篇。其次，如果可以称有第二拨批判的话，就北京大学来说始于1959年12月24日，止于1960年1月11日，总计是半个多月。第三，这次批判主要限于报告会，其中以北大人口问题研究会举行的有8000多师生参加的“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报告会规模为最大。12月28日，北大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又做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1960年1月6日，北大毛泽东哲学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批判马寅初“团团转”谬论。同一天，应马寅初要求，北大毛泽东哲学学习研究会、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和人口问题研究会等三个学会的负责人和马寅初共同商定，11日举行200人参加的“小型座谈报告会”，马寅初参加，可以共同讨论。11日，三个学会举行“讨论会”继续批判马寅初的谬论，马寅初参加会议并答辩。12日，马寅初血压升高，进北京医院治疗。3月28日，国务院第98次会议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第四，由于处在“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困难，物资困乏，学校已经没有能力供应写大字报的纸张，只以召集师生参加的报告会的方式进行，从而也就不可能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了。
⒍ 从上述主要环节方面可以看到，田雪原在30多年的有关马寅初的文章里，不仅没有做过有关时代背景的研究，没有进行过有关马寅初问题的相关资料的搜集，而且连与马寅初相关的一张北京大学校刊都没有想要去看一看。否则，这些文章就不是那个样子了。田雪原仅凭马寅初的文章再创作。譬如，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说“我到浙江视察三次”，“1955年视察返京以后，就视察所得准备好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稿，内容是控制人口和科学研究……”田雪原就顺着写：“马寅初先生则利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之便，于1954 －1955年先后三次视察浙江，形成他对人口问题比较系统的观点，并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小组会上作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但是，马寅初的这个说法是很有问题的。首先，马寅初在“新人口论”里的提法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就不一致，那里是说“回来以后写了个提案”。我们知道，人大会议上的发言和提案是不一样的。其次，马寅初给这次会议提交的是与王国松、邱清华和浙江省人大代表沈练之共同撰写的《浙江省温州区视察报告》。核查会前的视察活动，是他们集体行动的，无论哪个方面都不能提供他们就人口问题进行了视察或调查，更没有证据或线索可以证明马寅初有一个单独的关于人口方面的视察活动。再其次，从马寅初保留的文稿来看，也从未发现有过一篇会议召开前准备好的这方面的文章或提案。第四，从与马寅初同时参加会议的竺可桢和宋云彬的日记里知道，马寅初的“发言稿”是人大会议已经召开半个多月以后才以“发言稿清样”的形式出现的，说明是小组会上的几次发言后才写出来的。第五，从两份当事人的日记分析，马寅初发言稿中并没有关于科学研究的内容（至少这方面并不突出），这一内容是竺可桢提议马寅初改写但并未实现的内容。第六，特别重要的是，按照马寅初的说法，这一文章是他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言和“新人口论”的最初文本，但是，包括“新人口论”在内并没有发现马寅初使用过所谓浙江调查方面的材料。第七，除了马寅初说自己曾经有人口方面的视察活动外，未发现任何视察过程的笔记材料或其他证据。所以，田雪原做研究、写文章，就是把马寅初的文章多抄写几遍，并在此基础上再创作。
⒎ 完全按照自己现在的行文需要改编历史故事。譬如在马寅初那里仅仅是说写了“内容是控制人口和科学研究”的发言或提案，到田雪原笔下就成了“对人口问题比较系统的观点”，“并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小组会上作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继而是“写成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请读者注意，马寅初当年泛泛的一句话，田雪原将其先是用引号，继而用书名号，都是改变了历史的面目，都不符合历史研究的范式。
至于田雪原说到自己那就更为自如了。田雪原说他从1959年进入北京大学就为马寅初抱不平，并立下志愿为其翻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田雪原自发地投身到“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中去”，“不过积压多年的最大学术情结，还是20世纪50年末60年代初那场对马寅初的批判。于是我把多年积累的资料整理出来，写出《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的长篇文章。”但是，我们仔细分析那个“长篇文章”，除了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内容和道听途说、查无实据的东西以外，实在看不到还有什么是田雪原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
《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完全是奉命和跟风之作。30年后，田雪原还真好意思反复提醒读者，“说心里话，当时撰写和发表这样的文章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事实是，马寅初已经在1978年3月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为这样一位有社会地位的人写文章能有什么风险？其次，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为马寅初平反的小组当然不会不知道陈云和胡耀邦的批示。按照中央领导的批示精神去做工作，有什么风险？再其次，田雪原的文章是1979年8月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而7月10日该报已经刊登了《如果没有民主，什么事情也办不好——应该为马寅初先生恢复名誉》的署名文章，7月20日刊登了该报派出的记者邓加荣《马寅初先生访问记》的通讯报道，7月25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稿《统战部副部长李贵专程拜访马寅初通知他党组织要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如果属于为马寅初平反的工作班子的工作人员，以及这一阶段因为马寅初平反稿件需要与该报经常联系的写稿人，都会了解到之前更早的时间里发生的包括北京大学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马寅初平反做出许多决议和决定的情况。总之，当田雪原写马寅初平反文章的时候，马寅初“翻案”已经成为党中央主导下的一股社会大势和风潮。跟风，还要勇气么？
田雪原反驳我20年前写的关于他最初进入人口学界奉命参加为马寅初平反的故事，把自己写翻案文章说成是大智大勇的侠义行为。
有一位学术界同事，对本人写这篇文章和重新编辑出版马寅初《新人口论》一书，摸不着头脑。在互联网上发文猜测说：当时中央要为马寅初平反，任务落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时本人在经济研究所工作)。可能田雪原过去在教育部门工作、北京大学毕业，也可能加上他本人对这个问题具有独特、敏锐的认识，为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就落到他的头上。看到这段文字，很能理解这位朋友的心情和他猜想时的推理判断，只可惜，他没有猜对。
前已叙及， 1959年笔者作为初入北大的一名学子，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理论。当时知少识浅，课余时间找来马老的几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对照着读，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号，由此心中有些愤愤不平。后来马老无名“蒸发”，笔者心中的不平又平添几分；再看看马老誓死为真理而战，铮铮铁骨掷地有声，便有意搜集一些相关资料，并且一直保存下来。还时不时地想到这桩公案，难道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吗?甚至想到会有翻案一天的到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笔者曾动笔撰写为马老翻案文章，但是当时的形势是“两个凡是”当道，自然不得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数易其稿，最后定名《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送到《光明日报》。
多么动听的故事。按照这一说法，是光明日报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了田雪原为马寅初翻案的文章，从而引发党中央和社会对马寅初问题的关注，为马寅初平反，推动我国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这一事例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光明日报发现胡福明。据此，《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翻案》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珠联璧合，交相映辉，可以成为该报推动新时代历史发展的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可惜啊，光明日报那么多思想敏捷的记者，30年来竟然只去炒作“真理标准”问题，包括当年编发田雪原文章的责任编辑和理论部主任在内，竟然都没有去回应田雪原的“翻案”文章。
为什么？因为当年的历史不是那么回事。田雪原可以糊弄洋鬼子，但骗不了国人。不用说30年前，即使媒体已经开放了许多尺度的今天，任何一位局外人去给大报自由投稿试一试？党报每一个时期都要根据中央和上级的中心工作制订选题计划，其中重要稿件都是经过总编委员会会议确定然后开始组稿并经过反复审阅、修改以后报批才得以发表的。关于马寅初平反问题，我们听一听该报内部的另外一位当事人是如何说的。记者邓加荣最近撰文《受命采访马寅初》，记述他作为报社的记者如何能够采写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文章的。他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说：
1979年春，中央准备为马寅初平反的决定很快就通知了《光明日报》。报社领导一接到通知，立即派我到马老家里采访。为什么派我去呢？因为我原是学经济的，又在经济部门工作多年。
可见，光明日报当年为马寅初翻案的选题和对作者的确定，都不是随意的。难以设想，在当时加大力度控制人口和实行极为严紧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光明日报接到中央的通知，能不拟定为马寅初人口论翻案的选题计划！如果拟定了这样的选题，物色作者就是议定之中的事情。
既然讲历史，至少就要勾勒出历史的基本情况。马寅初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更需要多花费一些笔墨。马寅初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校长。但是，马寅初不属于北京大学管理，人事关系一直都不在北京大学。马寅初是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上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如果按照现在的官本位来套的话，应该是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的级别或者比这个级别还要高一些的国家领导干部。另外，当年的北京大学也确实没有像对校内其他的老教授那样对马寅初进行过批判、定案或戴帽。所以，中央最初为马寅初平反的批示无法落实到北京大学，也有其具体的原因。刚刚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的陈云批示后，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又进一步对此做了批示，这才由中央统战部牵头成立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参加的平反小组，开始了实际的平反工作。为什么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一年多以前刚刚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及其所属的各个研究单位组建的。当年的马寅初是这个学部的委员即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而马寅初担任学部委员，是因为其经济学家的身份，与经济研究所直接相关。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马寅初的平反工作，抽调具体的工作人员就被指派到了经济研究所。附带说一句，从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社会学和人口学都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被取消了，高校和研究单位既没有教学和研究机构，也没有了社会学和人口学方面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经济研究所为什么又具体落到了田雪原的头上？一直以来，在国家所属的各个单位里，似乎有个“潜规则”，就是这一类临时性的工作或者需要发展的新的学科，通常都会落到刚进入单位还没有正式进岗的新的成员头上。田雪原最初就是这样和马寅初平反工作联系起来的。当光明日报再来经济研究所寻找写作翻案文章的时候，也就非他莫属了。
七、田雪原做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学术范式——大忽悠（续）
本节当是上一节的继续，只是因为后面叙述的历史远没有马寅初问题那么厚重，为节约笔墨，一般不再进一步展开讨论，而仅是跟随田雪原展开的线索一路走下去，向读者述说“大忽悠”是他的一贯方法和范式，以至出现“中央人口座谈会”这种在读者看来十分荒诞而在他的笔下又非常“自然”的事情。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尽头。但是，由于人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的限制，还不能从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寻找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相反，因为50、6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培养和成长的国家经济管理领导集团重新获得领导权，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计划体制及其意识形态。这一时期的党和政府提出中国人口过快的增长妨碍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提出生产资料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人口发展也必须有计划，并由过去的鼓励和倡导节制生育转变为由政府向需要生育的民众发放指标。1979年年中，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实践上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之后，又进一步提出2000年人口实现零增长的目标。本文的笔者曾计算了“一胎化”生育政策和2000年零增长目标的前景，并在1979年12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过快的人口老化、无子女照顾的老人数量增加、劳动力资源减少、改变和影响经济结构、形成四二一人口结构等社会后果。会议之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尽管在各种场合回答了上述疑问，但是，随着社会开始接受和了解人口老化等社会学、经济学的各种概念，对于零增长和“一胎化”的疑虑越来越强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田雪原和宋健的“百年预测”出现了。
1980年2月13日，新华社以通稿方式发布了题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人口问题 首次对我国未来100 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的新闻稿，报道了控制论专家宋健及其助手李广元、于景元和田雪原合作进行的多种方案的人口预测。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联合署名的《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3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田雪原的《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田雪原和宋健等人在以上文章中宣传说，经过他们的测算，如果全国妇女尽快实现“一胎化”，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便可以降低到零左右，总人口可以达到十一亿。“这可能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比较理想的一个方案。”虽然都是重复陈慕华的话，因为以科学成果的形式出现，田雪原宋健等人就起到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起不到的影响作用。仔细分析他们的货色，不难发现都是在忽悠人。
首先，他们是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名义推出百年测算的。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对科学崇尚和迷信的时代。特别是人口研究还刚刚复苏和起步，不要说一般群众，就连刚刚转到人口学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往往对许多人口指标和范畴都不甚了解。还有，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谁听说过电脑。除了极少数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配置计算机设备外，先进的电子计算机只是与军队和国防工业有关的部门才会拥有。如果需要人口测算，比较先进的手段也就是手摇计算器。一个未来的人口数据，往往需要计算许多天。所以，能够向人们展示百年的人口发展趋势，一下子就把中国人“雷倒”了。更何况，宋健田雪原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合作的名义出现，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就是有某种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学科背景的专业研究者，也无法提出疑问。宋健从事工作的控制论属于自然科学，田雪原从事研究的人口学属于哲学社会科学，他们合作的东西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合作研究的结果？现在，田雪原和宋健那个小组搞的东西一个人就可以来做，能否就说这位又做测算又写文章报告预测结果的人口学者是在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如果这样的话，任何一位做经济学分析的人、做人口学或者任何社会科学研究、人文学科研究的人，只要他（她）在研究中运用了计算，因为数学或者算术属于自然科学，那他或她就是在从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事业？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控制论和系统科学在欧美国家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用控制论方法测算人口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历史。但是，由于冷战和我国的封闭对此几乎完全没有了解。1978年打开国门以后，国内从事控制论研究的一些单位如宋健所在的七机部第二研究院和西安交大相关研究人员学习新的知识，尝试测算我国人口的未来发展，本来是一种极好的事情。但是，田雪原和宋健把控制论方法神秘化，宣传他们的测算方法是世界公认的科学方法，从而能够把历史推进到一个计划的时代，要求推行“一胎化”的政策。宋健说：“自然科学的渗入已经把定量人口学变成一门准确的科学了。在控制论和电子计算机的帮助下，定量人口理论、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等问题，都可以比较准确地得到解决。人类自身有计划的发展时代已经到来。”
再其次，宋健是1978年后半年在国外才发现用控制论方法可以测算人口未来，回国后开始搜集人口资料搞测算的。田雪原是1979年年中才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作经济研究，因为参与马寅初的平反工作以后才开始接触人口学。所以，满打满算他们这一个所谓的“宋健人口小组”都只有一年多的学习时间（田雪原还不到一年），算是刚进入人口学领域的研究者。但是，他们却极力把自己的计算当作绝对有把握的科学成果加以兜售。
另外，田雪原、宋健为了表明“一胎化”是正确的，在回答人们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疑虑时，一方面采取所答非所问的方式，说“在本世纪内我们不可能碰到这些问题，在二十一世纪头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个问题也不严重”。人口老化其实是回答已经进入老年行列的这一代人当年是如何对待自己的生育问题的。所以，1980年讨论生育政策导致老化问题，就是要回答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这一代人晚年时的老化状况。回答说本世纪和下一世纪最初20年都不严重，属于典型的所答非所问。因为，1980年的生育政策主要是为6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所制订的，而这一代人的老年状况必须是他们进入老年行列比如65岁以后的情况。我们知道，1962年开始的10多年是我国生育高峰期，平均每年有2500万以上的出生人口。要求这一代人实行“一胎化”，必须具体讨论他们进入老年年龄以后的老年化程度。另一方面，他们有意避重就轻地发布计算结果，实际上就是欺骗。按照他们作的65岁统计的老龄化指数，应该公布1962年以后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行列即2027年以后迅速上升的老龄化数据。但是，他们“百年预测”所提供的老龄化数据仅仅可以见到2027年，而在此以后的数据就没有了。
在面对我从1980年初春就开始的批评，他们沉默了20多年。2007年，我在《“一胎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修订本中对于宋健、田雪原使用了“噤若寒蝉”这一词语。终于，田雪原开始在《新中国人口政策60年》一书中回应某些问题。
⒈因为我把宋健和田雪原的合作上限确定在1979年12月份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以后，这样他们的所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合作研究充其量也只有一个多月。所以，田雪原极力在他们合作起点上打马虎眼。“那是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七机部二院的李广元同志，我们攀谈起来。”什么时间、什么会议？其实就是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因为总想拉长他们合作的时间，故意不明确、不具体。
⒉ “1979年第四季度，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在一起讨论一次。”田雪原以此种手法向读者暗示他们的合作至少开始于1979年第四季度。但是，根据发表在1980年1月31日的《世界经济调研》上的署名宋健于景元李广元的《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的定量研究报告》中所说，“此项研究工作是在前人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参考了我国人口统计工作中传统的递推计算办法”。作者在注释中说曾使用了林富德递交第二次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论文《人口统计基本问题提纲》，说明这篇文章所披露的研究成果是李广元在1979年12月13日会议结束以后，从成都回到北京所做的研究。因为这篇文章的计算结果与新华社1980年2月13日的通稿所报道的“百年预测”结果相同，所以，应该证明宋健于景元李广元1979年年底到1980年年初参考林富德论文进行研究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和田雪原进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作研究。那么，田雪原的“1979年第四季度”之说，不就是不实之词吗？
⒊ 田雪原接着说：“七机部二院于景元、孙以萍、宫锡芳等同志，也来过一起讨论。”他这是故意混淆事件。田雪原要说的是1980年2月13日新华社通稿报道的所谓百年人口预测以前的研究，那分明就是4个人，怎么又增加了两位科学技术人员？据我知道，孙以萍、宫锡芳等人参与的研究都是1980年春天以后的事情。而且，由于我对其中的人大都认识或相熟，知道新参加的还不止这么几位。我的说法有证据支持。光明日报1981年6月17日的报道《“为后代树立一个人口发展的里程碑”——记北京一个业余人口理论研究小组对我国理想人口的研究》中说，1980年2月，宋健田雪原于景元李广元的百年预测发表以后，“人们围绕中国拥有多少人口合适的问题，纷纷议论起来”。“面对人们的种种议论，宋健教授产生一个想法：‘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最多能养育多少人口’”。“新的课题牵涉到对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和达到理想目标的途径的研究，研究队伍必须扩大。于是，在社会科学人员方面增加了陈玉光、宋子成和刘兆祥，在科技工作者方面吸收了孙以萍、宫锡芳、张正卿、阎惠荣。” 田雪原有时故意搞点差错，是要对付知情人的，让知情人谅解他在关键问题上的编造。
⒋ 田雪原在交代宋健寻找他合作的理由时说：“……隔行如隔山，他们毕竟与人口学有距离，需要人口学家参与并提出意见，开展符合人口学规范的研究。”田雪原以人口学家自许，似乎他懂得人口学规范。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田雪原比宋健接触人口学还要迟。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既没有设置人口研究室也没有人专门研究人口问题。人口学在中国刚刚复苏和起步，包括人口学力量最强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理论研究所在内，其实对于人口统计学也还是不熟悉的，哪里谈得上“人口学规范”？宋健寻找到你田雪原的头上，你也就认可算是找到了？
⒌ “为了取得真实可靠的年龄别生育率和出生率材料，我们跑公安部、民政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单位‘游说’，费了不少周折。”首先，跑相关部门要资料的这一说法与李广元给我多次介绍的不一致。宋健1978年下半年从国外回来把一摞的资料丢给他，接着就是李广元去相关部门寻找人口数据。这样的话我在1979年12月份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就听过了。那就是说，找数据搞测算根本没有田雪原的什么事。田雪原为了把自己参与宋健的测算时间往前提，似乎从一开始寻找资料他就参与了。如果说有不少的人都可能撒谎的话，那么，只是没有羞耻心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谎言。
我对照了宋健于景元李广元1980年1月31日《世界经济调研》上的《关于我国人口发展问题的定量研究报告》和1980年2月14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新华社通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人口问题首次对我国未来100 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两篇文章的数据，其中用“妇女平均生育率”1.0、1.5、2.0、2.3、3.0等5种方案的测算，比照2000年和2080年以及给出的个别其他可以比照的12个数据，除了3.0方案中2000年的人口总量杂志发表数据为14.15亿，光明日报上为14.14亿（我推测属于4舍5入所导致的偏差）以外，其它数据完全相同，说明光明日报发表的宋健田雪原等4人所使用的测算就是《世界经济调研》上宋健于景元等3人的测算。而后一篇文章的署名没有田雪原，说明他压根就没有参与测算工作。田雪原参与宋健的研究时，测算已经完成了，哪来的“我们跑公安部……”啊？
其次，按照田雪原所说，他们最初是要找“真实可靠”的年龄别生育率。他这可真是长本事了。在当时的体制下，无论公安部或者计划生育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源于这两个部门），都仅只统计出生、死亡和增长状况。与此相对应，也仅计算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那时连生育率这个概念都没有，更不用说“年龄别生育率”这一说了。李广元从国外的计算文章中知道了这个概念，他最初一定想在中国寻找这个数据，因为他对中国的统计制度不熟悉。30年后的田雪原说当初他去相关部门寻找“年龄别生育率”，而且还要找“真实可靠”的，要么是有意忽悠，要么表明他至今还没弄明白“年龄别生育率”是怎么回事。
⒍ 田雪原说：“最后拿到认为是可以代表城镇和农村的一个市和一个县的材料，真是如获至宝！”田雪原一直在搞玄学。是哪个市、哪个县，什么材料啊？这个市和县的什么材料可以代表城镇和农村？这些本来都很具体的事情，是完全应该、也可以说得更具体些，他就是不往明地说！另外，即使现在的资料丰富多了，但又有谁可以从400个市中找出一个市足以代表全国城镇，从2500个左右的县中找出一个县可以代表全国农村？
⒎ 田雪原说：“然后一起讨论，对材料的优缺点进行鉴定。再同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特别是同柯尔的模型生命表比较，进行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率论证，再作出必要的修正和处理，得出比较可信的预测需要的数据资料。”田雪原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桂嫂，让人不可捉摸。他在预测前对照柯尔的生命表，可见他已经得到了中国当时的生命表。但是，生命表是根据分年龄和性别的死亡率编制的，它和上述所说的年龄别生育率一样都是1982年我国使用现代人口普查方法以后才有可能产生的，不知道他是在1980年如何就有了现成的生命表。从上下文对照来猜测，先不说一个市县的样本不足以编制生命表，即使得到了一个市和一个县的生命表，我们还是不得而知柯尔“模型生命表”何以就属于万能型，既适合对照城市，也适合对照农村。还有，既然是生命表就只是反映死亡率的，怎么柯尔的模型生命表还具有对照“年龄别生育率”的功能？
⒏ 他还说：“这一成果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也是我们合作研究的两家单位的直接领导，推荐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同志。陈慕华同志回信称‘已转报中央政治局’。1980年2月，新华通讯社发出电稿，报道了合作研究预测成果”。我们还是不能理解本来可以讲述得具体一些的事情，为什么田雪原总是闪烁其词。钱学森给陈慕华的推荐信是1980年2月8日，许涤新的信是10日，而新华社的报道是13日，14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简介稿、光明日报全文刊登。陈慕华给钱、许的回信是2月25日。就是说，很有可能的是，陈慕华还未看到钱、许的推荐信的时候，新华社的稿件已经到达中央领导那里了。新华社如何把这一消息当作重要稿件处理、抢先陈慕华发稿的，幕后都是有背景、有名堂的。所以，田雪原在这里打马虎眼，不具体叙述时间的前后，事件的发生先后也不按照逻辑顺序排列。顺便指出，根据宋健展示的陈慕华的信，是“已特报中央政治局”而非“转报”。
⒐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健、田雪原、于景元、李广元合著《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查该书的版权页，为“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下面，我们再看田雪原在“中央人口座谈会”问题上是如何忽悠的。
首先，田雪原把“中央人口座谈会”与他们的测算成果联系起来，当作一种具有前后因果关系的排列。“该预测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推荐给当时主管人口工作的陈慕华同志，陈慕华同志回信称转报中央政治局。1980年3-5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人口座谈会，对人口问题进行了5次规模不等的讨论，最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形成座谈会向书记处的《报告》，以及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我们已经知道，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中央人口座谈会”。但是，即使有这样一个座谈会，它与陈慕华报送的材料有什么关系？叙述历史事件必须用确凿的事实来说话，稍稍严谨的学者在没有可靠的证据的情况下都不会把这两件事情如此排列，给人错觉。3月份以前发生的事情有很多，难道都是“中央座谈会”的原因？
其次，什么是“中央”座谈会？不用说中央有关部委召开的会议不得擅用中央名义，即使中央主要领导主持召开的会议往往也不以中央名义冠名。刘少奇1954年12月27日召集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共央宣传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等中央机关负责人座谈节制生育问题，并不用中央名义。要知道，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大书记之一，名字仅排列在毛泽东、朱德之后，是毛泽东不在北京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刘少奇在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刘少奇能这样讲话，应该是得到毛泽东的批准的，代表了毛泽东的。甚至于，这次会议是经毛泽东批准、提议或委托召开的。即使如此，那次会议也没有用“中央人口座谈会”，说明中央常委主持召开的会议也都轻易不用“中央”之名。
再其次，中共中央办公厅是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除了自身运作的工作以外，中共中央办公厅每天承办的事务性工作几乎都是中央或者中央领导委托、交办的。像田雪原这里所说“中央人口座谈会”一开始的两次是由办公厅副主任主持，据我所知，同期至少还有一位主任、另外一位副主任。人口座谈会没有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主持，想必他正在承担中央交办的比这更重要的工作。另外一位副主任，同时应该接受中央委托的与人口座谈会重要程度相当的工作。此外，对于中央办公厅来说，还有许多比办公厅主任、副主任职务低，但可能承办比他们更重要、甚至直接由政治局、书记处，或者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等领导同志交办的工作。如果中央或者中央领导委托、交办的工作就可以以中央的名义进行，冠以中央的名号，每天仅发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这个层面的中央会议或者中央什么的，那就多了。如果考虑到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联络部等中央职能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是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每天也都有中央交办或委托的许多工作，以及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队党委也会有中央交办或委托的许多工作，凡是与中央有关交办的事情都可以用“中央”的名义，那还不是“中央”座谈会、讨论会、咨询会、交流会、汇报会、传达会、论证会、观摩会等等的“中央交办”或“中央委托”之类的会议满天飞？现实中是这样吗？
还有,田雪原怎么也不具体讲述5次座谈会的具体时间，但却在开会的地点上不惜笔墨。从中南海的西楼会议室、勤政殿，再到人民大会堂，会议能够开在这些地方，似乎只能是中央会议了。这又是在忽悠老百姓，忽悠年轻人。30年前，不似现在酒店、宾馆如林。那时的各级政府只有少量的招待所和极少的宾馆，而且运行的方式也和现在不同，还没有商品化，使用会议场所不收费。特别是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都属于国务院的临时机构，不像国家计委、卫生部、民政部等常设的政府职能部门都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属于相关单位的职能职务，由国家计委、卫生部、民政部、国家民委、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团中央等单位组成，不存在编制和办公地点问题，只有所属的办事机构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有几个人属于专职，占国务院机关的编制，也就在国务院机关即中南海办公。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招开一些时间短、规模小的会议，自然就安排在中南海或者人民大会堂的一些会议室了。可见，在中南海或者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室开会，并不一定就都是“中央会议”。
即使如田雪原所说，真的发生过中央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人口座谈会，那是必须有具体的交代的，是哪次中央会议的决定，还是哪位中央领导的交代？有没有正式的交办或委托通知、通告之类的文件？中央机关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出之有名、动之有据的，哪里是他一句话的事。
第四，田雪原对这一问题总结说：
1980年3-5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持召开的人口座谈会，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定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起到为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计划生育一锤定音的作用，这对后来人口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
这又是在忽悠了。办公厅主持的座谈会如何能够“一锤定音”？首先，中央办公厅是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不是决策机关，那些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从来都不敢说那些敢于决策的话，最多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及时向领导汇报”之类的态度。其次，党和国家在这一类公务活动中都是有一定的规矩的，中央办公厅召开的由副主任主持的座谈会，参加会议者不会有超过部长级别的领导干部，也意味着没有决策层面的领导人参加。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参加会议了，那绝不会由办公厅主任、副主任，甚至于这个职位以下的人来主持。如果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的会议，陈慕华表示要参加，那一定会有一位中央书记临时过来主持会议。田雪原所叙述的那样的事情，是不符合党和国家的相关工作规则的。再其次，田雪原署名文章说“1980年3－5月中央5次座谈会，作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决策”。党和国家的决策都是相应的党的会议上做出来的，历史上哪次座谈会做出决策了？既然是座谈会，就不是决策会议。更何况，他说的这次会议就没有可以决策的领导人参加。
第五，田雪原在介绍“中央人口座谈会”讨论人口现状时说：“前面提到，1980年全国人口接近10亿人，具有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比较轻、增长势能较强的显著特点。这一年的总和生育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2.24，联合国的数字是2.55，均在2.10更替水平以上。”这不是事实。1980年前后，无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部门或者人口学界都还没有总和生育率这个概念。那时说生育水平就是出生率，宋健等人搞人口测算的初期也没有用总和生育率这一词语，而是用“妇女生育数”、“妇女平均生育数”“平均生育率”。那时的实际部门更没有这个指标。2.24不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在1980年还不会使用这个指标。这一个数据是198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的数据，实际是2.238,4舍5入成了2.24。由于总和生育率必须有相关项目的调查才可以计算出来，所以，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也只能计算出1981年的总和生育率，但计算不出1980年和其他年份的这一数值。所以，说2.24是国家统计局的1980年的总和生育率数据，我就怀疑田雪原做了几十年的人口研究，可能连这些关系都还没有弄明白。
第六，田雪原在介绍“中央人口座谈会”的讨论时还说：“第二，要放到商品经济中去分析。虽然1980年改革开放处在‘摸着石头过河’初期，但是经济学界已有一个共识，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走发展商品经济的路子。”这也是信口开河。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了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但也是一步一步逐渐认识的。1980年初春距离那个冰河开冻的起点还太近，田雪原所说的怀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实行商品经济之类的思想在那时都还没有出现（即使现在的认识也还差得很远）。实际上，那时不仅还强调计划经济，而且强调得还很厉害，以致还在拔高计划指标，连陈云、邓小平出面压也压不下去（即使陈云邓小平那时压高指标却也不表明他们已经在怀疑计划体制）。田雪原所说的召开“中央人口座谈会”实际是国务院的长期计划座谈会，还是迷信计划经济的时候。
让我们回顾一下准备离开计划经济的时代和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过程的最初几步路。1981年年底至1982年年初的时候，陈云才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算是一个较大的进步。即使如此，1982年1月25日，陈云还发表《加强计划经济》的谈话。邓小平也说：“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1982年党的12次代表大会，吸收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思想。由于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仍然很多，直到1984年，才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有了一个飞跃，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具体的说法是：“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准确地说，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提“商品经济”。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整个80年代我国理论界的认识都没有从计划经框子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还远远没有跳跃出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约束。这一情况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才有所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理论界的思想才开始有一个飞跃。这一文献，曾被理论界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而在历史上，1980年从实践上我们开始摸索向市场化方向行进，但思想上在一定程度比以前任何时期受到计划体制的禁锢都要严重。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这一怪现象，即物资生产开始离开计划经济的同时却把人口生育拉进了计划的轨道。可见，田雪原介绍说1980年上半年的人们就开始用商品经济意识观察、分析问题，那是现代人在讲天方夜谭中的故事。
好了，我们不愿意再继续跟着田雪原走下去了。因为，考证他那些比比皆是的谎言和信口雌黄的话语，实在是件乏味的事情。不过，对于那些绝大多数不熟悉田雪原的人们来说，一定会问，他为什么要捏造一个“中央人口座谈会”？
八、田雪原在塑造一个供世人顶礼膜拜的神
两年前，我从北京的报纸上获知五次座谈会讨论出“只生一个好”的故事的时候，以为田雪原又在大忽悠，已经见怪不怪了。一直到这次系统评注所谓中央人口座谈会以前，也仍然认为田雪原为显示自己再造一个忽悠。最近读他叙述1988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8次会议重申现行生育政策时的一段话时，一下子明白这次是在编织一个美丽的梦、塑造一尊供世人膜拜的神。他说：
据笔者所知，这是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农村独女户可以生育第二胎，……由此，经过长达近10年的实践、讨论、修改、完善，人口生育政策基本稳定下来，至今已达20年。
首先，农村“独女户”政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1981年9月10日召开的第122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距离中共中央1980年9月25日发布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后尚不到一年。1982年2月，中共中央尊重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意见，暂时放弃普遍允许农民生育二胎的方案，制订了以“独女户”为重要内容的现行生育政策。只是在政策颁发的时候，中央按照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的意见，不写明生了一个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使用了“群众确有实际困难”的特殊方式表述。这是中央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达成的一项共识。田雪原当然应该了解这段历史。但是，他为什么要把1988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8次会议说成是“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农村独女户可以生育第二胎”呢？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在会议上明确说过：“这一次是重申现行生育政策，不开新口子。”田雪原把以女儿户为主要标识的现行生育政策由1981年推迟到1988年，就是要改变现行生育政策是“公开信”一年后的产物，制造由“中央人口座谈会”确定的人口政策大计经过长达近10年的完善，然后又实行20年。这样，30年来的历史与其开端以一贯之，成为他编制的美梦的中心环节。
按照《新中国人口政策60年》一书勾画的历史故事，一位名叫田雪原的人口学家，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看不惯对马寅初的批判，萌发为马寅初翻案的雄心，立志要做人口学研究。20年后果然承担极大的风险，写了给马寅初翻案的文章，在理论上拨乱反正，开创了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1980年初春，田雪原与宋健合作进行的人口预测，提出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主张，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央委托办公厅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定下“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由田雪原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和稍后发表的《公开信》起到为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计划生育一锤定音的作用。只是在此基础上，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又经过长达近10年的实践、讨论、修改、完善，人口政策才基本稳定下来。至今，这一政策已长达20。当然，还不止这些。早在1980年给中央的《报告》中，田雪原就已经规划好那个政策只是一代人或者30年的政策，此后就要“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这个“不同的人口政策”也不是随意性的，而是田雪原的那个《报告》中就已经“给予关注并做了策划的，因而是原政策的继续”，“不是与原来政策隔离开来的另外的政策”，具体来讲，就是在新世纪现在可以逐步开始实行的“双独生二”、“一独生二”和农村“限三生二”。这同当初田雪原起草的《报告》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相衔接的，是承上启下的“后生育政策”。
可见，田雪原在这里给我们描绘出一位“神”。这位伟大的、万能的神不仅在1980年中央人口座谈会上为我们谋划了决定世人30年的现行生育政策，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关注并策划了”决定未来人的“后生育政策”。这已经不是曾经为马寅初昭雪、比马寅初更伟大千百倍的人口学家，而是决定人们今生和来世的上帝啊！
30年来，田雪原一路的忽悠，越搞越大，就在于没有把自己放在人间的现实当中，没有把自己放置在国家和人民的应有的位置上。所以，当遇到自己和国家、人民发生关系的时候，在“我”字夹杂其中的时候，就忽悠出一个大大的“我”，一个只有是神才可支撑的“我”。这样，当我们跟着田雪原回过头来看历史的时候，他所讲的故事就可以不交代来源、出处，不用引号，想说什么就是什么。为马寅初平反，本来是陈云、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批示，有许多媒体的推动和社会思潮的呼应，已属潮流大势，自己仅是其中一小卒，承担一项具体的工作。时过境迁之后，就变成了1959年进入北大就能够知道以后社会发展态势、有了为马寅初翻案的念头，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已经动笔撰写好为马老翻案文章，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为马寅初翻案的重头文章。在这里，国家、单位、中央批示和报社组稿，等等，都不见了，只有一个放大了的自我和超人。
在“中央人口座谈会”的故事里，更是如此。田雪原所说的5次座谈会，是把不同部门召开的不同会议串联在一起并统一拔高规格而配送一个“中央人口座谈会”的名称。可以确定的是，后两次会议实际是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为向新设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而召开的座谈会。宋健田雪原2月13号露面时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合作的测算是自己的以外，其他的内容和主题就都是为了论证陈慕华提出的“零增长”人口目标和“一胎化”生育政策。因为用“科学”的形式证明正在推行的政策和目标比常规性的宣传更为有效，主管部门就邀请宋健和田雪原了。不过，即使田雪原在会议期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受到陈慕华的器重并委托其承担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的报告起草工作，也要分清个人的作用和职务行为。特别是向中央书记处的汇报和起草汇报文件，不是研究者个人的汇报，甚至于也不特别地是座谈会的汇报，那是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向中央的汇报，其内容不仅反映会议主办方所能接纳的参加会议的人们的所谈所议，而且更多的是该部门的工作汇报。因为是陈慕华向书记处汇报工作，《报告》所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反映和属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的，而不是包括田雪原在内的所有会议的参加者和文件的起草者的。作为《报告》起草人，田雪原（假如是他起草的话）这时所承担的角色仅仅是国家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在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不停顿地运转过程中，每天都有多少个国家公务人员在做着这一类的工作啊！不用说那时的国家行政机关和所属的企业、事业职能关系还不是区分得很清楚的时候，即使放到现在，抽调几位政府所属研究机构中的相关研究人员，临时参与为政府首长起草的相关文件，都是政府所属单位分内和情理中的事情。事实上，中央和地方党政各级机关一直都在这么做。据我所知，许多次党代会前所组成的起草政治报告的班子中都抽调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学科一些知名学者（幸亏没有挑选过田雪原，否则，说不定哪一次总书记所作的政治工作报告就成了他的了）。但是，在相关文件所属的名份上，只有出头露面的首长、长官，而没有文件的起草者。这就是国家，就是政府机关。国家机器就是靠这样的规则运转的。它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位文件起草者越过长官声明他是文件的所有者，哪怕文件中真的有许多观点最初确实是由起草者第一次提出来的，只要不是文件起草和发布前曾以个人名义署名，而只要是被长官认可并且以长官的名义发布了，它就是属于长官的，而不是起草者的。这是国家机器运作的规则。又是“时过境迁”时，田雪原越过陈慕华、越过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越过“中央人口座谈会”，也越过了他所在单位和他的职位，越过时空，成了他出现以前就已经在全国实行的“只生一个”政策的提出者，成了《报告》的所有者。更有甚者，由于田雪原的手法是介绍历史文献不提名称、不用引号，从而可以用30年后的认识修正历史文件，赋予历史文件许多新的内容和功能，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一位“现政策”和“后政策”的设计者。说到底，他仍然是在国家关系上没有找到“我”的准确正位置。人口政策是国家决策层面上的事情。虽然民主决策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它本质上还要接受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上，一个研究人员不在权力机关，是谈不上决策权的。把一位没有决策权的书生描述成国家大计的设计者和决定者，那只有从脱离具体历史和现实的梦幻中去寻找
另外，田雪原在处理与人民的关系上也是错位的。特别遗憾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主旋律反复宣传以人文本，作为一名人文学者，田雪原却一点也没有与时俱进。举个例子。田雪原在《新中国人口政策60年》一书的前言里，首先给读者讲述了一个故事：
1980年5月，中国人口学家代表团一行五人出席美国东西方中心举办的中国人口分析会。在那次会上， J.艾尔德便手拿两份地方报纸，提出异议和质问。……某省某村一农户因拒交计划外生育费被当地干部拿走犁、锄等农用工具的报道。他质问没有了农具农民如何生产?他认为农民没有办法只好变卖家当交费，证明中国推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是政府强迫命令的结果。……会议中间休息喝咖啡时，一位对中国人口问题颇感兴趣的在读博士生问我：J.艾尔德讲的是不是事实，有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我向她解释三点:第一，中国推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历来强调把宣传教育放在第一位，讲清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控制人口增长的道理。第二，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将近10亿人口( 1980年大陆人口9.87亿人)的国家，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发生点儿这样那样的事情不足为怪。J.艾尔德列举的事情可能是有的，还可能再找出第二个、第三个，但是再多能占到全国1.7亿农户多大比例？恐怕连万分之一也占不到吧!为什么要用个别代替一般呢?这种以点代面的做法是不严肃的，也是不科学的。第三，即使是个别的现象，中国政府和从事人口计生工作的干部也十分重视，强调各级政府要下大力气纠正。
说实话，我每次遇到这段文字都感到十分的羞愧和脸红。一方面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些过去拥护现行计划生育制度的人都曾经以这样的方式来安慰自己，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地让政策继续伤害群众的行为而羞愧。另一方面，也为田雪原至今还以30年前那种没有人本思想基础的执政理念为荣而羞愧。纳税人白养活了他。他把几十年来的书都白读了。他一点都没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而在思想观念、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有些微的提高和进步。以人为本之中的“人”，既是人类整体、我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也是每一个人。它是复数，也是单数。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不要说按照田雪原万分之一的说法就是10多万人，即使是一个人，也不允许来自于政府对他（她）的伤害。生育是一个人的生理功能和生理现象，也是一个人的生命延续和生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这种社会动物是从血缘维系的社会组织进化和发展起来的。虽然现在人类离开原始社会已经有一个阶段了，但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微观组织——家庭关系仍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血浓于水。所以，人们往往把生育当作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器，当作寻求力量的基本手段和改变命运、寻求发展的基本方式。为此，它又是人们精神的寄托和慰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希望。人的生育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是自然赋予的。政府要限制和剥夺人的自然能力，其荒谬性质并不在乎是整体还是部分、复数或者单数。因为生育自古以来都是由每一个人自行决定的事情，任何国家的政府或者其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暴力机器都从来没有干预过，所以，30年来的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属于我们的政府做了本来不应该由它来做的事情，而所谓的违反现行生育政策超生的老百姓仅仅做了一直以来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我们的政策即使妨害的是一个人、一个家庭，都是不应该的。所以，不要说具有人本思想的知识分子，任何一位稍有同情心的人都不会像田雪原那样冷漠地写出那么一段话。
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我国政府在特殊时期获得一种认识，希望通过限制公民的生育来减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困难。这是我国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是一段承上启下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寻求变革的时代。正是从这个时代起步，我们跨上了飞快发展的历史快车。所以，它是一个伟大历史的起点和两个历史阶段的转折点。这不是一个彻底否定旧体制实行革命的时代，而是一个继承发展缓慢甚至于停滞发展的传统社会而寻求变革和实行改革、改良的时代。所以，处于这一时代的各种思想观念都有其深厚的根源。一个人主张什么或者对什么问题持有什么观点，无所指责。但是，当政府制订出一项古今中外都未曾实行过的“一胎化”政策施加给一个接近10亿人口的民族大国的时候，宋健田雪原向国家和人民信誓旦旦、言之凿凿地说那是一个经过他们科学研究证明了的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理想”和“最佳”方案。宋健、田雪原何许人也？他们的成果是什么货色？宋健，控制论专家，是为发射火箭设计轨道的。1978年下半年在国外才知道用控制论方法可以测算人口，回国后找助手一起学习测算。田雪原，1979年年中才由教育部行政工作岗位调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搞经济研究。宋健使用国外的模型计算中国人口的未来，但是，中国自1964年以来就再没有做过人口普查，那时也没有相应的人口统计，可以说与国外用控制论模型搞预测相适应的中国人口的基本数据和参数都没有。所以，他们计算使用的所有数据和参数全都是经变通和对付地使用的。1980年年初，当宋健一伙计算出一大堆数据而无法将其整理成理想的文字的情况下，找到了田雪原。2月13日，仅只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宋健田雪原就将其贴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合作的成果奉献给国家和人民。对于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来说，你无论将这一成果和他们的做法进行怎样的包装和宣传，都无法和诚实、严谨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国家和人民供养这样的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只可以用龙种和跳蚤来比喻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是给党和政府帮倒忙，加强了尚不很自信的政府官员要把本来没有把握的政策推行下去的决心，使得一项不合理的政策得以固化和稳定；以科学的名义暂时制止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疑虑和反对，让错误的政策持续地伤害人民。
从田雪原引述的那段文字来看，似乎生育政策仅仅伤害了很少一部分人。让我们来计算一下。30年来，按照政府的实际政策生育率超不过1.5。即使按田雪原宋健的百年预测，2010年全国总人口只有11.67亿，比目前要少近2亿人口。这就是说，30年来至少有2亿左右的人口属于违犯政策出生的。考虑到超生人口主要发生在农村的事实，按照每户家庭4人计算，将涉及到8亿左右的人口。如果再考虑到不少的超生子女是经过他们的母亲许多次的怀孕和被流产的博弈后才得以实现的，考虑到每一个超生子女家庭都需要经受多年的罚款和许多规章制度的刁难，全社会要经受多少的内耗和摩擦！但是，田雪原一直沉浸在他所编制的为中国计划生育设计的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虚幻的意淫和快感之中。所以，他不无成就感地向世人说，现行的生育政策是他当年的《报告》中提出来的，而且那时连“后人口政策”也早就都设计好了。按照他对历史的编排，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叫做田雪原的人终于出现以后，就如有万能的神降临人间，他不仅安排世人，而且决定未来人的生活。如此幸运的人民，还不诚惶诚恐地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