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崛起，应“先谢国家，后谢爹妈”

浙商崛起，应“先谢国家，后谢爹妈”

“人文浙江”专家博客主题笔会已经接近尾声。这几天，我们走马观花，走访了杭州的阿里巴巴、中南卡通及之江文化创意园；在台州，我们走访了泰隆商业银行、杰克控股集团、吉奥汽车集团，和几家企业的董事长进行了对话；在金华，我们走访了今飞集团、青年集团、万里扬集团，去艾青故里了解金华的新农村建设，并参观了义乌商贸城、中国（东阳）木雕城。

虽然多年来一直关注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但实际走访后，还是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浙江民企的活力出乎此前的想象，浙江的民营经济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浙江省民营企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除了“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这种“四千精神”所反映出浙商敢于冒险、吃苦耐劳、善于创新、诚实守信的经商潜质外，浙商的相互合作、抱团取暖精神，更是值得全国民营企业家学习。

仅从这方面看，浙江民营企业的成功，应该“先谢爹妈”，要先感谢先辈们创造的浙江文化，是浙江文化孕育着世纪之交新浙商的崛起。

但如果不是因为有了一个特殊的政策环境，不是拥有相比较其他地区特别宽松的政策环境，即使浙商也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绝对不可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就。

在8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正坚定不移地打击投机倒把的时候，浙江工商局就能创造性地在义乌建立小商品市场，而浙江其他地区的“投机倒把”活动也相对活跃，这与政府的开明是分不开的。笔者在台州举办的“名博对话民营经济主题沙龙”上曾说过：中国工商局的设立，让中国民营经济滞后了至少十年。而浙江省工商系统却能在政策夹缝中，想方设法保护着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样的执法理念，令人敬佩。

面对金融危机，浙江省工商局及时出台了19条措施来扶助这些民营企业走出困境，其中有三条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被媒体称作“三不政策”的“不处罚、不追缴、不吊销”。

跨入二十一世纪后，当各地工商部门还在置“过罚相当”的原则于不顾，不择手段地完成“罚没任务”好得到更多提成的时候，浙江省工商局却紧盯国际知名企业不放，LV、 DG、BOSS、华伦天奴等进口名牌皮鞋因此被销毁；雀巢、肯德基公司等因安全不达标而向中国消费者道歉；鲨鱼、都彭、博柏利、雅格狮丹等国际品牌服装不合格率竞高达近60%”；牛气冲天的东芝、富士通、NEC、HP笔记本电脑被检测为不合格；“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中，全世界的丰田用户都能享受该公司的“召回”待遇，中国却仅有浙江一省用户可以享受。

1994年8月15日，是中央给予全国各地国税、地税机构分设的最后期限，除了上海因情况原因得到中央的明确批准外，浙江却神奇般地保留着原有体制，如果不是因为1997年“金华税案”给浙江省领导带来的压力，今天的浙江，是否会和上海一样，财政、国税、地税实行“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也未可知。别小看这三年，因为有了这样特殊的体制，而使浙江成为全国政策的洼地，浙江民营企业正是抓住了这一机遇，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既然工商和税务能和别的地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管理方式，其他经济管理部门肯定也是非常开明，最终才形成了一个在全国政策最好的经济“软环境”。更开明的还有浙江省近30年来的历任领导们，他们无论是浙江本土人，还是外地人，都能坚持奉行“少取多予、还富于民、藏富于民”的惠民政策，执政理念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

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讲，浙商就更该“先谢国家，后谢爹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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