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工人日报》等媒体刊文，批评某些著名学者的"高通胀容忍论" ，称其不懂工薪阶层之苦。最新统计数据，9月份CPI同比上涨3.6%，创下近23个月来新高。在通胀压力初显的情况下，不少经济专家学者在不同场合竟然建议提高通胀警戒线，称中国应该忍受更高的通货膨胀，称只要通胀没有伤害到增长，就需要容忍。如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从中国近期来看，维持9%的经济增长率，还把3%的通货膨胀率作为一个警戒线，会给经济带来很多问题。所以通货膨胀率应该提到4%到4.5%之间，4.5%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警戒线是可以的，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媒体称，一些经济专家学者衣食无忧，甚至于生活富裕，哪能感知到通胀给小老百姓造成的压力和艰难，哪里又能体会到普通工薪阶层捉襟见肘的苦涩，触摸到工薪阶层的疼痛。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的观点是：一个经济学家，如果受雇于某一机构（包括行政部门）的话，那么他提出“通货膨胀容忍论”并无不当，因为他所关注的是经济增长，而不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但是，作为政府机构的宏观部门对于通货膨胀，不仅应考虑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应考虑其对社会和谐的影响。提高利率水平，既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也是避免低收入群体少量应急存款因通货膨胀而承受贬值损失的措施，但是利率过高又会影响经济增长，势必陷入两难选择。

    笔者建议：在存款实名制普遍推行的状况下，对于每个居民10万元以下的存款，实现保值储蓄制度。因为低收入群体（包括中下收入群体）的总资产绝大多数为银行存款，在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负利率”状况下，低收入群体储蓄不仅不能保值增值，反而“补贴”给了银行、高收入的投资者，导致了扭曲的分配后果。再者，低收入群体为了避免损失不得不被动地加入到风险较大的证券投资活动中去，增加了全社会的风险，尤其是在股票、房地产不断加重泡沫的状况下，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使多数低收入者利益受损、基本生活会因此受到影响，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定。

    部分地实施保值储蓄，可以看作是政府为经济增长目标所担负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