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来认知企业的定义，我想首先应该从社会信托制度谈起。自从19世纪末欧美国家相继出台了反托拉斯法案，“信托”便成为了社会的基本机制和运行方式（其中比较著名的即1890年美国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信托制度改良了资本主义，原本向着托拉斯发展的垄断局面被打破，通过全民持有股票、个人消费信贷、职业经理人制等机制建设，形成了社会财富的共享体系，所以美国人可以没有存款，拥有的各类机构的股票和证券就相当于存款。

    但是在目前的中国，我们缺失社会信托制度，我们现行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不闭环，过于单向集中，缺少反馈机制。比如，我们的股市并不能让中小投资者有效收益，更多像台庄家的提款机；我们几乎是全球税赋最高的国家，而个人福利竟然没有惠及每一个公民；我们的银行只贷款给机构，几乎没有个人信贷体系，除了房贷之外。当所有社会财富趋向于集中，那么社会的价值链必然断裂，必然造成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不匹配。近期就有社科院专家指出我国的社会结构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15年左右。

    而更大的问题是：社会价值链的断裂直接造成了整个社会文化的断层。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尚有海子、顾城、北岛、芒克，但现在，海子、顾城已逝，北岛几乎被遗忘，芒克只能在杭州开酒吧。没有了诗人，也就没有了成功的企业。

    我们常说某某品牌能代表一个国家，比如松下可以代表日本，可口可乐可以代表美国，但什么企业和品牌能代表中国呢？海尔可以吗，娃哈哈可以吗？总觉得牵强。虽然海尔把广告牌悬挂在银座上空，总让人觉得有一种把自己变成一个类西方品牌的伪装。虽然我们的很多企业，营业额也可以进入世界500强，但你在他们身上找不到能代表中国的完整价值和文化脉络，比如说中石化、中移动……。

    记得曾经有学者自问，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什么，个人对此的理解：应该是要重构我们的社会价值体系，过度追求单纯的数值而忽视分享机制，是没有意义的，也注定不可持续。改革开放的前30年没有完成这一目标，那么在新30年里应该去完成，2010年是我们“十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那么应该对这一目标有个明确的界定，争取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去完成。

    这样的使命，或者说宿命，终需要一些有梦想有觉悟的公民去实现，终需要一些有理想有坚持的企业去实践。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提出“最具完整价值”、“以商业模式运营的公益企业”，个人以为就是要从单纯的企业转变为社会的企业公民，去承担员工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托付，承担股东、合作方于对我们的信任和托付，承担社会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托付。从一点上来说，绿城走在了社会的前沿，是时代的探索者。或许，在今天，这样的企业理念还未能成为普世价值，但总可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进程，如同美丽的蝴蝶，扇动翅膀，不能说就绝无带来风暴的可能。

    我们在打造百年绿城，那么“十五”正值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强则国富强”少年即是希望，即是未来。绿城，正如一位满怀理想的翩翩少年，创造着更多的城市美丽，创造着更多的世界美丽。美哉，我的绿城少年，壮哉，我的绿城少年！

离开绿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发一篇之前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