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城农业产业化新模式调查之三
新型农业服务公司：联接龙头企业与农户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张玉雷
河南作为产粮大省，一直受困于两个难题：卖粮难，卖原粮。
在寻求解决这两大难题的历史进程中，传统的“公司 + 农户”模式一度被寄予厚望，但在现实中，由于公司与个体农户间的利益机制存在天然缺陷，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诞生于河南项城的“公司+新型服务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新模式，有效地解决了龙头公司、个体农户之间的利益机制问题，使二者真正成为利益共同体，从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重塑“鱼水关系”
“我们3800亩地的小麦，收获后全部卖给莲花（味精）。”项城市汾河湾农业合作社老板赵俊昂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有莲花味精，我们的小麦生产多少都不愁销路”。
河南项城“公司+新型服务公司+农户”运营模式的雏形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将“家庭经营”转变为“公司化经营”，一方面使单一农户生产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实现“增产、增质、增值”，从而使农民乐意参与到农业产业化中来；另一方面，使广大农户成为真正市场化并具有谈判能力的主体，与当地龙头企业进行平等沟通、稳定合作。
这种新的模式重塑了“公司”与“农户”的关系，使二者相得益彰，如鱼得水。
2008年以来，项城老城乡农民李天祥等，在清华大学“当代中国农业科学发展战略课题组”中心特约专家李怀清先生指导和带领下，从100亩小麦、50亩芝麻的试验开始，尝试这种新的农业运营模式雏形。该模式通过成立农业服务企业与农民签订合同，在农资及耕作服务等投入费用比市场平均投入低10%的前提下，保证粮食产量增加10%以上。随着明显的效益增加，周边农民自发的进行了更多的试点。
如今，这一模式已经在附近几个乡镇迅速推开。其中，同时包含土地流转、农地服务两种运营方式的汾河湾农业合作社成为其中的一个典型（详见本报2010年9月20日报道：《项城模式的陶湾样本》）。
“过去，收获后小麦市场价比合同价高了，农民不交粮；比合同价低了，农业企业为降低市场风险就趁机压质压价。”汾河湾农业合作社的合伙人王清坡说，最主要的是，企业违约了，农民告不倒；农民违约了，属群体性事件，企业又没办法。
“过去的‘公司 + 农户’模式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建锋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析说，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利益分配不均衡，利益机制无法调整。“要么就是企业赚了农民赔了，要么就是农民赚了企业赔了，它不能建立一个利益共享的共同体，两者中的利益没找到一个均衡点。”
事实上，传统的“公司 + 农户”模式，还隐藏着更多的危机。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公司 + 农户”模式进展到后期，政府官员借机实施权利寻租，公司通过行贿获取项目资金、补贴、优惠政策等现象增多；而那些获得国家巨额资金补助的种养大户，其破坏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也不容小视。
“新模式”有望实现新跨越
1996年，河南农业产业化破题。风生水起的莲花味精，顺势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化的明星企业。
“在河南，农业龙头企业无疑是推动农业产业化尽快实现的主要力量。没有龙头企业对农产品的消化吸收，直接销售初级农产品的农民，受困于卖粮难，根本无法实现增收；没有龙头企业对农产品的深加工，河南将一直深陷卖原粮的发展窘境，那么加快农业产业化和提升当地财政收入的多重发展目标，也将成为空谈。”项城市市委宣传部部长王东方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产能规模位居全球第一的莲花味精，在项城的土地上不断发展壮大，这对豫东平原的“小麦农业”来说，其作用有如一辆卡车上的发动机。
2001年，河南再次发力，提出“把河南建成全国重要的优质小麦生产和加工基地、优质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
两年后，尝到甜头的河南省进一步明确“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这一阶段，另一家驰名中国的农业企业双汇集团，顺势迅猛发展，这家1990年产值刚过亿元的肉类加工企业，2003年突破100亿元，2005年突破200亿元。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河南的地方龙头农业企业就稳步推进“公司 + 农户”的合作方式。仍以莲花味精为例，在“以工补农，以农助工”产业循环思想的指导下，公司当时每年都拿出八千万到一亿元，支持项城全市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然而，良好的愿望，并不等同于良好的成果。行至2003年以后，传统的“公司 + 农户”弊端开始凸现，这种无法真正相互制约的合同合作关系，日益受到冷落。
“我们并不否认农业龙头企业对农业产业化顺利实现所起的核心作用，但必须强调的是，仅有龙头企业是不够的。”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强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农业产业化的链条中，农民的基础作用不容忽视。”
在李强看来，“公司+新型服务公司+农户”的项城模式有望促“三农”问题破局，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意义重大。他认为，该模式不仅有效保障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以涉农龙头企业带动的中小企业群，用现代企业发展的经营理念，依照法律框架和市场机制运作农业产业，可以用显著的粮食增产来解决国家的粮食安全；用农产品质量提升和企业专业规范的产品加工与市场成熟运营机制来提高食品安全等级；企业化专业涉农服务在农业生产各环节的风险控制，浪费的减少成本的节约，规模效益的增加，产业资本介入对传统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改造方面，都将会在构建我国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