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城农业产业化新模式调查之二　　

　　龙头企业为重归农村找到突破口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张玉雷

　　

　　一年一度，又到秋收。

　　这个秋天，“天下粮仓”河南有了两个收获：其一，粮食；其二，中原大地新近播下的另一粒种子——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

　　尽管上升为国家战略尚需时日，但到了金秋九月，河南对两个月前自主提出的中原经济区如何崛起的思路，已逐步厘清：2009年，河南省人均GDP为20477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1.3%，若想到2020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那么今后每年差距要缩小1.7个百分点才行；从全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原经济区的定位应包括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板块，全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区，全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试验区，华夏文明传承核心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以及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从2020年回望，今天的河南并不轻松。若想达到中原经济区的目标定位，就需要加快河南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然而，当下河南37.7%的城镇化率，与2020年全国城镇化率的目标相差甚远；而作为粮食第一大省，倘若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又当如何保证粮食生产的安全，毕竟按着国家规划，到2020年河南必须确保实现粮食生产能力1300亿斤的目标，这意味着，河南必须再新增1000亿斤的粮食生产能力，才能确保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粮食怎么保，民生怎么办”，这是河南亟待破解的“四难”命题。本报记者两下河南，抵达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从哪里开始呢？

　　

　　农业龙头企业

　　产粮大省河南，一直受困于两个难题：卖粮难，卖原粮。

　　无论是发轫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民卖粮难，还是一直困扰当地农业结构调整的卖原粮，两个矛盾如何突破，成了摆在历任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眼前的难题。1996年，河南农业产业化破题。这一年9月，河南在全国率先召开农业产业化工作会议，要求大力发展和积极扶持农业产业化。这一阶段，风生水起的莲花味精，顺势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化的明星企业。

　　2001年，在农业产业化道路上崭露头角的河南，再次发力，提出“把河南建成全国重要的优质小麦生产和加工基地、优质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两年后，尝到甜头的河南省进一步明确“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这一阶段，另一家驰名中国的农业企业双汇集团，顺势迅猛发展，这家1990年产值刚过亿元的肉类加工企业，2003年突破100亿元，2005年突破200亿元。

　　在河南，农业龙头企业无疑是推动农业产业化尽快实现的主要力量。没有龙头企业对农产品的消化吸收，直接销售初级农产品的农民，受困于卖粮难，根本无法实现增收；没有龙头企业对农产品的深加工，河南将一直深陷卖原粮的发展窘境，那么加快农业产业化和提升当地财政收入的多重发展目标，也将成为空谈。

　　以莲花味精为例。小麦是河南农业的一个主导产品，河南的小麦产量相当于全国产量的1/4。豫东平原是河南小麦主产区，莲花味精就布局在豫东的项城市。今天的莲花味精，是世界上惟一用小麦做原料的味精生产企业。然而公众或许不知道，这家有着世界第一味精产能规模的农业龙头企业，最开始使用的原料是当地主要农产品之一的红薯。后来，农民种植结构转变，红薯少了，大米多了，莲花就进行技改，改用大米做原料。此后，随着豫东农民种植结构的数次转变，莲花也将味精的生产原料从大米转变为玉米，从玉米转变为小麦。莲花味精先后进行的七次技术改造，都是围绕着豫东三农的发展来进行的，如今每年消化豫东小麦近100万吨。

　　“我们3800亩地的小麦，收获后全部卖给莲花。”项城市汾河湾农业合作社老板赵俊昂说，有莲花味精，我们的小麦生产多少都不愁销路。

　　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认为，河南在农业产业化问题上的意识转变和重要举措，直接带来了两大转变：全国粮食和农产品生产大省河南由此实现了由卖原粮到卖产品再到卖品牌的转变，由大粮仓到大厨房再到大餐桌的转变。

　　“两大转变”的顺利实现，反过来为龙头企业的持续技改提供了动能。今天的莲花味精，已形成年产30万吨味精、4万吨谷朊粉、30万吨等级面粉、20万吨复合肥的综合生产能力。然而，针对企业的生产环境和上下游市场的供需变化，莲花依然选择了进行新一轮技改。来自周口地区的消息表明，莲花始于2009年的新一轮技术改造，其进口设备已经安装调试完毕。知情人透露，此次技改的支持方是上海美林康公司，待技改完成达产后，莲花日消耗小麦将在1800吨以上，企业毛利润也将就此提升至6.47亿元/年。莲花味精产能的不断扩大，将显著提升项城农户的农田收益，大幅改善当地的赤字财政状况。

　　而在河南，今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职工人数170万人。这其中，规模以上龙头企业达6000多家，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601家，年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500多家，年销售额30亿元以上的有10家。

　　在龙头企业的拉动下，河南农业跑步进入品牌效益时代。

　　

　　迟暮的“公司+农户”模式

　　“我们并不否认农业龙头企业对农业产业化顺利实现所起的核心作用，但必须强调的是，仅有龙头企业是不够的。”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马炅东先生认为，在农业产业化的链条中，农民的基础作用不容忽视。

　　农业企业最担心的问题是粮食作为工厂的生产原料，在产量和品质上需要稳步提高。而在粮食的增产、增质上，龙头企业最为困扰。项城地处豫东粮食主产区，很多农业发展的瓶颈性问题在这里尤为典型。农户承包经营分散，政策科技落地难，产粮品质杂，单位产量提高乏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随着大批劳动力外出打工，土地减产甚至撂荒、空心村等现象较为普遍，类似问题不仅制约当地农业的发展，影响龙头企业的生产原料安全和产品品质安全，更对国家的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为了保证粮食持续地增产、增质，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当地的龙头企业就稳步推进“公司+农户”的合作方式。仍以莲花味精为例，在“以工补农，以农助工”产业循环思想的指导下，当时莲花每年都从企业的资金里拿出八千万到一亿元，支持项城全市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巩固“公司+农户”的合作方式。然而，良好的愿望，并不等同于良好的成果。行至2003年以后，传统的“公司+农户”弊端开始凸现，这种无法真正相互制约的合同合作关系，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冷落。

　　“过去的‘公司+农户’模式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建锋曾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析说，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利益分配不均衡，利益机制无法调整。“要么就是企业赚了农民赔了，要么就是农民赚了企业赔了，它不能建立一个利益共享的共同体，两者中的利益没找到一个均衡点。”

　　“过去，收获后小麦市场价比合同价高了，农民不交粮；比合同价低了，农业企业为降低市场风险就趁机压质压价。”汾河湾农业合作社的王清坡说，最主要的是，企业违约了，农民告不倒；农民违约了，属群体性事件，企业又没办法。

　　事实上，传统的“公司+农户”模式，还隐藏着更多的危机。本报记者调查表明，“公司+农户”模式进展到后期，政府官员借机实施权利寻租，公司通过行贿获取项目资金、补贴、优惠政策等现象增多；而那些获得国家巨额资金补助的种养大户，其破坏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也不容小视。

　　

　　新模式

　　为了保证粮食原料的增产、增质，离不开农民的龙头公司，又必须面对农民。于是，一种新的“大公司+新型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模式，在项城出现了。

　　这种运营模式的雏形是：不触动家庭承包制，让农民当“地主”，用一种“农田五要素代管”服务企业为农民打工，农民自愿参与。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这种不改变土地基本制度、创新农业产业化新思路的企业化服务，使农民务农投入成本因规模化运营显著降低、农业科技靠专业经营灵活落地，从而促进了粮食产量与质量的有效提高。

　　从2008年开始，项城农民李天祥等即在该市老城乡从100亩小麦、50亩芝麻的试验开始。服务企业与农民签订合同，在农资及耕作服务等投入费用比市场平均投入低10%的前提下，保证粮食产量增加10%以上。随着明显的效益增加，周边农民自发的进行了更多的试点，今年这一模式已经在附近几个乡镇推开。而同时包含土地流转、农地服务两种运营方式的汾河湾农业合作社，本报已于此前以《项城模式的陶湾样本》为题进行了报道。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强教授对项城模式的评价是：有望促“三农”问题破局，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意义重大。他认为，以涉农龙头企业带动的中小企业群，用现代企业发展的经营理念，依照法律框架和市场机制运作农业产业，可以用显著的粮食增产来解决国家的粮食安全；用农产品质量提升和企业专业规范的产品加工与市场成熟运营机制来提高食品安全等级；企业化专业涉农服务在农业生产各环节的风险控制，浪费的减少成本的节约，规模效益的增加，产业资本介入对传统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改造方面，都将会在构建我国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