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10月19日晚突然宣布，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由现行的2.25%提高到2.50%；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31%提高到5.56%。至此，人们预期已久的第二只靴子终于落地了！

　　应该说，这是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中国货币政策正式转向的一个风向标。从好的方面来看，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已彻底摆脱了危机阴影，经济全面回归高速增长轨道；而从坏的方面来看，与GDP、进出口数据强劲反弹和固定资产投资急剧增加相应的一个后果就是，公众关于通胀的预期也在不断升温，此时若货币政策不及时做出强有力的调整，则通胀势必会以比人们想象中更快的速度席卷而来。

　　自去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管理通胀预期”以来，这一名词几乎已主宰了2010年全年的货币政策基调。央行多次强调，将采取多种措施“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利率是被认为不到万不得已才会出手的重型武器。尽管此前央行在2月和5月连续两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对第二、三季度物价的全面上涨并未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此外，今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先后出现欧洲主权债危机和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并且，传统上中国的利率调整总是习惯于跟随美欧央行，较少表现出独立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美利差一旦拉大将强化本已沉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近期美联储已多次强调维持零基准利率不变，甚至暗示将进一步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从而使加息变得遥遥无期；而欧洲央行同样多次宣布将维持1%的主导利率不变。这一切带给公众的政策信号似乎是，中国央行也不会那么快加息。

　　然而，中国央行6月份公布的一份季度调查却显示，居民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的担心并非“隐忧”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强烈，认为物价“过高，难以接受”的受访者比例达到58.9%，刷新了该调查十年以来的最高值。其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年7月份以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幅多次突破3%这条公认的“温和通胀”红线，并不断走高。9月份CPI数据虽尚未公布，但从市场预期来看并不乐观，其下限为3.5%、上限可达3.8%。此时，“管理通胀”而非“管理通胀预期”已成为了一个更为迫切、更现实的议题。

　　不过，就最近20年中国央行治理通胀的成绩来看，除1993-1994年和2008年之外，中国通胀发生频率其实并不高。即便是在2008年这样的全球大通胀中，中国也以较快速度擒住了通胀这只出笼猛虎，甚至比美国更早实现物价总水平的回归。当然，这一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价格与国内价格之间、工业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之间筑有若干道防火墙，缓冲了外部通胀的输入速度；二是中国央行除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等各种市场化手段外，还保留了信贷总量控制这一看似落伍、实则强大的“法宝”。因此，通胀对于中国央行，至少在今年年内并不会构成太大挑战。就此意义来说，任何非理性的囤积和跟风行为都不值得鼓励。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不可否认，短期内对于股价和资金流入会有一定的负面冲击；但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视角来看，提前挤出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泡沫，对于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和下一轮牛市的到来又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铺垫。

　　对于房地产市场和商品市场而言，货币政策的适当收紧，一方面，有助于配合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房价的宏观调控，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加息又不可避免地会被部分投资者解读为政府承认通胀已经来临，从而有可能会激发他们通过购房、炒作大宗商品等来对冲通胀压力的动机，而这就需要政府在出台调控措施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与货币政策的衔接，利用更有效的手段来抑制未来新一轮房价和农产品价格的反弹。

　　中国央行此次加息，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中国不再将货币政策调整与人民币升值这一沉重的十字架自我捆绑在一起，从而摆脱了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被动依赖，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主权回归。当然，当前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调整不同步的现象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考验。例如，如何避免时下的一些国际“弱势”货币，特别是美元对人民币套利交易（Carry Trade）盛行所引发的大量热钱涌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