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教训与中国改革问题的思考

　　作者：草民仙风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3333    更新时间：2008-11-19     热     【字体：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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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苏联解体是震撼世界的重要历史事件。据俄罗斯科学院相关资料介绍，导致前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特权导致贪污腐败盛行

　　      列宁时期，苏共的干部革命意志坚定，没有丝毫特权，能与群众同甘共苦。如，1918年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在一次会议上饿得昏倒了。

　　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强调“稳定”干部，干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日趋完善，且不断提高干部特权的标准，使之进一步固定化和规范化，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结果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盛行。甚至在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中，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就贪污受贿６５万卢布。

　　二、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同流合污

　　官僚特权阶层形成后，他们开始丧失革命意志，对理想信念麻木不仁。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甚至对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但他们与亲西方社会精英仍界限分明，相互对立。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发生了根本变化。起初，通过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后来，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照搬西方模式，在苏联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制和总统制等等，走上背弃社会主义的道路，结果“亡党亡国”。

　　三、苏共干部为了私利集体背叛

　　                                                                                                                                                              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集体背叛，完全是为了他们的私利。与此同时，由于蜕化变质，苏共也失去了群众基础和执政能力。在剧变后的俄罗斯，那些掌权的政治精英和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大都就是苏联时期的各级干部。当时在俄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有７４％～７５％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６１％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

　　          四、赫鲁晓夫的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进行改革，修正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历史，引起思想混乱，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再次进行政治改革，他的新思维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加剧了人们思想的混乱，在西方势力的影响下，右翼势力和民族分离主义思潮乘机抬头，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急剧恶化，最终酿成了“八一九事件”及苏联解体。

　　         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到现在已经实施了整整三十年。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经济注入了活力，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但是，改革开放政策给我们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和矛盾也不容忽视。小平同志当年说：“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就是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

　　       那么，我们的改革到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小平同志讲的这些问题呢？请朋友们看看著名学者杨继绳先生为此发表的专题演讲稿。

　　

　　

　　                     中国改革出现的问题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中国改革中出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正。这里说的社会不公正，就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收入差距过大中国的基尼系数世界银行的数据为0．45，实际已经在0．5左右。

　　      据王小鲁博士《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的研究报告：如果把家庭收入高低分为五个组别，2005年，城镇最高10％的家庭组和最低收入10％家庭组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是31倍；全国10％最高收入家庭组和最低收入10％家庭组之间人均收入差距在55倍左右。

　　改革以前是平均主义，改革使收入差距拉大有回归正常的情况，但如此之大就不正常了。收入差距拉大有正常的原因，也有不正常原因。城镇高收入家庭有大量的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扩大的主要因素。灰色收入来源主要有以下方面：

　　财政、社保、国有固定资产等公共资金的流失。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中，层层转包，层层剥皮最后用于工程的不到工程原拨款的三分之一。在交通部门，在1998年－2005年期间总共完成3万亿元投资，流失了多少无法统计。全国31个省级交通厅长中就有17个因贪污而落马；

　　金融腐败普遍存在。贷款人在付正常利息之外，还要向贷款人员额外付费（各种付费占贷款总额的9％）。据推算，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能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灰色收入2万亿元；

　　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现象，即权钱交易成了普遍现象；

　　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卖”占出让面积的1／3，“招拍卖”的价格比其它方式的出让价格低很多，总价值流失5400亿元；

　　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除了腐败之外，还有一个制度上的原因，即不公平的交易机制。所谓不公平的交易机制就是没有改革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垄断着市场稀缺资源，与民间进行交易。政治强势转化为经济强势。与权力相关的人（血缘和收买而形成的权力群体）得到了巨大的垄断利益。

　　行政垄断的强势力量和普通交易者的弱势力量的交易。行政权力控制资源并且进入市场交易。如土地，政府在集中土地时用行政手段，低价收购，政府在出让土地时，用市场手段，高价卖给开发商。

　　垄断行业收入：据2005年数据，电力、电讯、石油、金融、水电气、烟草等垄断行业平均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5－10倍。垄断行业利用国家资源谋取企业利益。中国的垄断行业基本是行政垄断。

　　权力场。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中国历来是一个权力至上、权力万能的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易。一个有趣的例子，某一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同样的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权力场的高能位置

　　我曾著文把靠公共权力发财的商人称为“红顶商人”。在改革期间“红顶商人” 聚敛财富共有四个高潮：

　　一在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的国家垄断）。在1994年以前，官定汇率下的人民币币值一直是高估的，从国外进口商品到国内卖就要赚大钱。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80年代，一位干部子女口袋里揣着大把大把的进口商品许可证，一转手就成了大富翁，在香港不仅有半山别墅，还有赛马和游艇。

　　二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一直实行到1993年。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３５６９亿元，占当年同民收入的30％（胡和立，1989）。

　　三在金融资本时期。在股票市场上，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红顶商人”巨大的发财空间。在房地产市场上，土地的批租，旧区拆建权的取得，也是“红顶商人”大有作为的机会。

　　四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私有经济大发展的一次空前的机会。在有些地方，有些企业，国有资产重组变成了对国有资产变相的瓜分。其中。“管理层收购”（MBO）使不少管理者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红顶商人”在以上四个时期（其中有的是交叉的）聚敛财富一次比一次多，胆子一次经一次大，手段一次经一次更高明。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亿万富翁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敛财机会中产生的。

　　                                             腐败越来越严重

　　中国的腐败近年出现了几个特征：第一，官员犯罪人数逐年增加，职务级别越来越高。第二，领域广，金额大。腐败现象已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人事领域、司法领域。第三，手段科技化，窝案、串案增多。 第四，顶风作案猖獗，涉外案件增多。腐败分子内外勾结，为案发后铺好后路，使得涉外案件增多。 据公安部资料，到2004年底，共500多名贪官外逃，卷走资金700多亿元。第五，群体腐败。一个执掌公共权力部门的若干成员，共同谋划、共同行动、利用公共权力为私人谋利的腐败行为。 由主要领导人带头、多名成员联合行动的集体作案。“要烂，烂一窝；要抓，抓一串”。 第六，权色交易，高级干部“包二奶”不是个别现象。北京传说“一个女人放倒＊个长”的故事。透明国际发布的国际腐败洞察指数：中国大陆1998年在所调查的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2位比1997年排名倒退了11位。1999年排在59名，比1998年倒退了7位。2005年排在第78位，上一年是68位，比上一年又倒退了10位。2001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从1998年到2003年，５年来检察机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２０多万起，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１２８３０人，其中有曹秀康案、胡长清案、成克杰案、慕马案、李嘉廷案、丛福奎案等涉及省部级干部的大案。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这一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207103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5541 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2830人。 2004年3月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9562件43490人，代表国家提起公诉22761件26124人。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大案18515件，其中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123件。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728人，其中地厅级干部167人、省部级干部4人。大案要案占立案总数的53.7%，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2005年3月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这一年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3757人，比上年增加0．6％，其中涉嫌贪污贿赂犯罪35031人，渎职侵权犯罪8726人；共提起公诉30788人。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1275件，比上年增加4．9％。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960人，其中厅局级198人、省部级11人；已提起公诉1980人。我们不仅要看到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一年又一年的增加，还要看到犯罪金额年年在大幅度提高。几年以前，几万元就立案，现在这样的事就不能进入高检案件的数字之中。

　　                             底层群众利益受损引发阶层冲突

　　没有私有化，就没有市场经济。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反对私有化，实际上，中国不仅发生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而且由于中国的私有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不民主，所以最不公正。国有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近80％下降到上世纪中的25％左右，可以说是私有化的速度是很快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谁承担的？是老百姓。即工人、银行储户和中小股民。国有企业改革使得近4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他们在企业工作几十年，低工资、低福利，离开企业后只得到很少的补偿。下岗职工承担了一部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银行的储户也承担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2000年，对58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债转股总金额为4050亿元；将银行的1．4万亿不良债权剥离出来，交给新成立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理。这1．4万亿都是国有企业的欠债。 剥离以后又产生了新的不良债务。储户的风险加大了。股市的小股民也承担了国企改革的成本。“向国有企业倾斜”的上市政策，把“上市”当做对国有企业的扶贫解困的手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国有企业原来的经营者到及与此有关的政府官员。但是，承担改革成本的工人、普通银行储户及小股民，却没有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中自己应有的那一份。国企改革中的“管理层收购”（MBO），实际是经营者自卖自买。为什么能够自卖自买？与地方政府有关。企业经营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结成了联盟，他们共同侵吞国有资产，然后分赃。整个改制是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国企改革另一个问题是制造一批行政垄断的大型国有企业，垄断当然会造成不公平。这也是权力干预的结果。政府通过“减员增效”来为国有企业“解困”，用行政力量解雇工人，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总是创造就业机会，那有政府有求企业解雇工人？城市化过程中，4000万失地农民几乎成了“三无人员”：“种粮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据农业经济学家张晓山的研究报告：近年来绝大部分出让交易的土地是从农村征来的。在征地收益分配中，失地农民仅得到总交易额的10－15％。1．2亿农民工承担着城市生活的半边天，却是城市的二等公民。据粗略估计，2005年农民工提供给国家的财政收入为33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北京市的财政收入至少有五分之一是农民工创造的。但是，在GDP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多年来农民工一直拿着几百元的低薪。利益受损形成弱势群体，他们不仅是经济贫困，更重要的是权利贫困。当今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利益诉求和利益博弈阶段。弱势群体的诉求得不到响应，他们在博弈中没有力量。他们只有上访。上访不解决问题就引发阶层摩擦和阶层冲突，从而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自上世纪90所代中期以来，群体事件逐年增多。据公安部门统计，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万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骤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群体事件就是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

　　                         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中的不公正

　　医疗改革：改革前由单位、人民公社、企业共担的医疗责任失去了共担，国家财政没有跟上。地方政府、各级医疗机构有责任没资金，只好把负担转嫁给病人。所以，老百姓中有49％的人有病不去医院；29％的人应该住院却不住院；国家用于公共医疗的支出居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末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而高级干部的医疗条件却在不断提高。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指出：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只为20％的人提供卫生服务，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80％仅为850万党政干部报享受，其中，50万人又享受了这些80％中的50％。也就是说，50万人享受了国家整个医疗费的40％，即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占有医疗费的大部分。

　　教育改革：中央财政对义务教育不拨款，义务教育成了农民的义务。原来企业办的学校在“企业减负”中抛向了社会。“教育产业化”成了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手段。许多地方教育的增量主要是收取学生的高额学费来维持。

　　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是因为国家财政借改革之机卸包袱，国有企业办的学校和医院交给社会。在新的医疗保障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政府把医疗付费的责任全部推给老百姓。这种改革是“财政卸载式”的改革。财政其所以卸载，是把政府机构的运行放在社会责任之上。这显然不应当是民主政府所为。

　　住房改革：改革以前房租很低，这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2000元房租，实际只付10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190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1998年开始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转化为个人财产。当时，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米，而卖给原住户的价格是1平米1450元，每平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00平米，差价就是45.5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行政级别越高，原来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差价就越多。中国政府规定到1998年7月1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即低价将房买给原住户）。但是，福利分房一直拖到新世纪。人们戏称“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利益阶层左右改革方向

　　改革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有些没有得到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出台就相当快。十多年以前就提出了遗产税的问题，但是，一年又一年的过去，遗产税不断没有如期实现，其脚步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住房改革、公车改革都受到强势群体的左右。公车改革十年毫无进展的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就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超5000亿元。到2007年，这个数又有大幅度增长，每年消耗可能达7000亿元。这些钱足以解决医疗、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原有权力体系扭曲的结果。上述问题的产生的根本原因，要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另一方面，使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这样，就给中国的造就了“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的格局。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导下的“十四大”，使“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的模式法律化，固定化。

　　经过２０多年改革以后，政治权力放弃了对居民生活和部分经济的控制，只保留对政治、思想、文化、舆论和部分经济的控制。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经营房地产，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审批无法可循，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

　　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融入了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体制。这是令人庆幸的。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是财富重新分配和流动的过程。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原来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在制度变革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原有的权力资源，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发其财。也就是说，原来体制下“大锅饭”的掌勺者，在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有可能给自己和亲近的碗里多捞。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体系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今天的病态社会。

　　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审批权力”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行政权力为一批人创造了不正当的发财机会，利用这种不正当机会的暴发户，用部分收益向政府官员作回报。依靠贪官才能够暴发，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批暴发户。贪官和暴发户是权力和金钱交媾生下的孪生兄弟。

　　

　　

　　

　　                                              笔者的反思和质疑

　　        杨先生在他的演讲稿里把改革出现的问题与矛盾归结于传统社会体制的缺陷与改革的不到位上，笔者是不太赞成的。笔者认为，一切问题和矛盾的根源恰恰体现在改革所实施的政策本身上。在公有制政权体制下，推行私有制经济体制必然会诱发个人的私欲和占有欲；必然会引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道德底线的崩溃，使人们在利益与诱惑面前变得更加疯狂；必然会诱发贪污、腐败、盗窃、抢夺、诈骗、卖淫、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必然会诱发囤积、割据、垄断、掠夺、压迫、剥削等群体敛财的龌龊行为；必然会拉大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域差距、部门差距、行业差距、官民差距、收入差距；必然会诱使不法企业制造大量的伪劣毒产品和豆腐渣工程；必然会诱发严重的环境污染、大量的安全事故；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挑起利益层冲突，催生骚乱或暴乱。目前所出现的行政执法危机、文教卫危机、金融与经济领域危机、环境与资源危机、居民就业生存危机、社会治安领域危机、理想信仰危机、社会信任信用危机等等，充分证明了改革如果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必然走向歧途的基本规律。显然，精英学者们把改革出现的问题归结于改革不到位、监督不力、政策法制不健全等，都是歪曲事实、回避问题的托词。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社会物质基础尚未打牢的情况下，适时适度地推行私有制，可以调动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可以激励个人的创造精神，可以培养人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劳动习惯。但是，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苏联的改革与解体，东欧的剧变，给我们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早就指出：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如果共产主义真的在中国变成了梦幻，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放弃了自己的伟大追求，如果十三亿中国人都把目光盯在金钱美色上，那谁又愿意遵守所谓的游戏规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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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楼【吴云龙】 于 2008-11-19 10:43:12 评论说

　　----《共产党宣言》里早就指出：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1905年革命失败后，一家自由派报纸在谈到群众的情绪时说，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了。列宁反对这样说法，他引用了一位织布工人信中的话说道：“你们等着吧，1905年还会来的。这就是工人的想法。”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并且曾经成为国家主人的俄罗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会长期忍受今天重新遭到的剥削和奴役，他们一定也会说：“你们等着吧，1917年还会来的。”

　　 2 楼【乌有之剑友】 于 2008-11-20 8:04:14 评论说

　　楼主的观点乃警世之良言也！可惜中央领导看不到，建议把此帖加精置顶。

　　 3 楼【草民仙风】 于 2008-11-21 20:54:27 评论说

　　谢谢楼上的跟帖!我们中国所走的发展路是个什么性质的路呢?想必我不讲,大家也知道。如果继续按此路走下去，我们中国又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呢？我实在不敢往下想了。

　　 4 楼【钟南海的愁】 于 2008-11-22 8:48:28 评论说

　　“如果共产主义真的在中国变成了梦幻，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放弃了自己的伟大追求，如果十三亿中国人都把目光盯在金钱美色上，那谁又愿意遵守所谓的游戏规则呢？”楼主这句话最深刻！

　　    毛泽东教我们重义轻利，邓小平教我们重利轻义，谁的话对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利呢？大家想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