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研究文化》（China's research culture)的文章，作者是北大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两位院长，是中国最为顶尖的科学家。在这篇文章中，两位专家对于中国现存的科研经费分配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指出“尽管对于一些小额科研经费来说，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额科研经费，科研质量的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于来自政府各个部门的巨额科研项目来说，科研质量的优劣与能否获得经费的相关性就小得多了，这些项目的经费一般都高达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人民币。对于巨额科研经费而言，问题关键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科研领域与项目颁布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突出“国家重大需求”；然而实际上，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往往被具体而狭隘地阐释，申请人基本上可以无需过多思索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的真正需求；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上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显而易见的，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会常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进行合作。所谓的“专家意见”不过只是反映了很小一部分官员及其所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抑制了创新，也让每个申请人都心知肚明：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的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做好的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有报道称，复旦大学教授陈良尧先生也指出，他有一年申请“973计划”的一个项目，该项目咨询组专家开口向他索要好处，直言不讳地提出：“我很希望能安排教师在您领导下接受一个子课题。”后来，陈良尧的申报失败，他惊讶地发现，这位专家竟然从另一课题组成功地拿走了一个完整的子课题。

     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员，根本没有资格进入高级教授和专家才能进入的层次，但是，我也想谈谈我对于我国的科学基金分配制度的一些体会和看法。首先，我要说，我并非是现在的科学基金分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我没必要维护现在的科学基金分配制度和系统。我能拿到的科研经费大多都是饶老师和施老师所说的自然科学基金的“小项目”。我其实，也是非常希望能够进入到大项目的研究团队中的（有人把研究团队称为“圈子”，就像把导师称为“老板”一样，让人感到不舒服，不过，我也是这样叫习惯了），但是，由于职称和“出身”等问题，一直都没人带我“玩”。所以，从感情上，我当然有理由骂现在的基金分配制度，骂掌握基金管理的“大”专家和官员们。但是，科研问题毕竟不可以感情用事，而是应该理智的客观的历史的看待问题，在骂现行基金分配制度的同时，不可以一味否定其对于中国科研工作的组织与推动作用。

     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批评科研基金分配的制度是为了改革和完善基金分配的制度与系统，而不应该是为了完全推翻现有的制度与系统，再重建一套新的系统，这样的颠覆，只能造成损失与浪费。这就好像我对于麻疹疫苗的强化接种的批评，其目的只是为了帮助我国的公共卫生研究不断进步，而并非为了摧毁这个公共卫生系统是一样的。所以，在批评现行制度的同时，应该承认和肯定维护现有制度的官员和专家是称职的，努力的和敬业的，不能因为对于制度的不满意，就怀疑这些官员和专家的作风与态度。至少，我们应该承认，在当今的时代，无论是科研工作者还是科研管理的官员都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科技发展而工作的，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师，我一直都非常想获得教授的职称，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学对于教授的主要要求却不是教学能力，而是看发表了多少SCI分值的文章和获得多少科研经费与项目。这与我的工作理想和目标是不统一的，我愿意为学生服务，帮助他们获得医学的知识，我要做的首要工作是教育。但是，我记得一位领导曾经讲过，“以SCI分数评价教师并不科学，但是却是现在中国最好的标准”，一位领导也曾经讲过“虽然高考不是最好的评估手段，但是却是目前中国最公平的入学考试”，所以，我想说，“虽然，目前的科研经费（尤其是大经费）的分配不是很公平，但是却是最适合中国现状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一直在发表着一些SCI的文章，向着“教授”努力。同时，我想过，如果能够改变现在的973和863分配制度该有多好呀！但是，反过来想，如果自己处在专家的位置上，又会如何呢？只不过从制度的颠覆者，变成了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而已。

     科研工作者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应该看到，从历史的角度讲，科研工作一开始只是自发的兴趣性的研究与探索，后来，国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性地资助一些科学研究，再后来，国家的实力雄厚了，开始资助一些国家并非急需的基础性研究内容，科研人员才有机会在国家的资助下，开展一些自己有兴趣的自由研究项目。通过我参加的一些科研活动，我认为，国家对于国家需要的研究项目管理是十分严谨的，比如，我参加的一个空间研究课题的选题研讨活动，就组织了很多次的研讨，整合研究的团队，而且没有人情，完全根据空间实验的条件和科学问题来整合。而大家有意见的科研基金管理项目，其实很多都只是自由探索的范畴而已，如果国家真的不负责任，完全可以放弃资助这些项目，把钱拿去直接发福利不是更好吗？但是，为了长远的科学发展，国家一直愿意出钱资助进行基础研究和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所以，绝不可以否认国家的长远设想和具体的实施措施。

    一些人认为，我国的科技官员，甚至卫生管理官员，是学术腐败或者医疗腐败的根源，认为他们是评审不公平的主要原因，这是非常不厚道的。我也与一些科技管理和卫生管理的官员打过交道，有些官员也曾经是我们的同行，他们都是普通人，都愿意项目能顺利的立项，课题顺利地获得批准，经费顺利的使用，预定目标能够顺利的完成。至少，我还没有预到过，故意刁难，索要利益的科研管理官员。应该说，科技管理官员在各个国家的官僚系统中，都是属于作风比较正派的一部分官员。完全靠通过与官员拉关系获得项目经费完全是无稽之谈，当然，我不否认，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与官员的熟悉程度可能会对评审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就好像我们在给杂志审稿一样，对于自己比较了解的团队的稿件，对其信任度当然就会更高。但这都是在一定标准之上的。当然，我也不否认，科技管理官员的科学知识水平有时候并不能完全区分两个具体的团队水平的高低，而常常需要通过利益相关的专家进行评审，这就可能造成不公平和潜规则。

    但上面的情况并不能证明我们的现在科研基金管理制度确实已经病入膏肓。因为，我们现在的基金管理制度基本是模仿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官方基金管理方式。在官方操作的层面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具体到科研人员身上就有了问题。我的一位领导曾经说过，“中国的国情与美国是不同的，美国的制度在美国很好，但到了中国就不一定好了。比如，在美国可以合法的持枪，而不会有大的骚乱，但是，中国人如果可以合法拥有枪支，那必然会有大量的枪击案件的发生。”我不能评价领导的言论是否正确，但是，从科学基金分配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主要是我们的科研人员还没有达到适合西方制度与标准的要求。首先，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数量和知识能力都很有限，大家的研究领域非常集中，形成了恶性的竞争和重复，而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又都缺乏足够的判断能力；其次，是我们的团队形成非常奇怪，可以是家族式的，比如同门的师兄弟，父子兵；也可以是互助式的，比如陈良尧先生说的要子课题的；也可以是交换式的，比如用项目资助换取其他好处，如评选科技成果奖或者评院士的；但很少像国外一样是通过各自的能力和需要，而主动整合的；再有就是经费来源非常单一，评审专家之间容易达成默契，形成垄断，从而排斥新的研究者。等等。

    既然，饶老师和施老师都没有能提出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意见。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相信国家有能力做好科研管理工作，进行科研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每一个科研人员可以信赖的朋友，大家应该互相理解。没有获得理想的项目资助，心情不愉快，可以理解，骂骂人，可以；提些建议，更好；但不要因此伤害到别人，比如科研管理的官员和其他的专家。

    我当然也希望，我们的科学基金管理制度可以更加多元化，自由化，开放化，透明化，普遍化，我也可以从中受益，毕竟我对科学的研究是基于我对科学的兴趣，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是会争取的。但是，如果没有适合我的科学题目或者资助，我也乐于做一名教师，为学生，为公众，传授和普及免疫学的知识，因为毕竟我的本职工作是教育。

    北京大学免疫学系  王月丹  博士

    于学院路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