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笔者的《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思维》一书
[按：笔者一直欣赏方舟子的学术打假精神，却对他以现代西方“科学”概念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中医、儒学等遗产甚不以为然，为此写下过一些文字，现方舟子与钟南山之间就中医展开了一些争论，故将以前写的一些段文字贴于此。]
中、西医的科学性比较及其启示
从人们追求的目的上看，科学本身就体现了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是为实现特定目的的理论体系。从这个角度上，科学就可定义为：提高人类认知的一组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科学哲学家尼格尔就指出：“一旦出现解释必须系统化和由事实证据来支配，科学就产生了；在解释性原理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分类正是各门科学的有区别的目标。”[1]显然，科学并不等于自然科学，也不等于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同构。在某种程度上讲，只要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其表面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同时，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符合一定的逻辑基础，那么该学科就应当称为科学。[2]相应地，科学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人类只有通过意识，通过主体的知性思维，才能认识世界，对人有意义的世界也只是在意识中，而外在世界只有透过人对它的意识才有意义。正是由于“科学”一词的内涵本身就是可塑的，因而经济学作为一门认知社会经济现象和指导社会经济实践的一种探索学科，本意上也是一门科学；事实上，经济学本身就提供了很多“解释必须系统化和由事实证据来支配”的例子，以致布劳格认为，根本“用不着浪费时间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断言辩解。”[3]
然而，由于流行的科学概念源于自然科学，从而人们习惯上往往以自然科学的特征来对一门学科的科学性。例如，有人就以中医具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人文行为由而将之贬为玄学和非科学，同样也以经济学不能在严格或较严格地控制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进行验证为由否定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显然，这把科学概念大大窄化了，抹煞了社会科学对提高人类认知的作用；如布坎南就指出，“在我看来，科学哲学家之间的讨论本身，似乎一直都是使用自然科学作为模式的，未能理解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4]同时，这种科学概念混淆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性差异，将自然科学的特征强加在社会科学身上，就严重误导了社会科学的实质发展。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医体现了一种“理”之学，而西医则是一种“道”之学；这一点就如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如同哈耶克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区别。一般地，“理”之学是关注内在的因果关联的，而“道”之学则关注功能联系；“理”之学是本质主义的，“道”之学则是工具主义的；“理”之学是关注长期的，“道”之学则是关注即期的。
正因为关注人体的运行机理，中医将各个脏器之间视为是互相联系的系统，并强调应将人当成一个整体来治疗；相反，西医则将人体各器官视为可分裂的，每个器官担负特定的功能，从而往往采取就事论事的“己病”治疗方式。譬如，中医就有个“肺与大肠相表里”的术语，这就反映了人体的整体性：一个慢阻肺的病人如果经常便秘，呼吸也会受影响，而消化好了，大便通畅了，呼吸的困难也会得到缓解。因此，针对方舟子有关“中医不科学，只有中药还可验证”的观点，钟南山则指出，“中医整体治疗和‘治未病’的理念是科学的”，并称自己很欣赏中医所提的“上医治未病”，而笑言现在多数医生都是“下医”治“已病”。
针对中、西医的适用性和效果比较，钟南山指出，治急性病、重病是西医的特长，比如细菌感染发热，用西药退热快；但热退了之后，用中医药对免疫功能进行调节能起到好作用，一些慢性病的防治也是如此。譬如，目前造成我国老百姓死亡的主要病种分别有肿瘤、心脑血管病、慢阻肺、糖尿病等，这些都有10-20年潜伏期，以中医“治未病”的理念，若能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及早预防，可降低死亡率。而且，以前西医是简单地把肿瘤给杀灭了，最后发现瘤没了，人也死了；中医不是直接把瘤消灭，而是提出“以正攻邪”、“人瘤共存”，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因此，中医能长期存在，自然有它的道理；况且，中药本身就是人类两千多年的经验总结，自然有很多积极的、科学的成分。事实上，现在整个世界对肿瘤的治疗理念也向这方面转变，跟中医是有关的。[5]
当然，中医本身也面临着在“机理认识”和治疗成效上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则有利于借鉴西医的现代化成果。钟南山举了两个突破点：一个是中药，另一个是中医正骨。前者以青蒿素为例，已经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治疗疟疾的良药；后者可借助现代的X光、CT等检查手段，发挥中医接骨、正骨等无创的治疗经验。不幸的是，长期以来由于中、西医的分裂，导致这种结合非常迟缓。同时，由于“理”是内在的、深奥的，往往是可感之而难言之；相反，“道”是外在的、显性的，易于归纳之、条理之。因此，在功利化和短时化的当今社会，世人往往重于“道”之学而轻于“理”之学；结果，中医和古典经济学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甚至被一些媚俗者当作玄学而鞭挞，而往往只有大思想者才会以毕生之力苦索人体和天体之内的“理”。[6]一般地，求“道”和究“理”在当今社会之所以存在如此不同的命运，我们可以从对中医和西医之现状的比较分析中获得一些认识。
一者，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任何一个疾病的产生都是源于整体机理出了问题；因此，中医的治疗注重于对整个人体的保养以及对引起这类病因作彻底的根除，所谓“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显然，这种“治本”所需要的时间相对漫长。相反，西医可以将人体各部分独立开来分析，任何疾病的产生只是其中一个器官的机能出了问题；因此，西医的治疗注重与对疾病的事后治疗病往往是针对特定的器官，显然，这种“就事论事”的治疗往往效果比较快。正因如此，在一个高节奏和不确定生活的社会，人们往往难以未雨绸缪，相对会忽略问题的积累，而更愿意快速地解决那些已经不断暴露出来的当前疾病，从而更愿意请西医看病。
二者，中医的治疗有赖于一个整体的病理判断，“望闻问切”的知识不仅来自书本，更重要的长期经验积累；因此，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医，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学习成本和探索成本。相反，西医的治疗有赖于一个局部病理特征的描述，而这种知识又来自于专门的仪器分析，依赖于其他相关者的提供，对医师的知识要求相对狭隘；因此，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西医，所需要投入的成本相对要低很多，所承担的责任也低很多。正因如此，在功利化的商业社会，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愿意学习西医，成为一个拥有更大社会需求的西医医生。
三者，中医的知识往往难以作系统的试验，而主要源自人类（尤其是一些名师）长期积累的经验，这包括对大量案例的收集、各类植物的药性辨识，等等；因此，中医的知识积累相对比较缓慢，事实上，中医药从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就已经开始了，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相反，西医的知识主要源自高度集中而高频率的专门（动物）实验，这些都由高度分工的专门人员完成；因此，西医的知识积累往往异常迅速，事实上，绝大多数西医知识都不超过两百年，而且还在时时更新。正因如此，在追求知识爆炸以及求新求异质创新的时代，绝大多数学人就热衷于抛弃中西而拥抱西医。
三者，中医的知识往往难以作系统的试验，而主要源自人类（尤其是一些名师）长期积累的经验，这包括对大量案例的收集、各类植物的药性辨识，等等；因此，中医的知识积累相对比较缓慢，事实上，中医药从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就已经开始了，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相反，西医的知识主要源自高度集中而高频率的专门（动物）实验，这些都由高度分工的专门人员完成；因此，西医的知识积累往往异常迅速，事实上，绝大多数西医知识都不超过两百年，而且还在时时更新。正因如此，在追求知识爆炸以及求新求异质创新的时代，绝大多数学人就热衷于抛弃中西而拥抱西医。
四者，中医的治疗是具体性的和特殊性的，它讲究因时、因地、因人的个体差异，甚至还将看病和天地自然联系在一起，所谓的“天人合一”整体模式；因此，中医治病不单单在追求“病” 上，而是按“时、地、人” 把大环境以至个体的整体进行辨证论治与预防，强调天人相应，心身合一，融自然、社会、心理的预防治病思想与方法一体的医学。相反，西医的理论和治疗具有很大的一般性，它很少有因时、因地、因人的个体差异，更不会将看病和天地自然联系在一起；因此，西医治病主要关注“病因”而不是病人，不会按“时、地、人” 把大环境以至个体的整体进行辨证论治与预防。正因如此，在强调科学的普遍性的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就更将西医视为科学，而中医则逐渐被贬斥为玄学。
五者，中医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背景的中医学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理解人生的一种思维原则；因此，中医往往是根据在生存过程中接触的植物、动物以及矿物对人体的影响，抽象成药性理论进行疾病的防治活动，但由于整体性病理迄今一直没有搞清楚，从而存在很多逻辑上的不严密性。相反，现代西医是高度学术分工的产物，借助于国内主义而形成了一整套学术体系，并以大量的以其他动物为对象的试验为基础；因此，西医体现了西方工具理性的力量，尽管药品对人类可能潜在的负效应往往难以被发现。正因如此，在将科学界定为“能够进行实验并且理论为实验所证实的”学科的现代学术界，西医就得到了科学的桂冠。
显然，中医和西医之间所存在的上述五大特征也明显地体现在现代经济学的各流派之间：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快速“解决”具体的“标”问题，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快速成为经济学者，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有自己的创新空间，绝大多数人都将“能否试验”视为科学的重要特性；因此，治“标”而高度分工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成了显学，绝大多数人都力图通过掌握一些工具而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以致思想的探求日渐式微了。同时，中医强调“仁心仁术” 的伦理追求：医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主要的是“仁术”。也即，医生对病人要有爱心，必须关怀病人的悲苦和不幸。相反，西医则将科学与道德分裂开来，这也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一致；不过，由于经济学的可实验性毕竟比医学还要差，因而一些经济学人反而以数理命题来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经济学本身作为一门科学的否定，一些主流经济学者就对来自其他领域的批判充耳不闻，而刻意地将经济学打造成一门逻辑自洽的艺术，并为现代经济学在应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辩护。
吊诡的是，尽管当前中医在其发源地——中国社会遭受极大的漠视和否定，却在欧美社会得到越来越大的承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相信中医，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遵循中医的思维展开养生，并对其本源的那种功能性的西医所潜含的对人体的长期负效应持越来越谨慎态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西方社会的物质发展之饱和以及社会制度之完善使得西方人有越来越多的空余时间，从而能够花费较长时间注重对身体的保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使然，因为上百年前中国社会所处于的环境类似与当前的西方社会，从而当时的中国人也有时间、精力和兴致去追求长期的心境和身体的保养，这是导致中医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原因。但不幸的是，在当前中国社会，急速发展的物质经济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却使得很少有人愿意且能够着眼长远，这导致中医在中国的日益式微和功能性的西医却得到推崇。显然，这也可以来解释当前基于功能性表象关系而注重“治标”的主流经济学和基于因果性本质关系而注重“治本”的非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开始面临的不同境遇：由于物质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饱和，欧美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人开始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和批判；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说在中国社会却大行其道且日益强盛，那些反思者和质疑者反而会遭受“落伍”的讥笑。
[6]方舟子的“新语丝”打假网站充斥了对中医、儒学、易学的否定，将它们与“骗人的看相术”、“神秘的风水学”以及“唬人的气功说”等一起都称为是“伪科学”而清除出科学研究领域。确实，这些领域确实存在一些“伪科学”倾向，如有些人对中医知之甚少，却借“中医”之名而行“欺骗”之实；而且，这些打假网站在揭露当前学术界的一些腐败问题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他们所理解的“科学”一词主要源自西方主流社会，并且首先是依据自然科学的概念；因此，在利用“科学”一词来审视一些研究时就往往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乃至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