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利益相融原则，让农民主动保护耕地
——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经济时报：限制“小产权”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保护耕地，您认为这样的做法能否达到预期目的？
张曙光：我看这个目的的实现很困难，因为现行的管制政策更刺激了“小产权”房的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
张曙光：因为现行政策是一种利益不相融的政策，《土地管理法》和有关政策严禁建“小产权”房，而农民非要抢建，地方政府又常常采取征地和变相征地的办法，从农民手中拿地、占地。所以说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利益不相融，而和开发商的利益是相容的。
在利益不相融的情况下，最应和最能保护耕地的农民不愿意保护，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也不去保护，而中央政府也感到困难重重，保护工作难以推进，这样是保护不了耕地的。另外，必须认识到，因为种粮的平均收入太低，实际上是让种粮农民承担了耕地保护的全部成本。
中国经济时报：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保护耕地面临诸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您说的“利益相融”？
张曙光：要实现耕地保护的目标，就要根本改变目前的政策思路，按照利益相融的原则重新设计目前的土地政策。
要经过充分研究和科学论证，看看在目前的条件下，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我们到底需要多少耕地，是１８亿亩？或者２０亿亩？这是第一。
建立耕地保护基金，让城市和发达地区都来承担耕地保护的成本。可以考虑按照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来承担相应的任务。耕地保护是中央的目标，中央政府也应承担相应任务。这是第二。
第三，划定重点耕地保护区，通过转移支付、种粮补贴和粮食提价，逐步把种粮的收入提高到接近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同时，以粮食产量和质量而非ＧＤＰ增长考核干部。这样，对于农民来说，不是你要我保护耕地，而是我自己要保护耕地，而且土地的流转也就会按照经济规律进行。
“新老划断”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一旦留城农民工不再返回农村，那么他们对在城市住宅的需求，也会给城市化进程带来一定的压力。
张曙光：是这样的。随着进城农民工被拔除了在农村的“老根”，转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一方面会增加城市人口，对城市的扩展提出需求，另一方面，由此而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也使城市的扩展有了实现可能性。然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就需要把建设用地指标变成实际的建设用地。而能够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只能是城市郊区的土地。
由于地处城市郊区，这里的农民一部分在城里工作，但又住在原来的地方；一部分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发展自己的产业，这里的土地增值收益很大。因此，郊区农民不愿意简单放弃土地，一般不会接受前述对农民工使用的办法，但城市发展又需要这里的土地，其关键在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办法是，把土地给城市建设使用，而把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长期留给农民。有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样一来，城郊农民占了很大的便宜，甚至成了暴发户。
其实，地理位置造成的经济差异是自然存在和形成的，是改变不了的，承认这种差异也是一种面对现实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地方，人们是会接受这种现实的。现行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地权的差异是体制、政策等人为造成的，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人们的产权实施行为是可以缩小以至改变这种差异的。“小产权”的发展就是城郊农民改变这种差异和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实际行动。
张曙光：坚持实施把城郊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而把土地收益留给农民的原则和办法，就可以逐步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把“小产权”房新老划断，已经建成的“小产权”房在交纳规定税费的前提下，承认其为合法的商品房，不符合城市规划的部分再逐步解决。
新建“小产权”房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放开，成为城市商品房开发的一部分；凡不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坚决拆除，一个不留，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否则，城市规划工作不能得到改进和提高，政策的严肃性和可置信性无法体现，其实施后必然变得扭曲。
所谓符合城市规划，不仅有片区和组团规划，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建筑标准，包括建筑密度、建筑容积率、建筑质量、防火要求、环保要求等。不符合片区和组团规划的一律不准建设，已经建设的要坚决拆除；不符合建筑标准的，有的要予以拆除，如密度过大、不符合防火要求等的“小产权”房；有的要予以补足和改进，比如建筑容积率过低，造成土地浪费的“小产权”房。这就对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开发方式，可以在按照规划办事的前提下放开。开发方式必然多样化，可以自己开发，也可以与企业合作开发，还可以由政府组织城乡统筹开发。自己开发，收益自然归农民和集体，但国家必须征收相应的税费。根据已有的经验，合作开发和政府城乡统筹不仅要保证农民的住房权利，而且要为农民留下永久的物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