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与《炎黄春秋》的精神分裂症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11月9日上午，《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正式向母公司———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提交辞呈，另有消息证实，胡舒立去职后，将赴任广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作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财经系改革符号人物，《财经》作为重要改革阵地，在胡舒立辞职风波中，凸显出来。
单纯财经新闻已经没有90年代那种高附加值，也就是被寄托的渴望带来的宏大效应。《财经》杂志如今凭借得以出名的，并不是财经报道或者其政策法律解读，而是银广夏案件等几个财经与时政社会交叉的重大案子。也就是说，《财经》杂志影响越来越来自财经本身之外。所以《第一财经》作为“大财经”来包裹时政社会，具有足够的延展性，给新闻的深度和方向，带来足够大的空间。
《财经》以其全景式的报道方式透析“琼民源事件”，披露“基金黑幕”，揭发“银广夏”，掀开“庄家吕梁”、“亿安科技”、“蓝日”、“德隆”等一系列黑幕，震惊全国。有人认为，现在回转头来看《财经》的揭黑报道，其对中国证券市场造成的影响可谓深远。1998年“君安震荡”，将中国百姓对券商的崇拜打垮；2000年“基金黑幕”将中国百姓对公募基金的信赖击碎；2001年“庄家吕梁”将中国百姓对私募基金的痛恨煽动到极点；而接下来01年6月，正是A股2245点的时候，“亿安科技”出台，A股信心开始涣散，掉头向下；到8月A股稍微反弹一下，“银广夏”宜将乘勇追穷寇，中国百姓对上市公司的信心完全崩溃。此后，贱卖银行1万亿，贱卖其他国产至少还有1万亿的五年慢慢大熊市，就此开始。
这是让人们记住《财经》的地方。还有一个《财经》杂志和胡舒立努力让人记住的地方，而人们偏偏记不住的地方，那就是《财经》一直做着从经济自由跳跃进入政治自由的财经系改革梦想。著名评论人士莫之许说，从王志东到黄光裕，细数《财经》的封面故事，这类近乎弘扬的主题，或许要远远超过所谓的揭露性报道。真是有心插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
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在《财经》和胡舒立身上这种阴阳二气的吊诡，呈现出互相支撑和互相对立，从而是对立综合的复杂局面。一开始《财经》就是为财经系改革梦想而生，可是寄托在这个方向的新闻努力，如泥牛入海，反响寥寥。
到了后来，那一些站在改革梦想对立面，足以否定改革梦想的揭黑新闻为《财经》赢得巨大声誉，媒体地位和收入，于是财经系人物们又开始膨胀起来财经系改革梦想。改革的负面新闻，反而支撑了改革，这是很其奇怪的逻辑。《财经》揭黑新闻，足以使改革梦想破产，让人觉得中国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肮脏程度，超过《红楼梦》中的贾府，甚至污染了门前的两个石头狮子。《财经》揭黑新闻影响越大，对中国改革是摧毁性的打击越大。可是财经系人物又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把揭黑新闻带来的能量，寄托在《财经》上，用来推动改革或者财经改革。
可以说《财经》是一个以改革为名，本质上反改革的重要阵地，可是被当作以反改革为名，本质上改革的重要阵地。《财经》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当财经金融还具有高附加值，被寄托广泛期待，也就是财经系改革梦想还没破产，这时“卖狗肉”可以帮助“羊头”高高挂起，“卖狗肉”和“吃狗肉”的人，也希望“挂羊头”，意识不到其中的对立性。可是当财经系改革梦想破产，遭遇金融危机，民生问题成为首要政治问题，这时候“羊头”再也挂不住了，长期以来“吃狗肉”的人，就发现自己嘴里吃的是狗肉，而不是羊头，而定睛一看，《财经》也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
是改革中的产生的重大危机问题，让《财经》名扬四海。清理改革中产生的重大危机问题与反腐败一样，同时是生门和死门。也就是说清理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也可能带来改革的新生，也可能带来改革合法性的彻底丧失，反腐败一样，也可能带来官僚机构的净化，也可能带来政权合法性的彻底丧失。《财经》处在生死门的混沌中。
《财经》这种精神分裂的左右手互抬，在古董花瓶《炎黄春秋》一样存在。当《炎黄春秋》发表一些又长又臭的民主社会主义文章，用来释放自己推动政改的焦虑，这时候就会遭到整肃，这时候《炎黄春秋》就“使劲叫唤，假摔假疼”，海内外舆论掀起波澜，《炎黄春秋》声誉更高了。于是人们在《炎黄春秋》投射政改的渴望和希望，越发大了。《炎黄春秋》越发以为自己碎步推进民主了。受到打击带来的道义资源，虽然依附于其上，但毕竟来自打击，只能证明政改之阻力和障碍之大，只能证明政改之不可能，我很佩服他们居然转扭过来，当做自己推动政改的能力，当做证明政改之可能。
我曾说过，改革派自己形成的盘大身躯，已经成为中国出路的障碍。凡是改革派阵地，都具有《财经》和《炎黄春秋》这种精神分裂，这种处在生死门的混沌。《财经》的精神分裂症并不是特例，而是改革中广泛存在的。《财经》的精神分裂症，也可以说成是改革的精神分裂症。改革中的重大成就，例如深圳特区，是靠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的，可以说是改革的对立面或者反改革的力量来造就的。胡舒立从《财经》辞职，可以视为改革与反改革对立综合体破产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改革与专政能否切割？
改革之所以可能，是建立在专制之上。也就是只有在专制这个大背景之上，各个领域有所差异和流动，例如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文化与制度之间，才有所谓的改革。我把这种情况叫做电压差形成的电流。改革是吃专制红利的，或者专制体内的寄生虫。例如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中，获得城市市民的资格，是有吸引力的。城市市民比农民，有比较可靠的社会保障，过去从摇篮到坟墓，目前所以减少，但是比赤裸裸一无保障的农村，还是值得羡慕的。也就是说，城乡一体化之所以有用，是嵌入城乡二元体制之中。城乡二元体制维持的差异和特权，营造了城乡一体化改革的空间。如果城市的待遇与农村一般，或者相差无几，那么农民就没有动力进程。当城乡二元体制取消，特权变为“普遍权利”，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了。
当我们相信改革可以告别专政，带来宪政的时候，改革就as if成了自由的化身。那么在脑海中把改革与专政切割开来，即使本来面目是改革完全取决于专政的政治决断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此就认为改革出现的重大危机问题，足以颠覆改革合法性的重大问题，都与改革无关，而是文革和“左”所造成的，并且认为这一些问题，并没有首要的，决定性的意义，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所净化，能自动清除。政治体制改革似乎具有再造新天新地的能力。
可是这种as if一开始就是自我欺骗，只是80年代或者90年代其社会经济条件，可以强化这种自我欺骗。当二十一世纪之后，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首要的，决定性的问题使，也就是成为例外状态。改革秩序本身，通过改革自身进程，不知不觉中还原为自然状态，实际上按照不那么明显的丛林法则支配。专政本身，当了执法者，又当了强调，是公权力本身参与丛林法则。这时候自我欺骗就开始破产。
当处于后改革立场当中，就会发现，从一开始as if，就是一种欺诈。所以改革出现的重大危机问题，并不一定来自文革和“左”，也来自改革本身。而且必须强调的是，如果我退一步，站在文革坏改革好的立场上说话，也必须看到文革的毒素三聚氰胺，已经和改革奶粉不可分割，有毒的是毒奶粉，而不是三聚氰胺和奶粉。
而且改革秩序还原为自然状态的进程，与这种as if毫无关系。这是两个不相交的领域，作为as if的意识形态，它影响的是人心，而改革回归自然状态，这取决于专政决断。专政决断与人心之间，并没有被引导和引导的关系。
慢慢来与加速度
一种所谓的自发秩序，或者中道中庸并不是每一个改革推动者自身遵守的道德或者政治立场。我们固然可以退一步承认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然而这种是历史本身的秩序，而不是历史或个人中的道德或者政治立场。历史王道与个人无关，或者能推动历史的，恰恰是对自发秩序最反对的人。
很多人说中国的进步或者前进不可能建立在一个完全否定过去的前提下，文革之后改革，这种语境约束着我们。例如说改革是文革之后的进步，从慢慢往前走的。他们认为，那么中国的进步要必须站在，至少是1949年或者改革这三十年的历史前提下往前走。所以包括文革也好，包括改革也好，对我们未来的路，都有一种约束力，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最后是不是要有一个尊重历史现实的问题。
历史有没有跳跃？是不是一定需要慢慢来，就能达到效果？始终坚持改良立场的梁启超，在1911年民国成立之时，撰写大文祝贺，并且认为经过革命，能够更好的改良。对于政治问题或者社会问题的改良，如果进行加速度，易帜到一个新的政治合法性框架之下，那么很容易就融化了。就想贪官如果在其本地进行审理，就有很多干扰，如果移到外地，就会很好舵。如果没有新生，而在旧的政治合法性框架之下，“被改革者”具有强大的阻挡力和反作用力。必须是政治上判决死刑，然后缓期执行，可以改造好就一下子就改造了，大大加速改良进程。在保守主义的大旗之下，恐惧无政府主义和混乱带来的局面，可是他们脑残到这样一种地步：“慢慢改”首先是可以改，不能改使劲拖的时候，慢慢改的说法还不如说快快改，其次慢慢改将会给未来带来更加狂乱的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积重更难返，社会成本全部转移到未来，最后总体爆发。第三“慢慢改”这个漫长过程中所带来的灾难，并不比一场暴力革命来得少。所谓长痛不短痛，是有成本计算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