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重大传媒事件
  
                      范以锦
     
      2009年重大传媒事件此起彼伏，一个接一个，如果要一一列举，恐怕可以写上几十条。例如，舆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维护公民的权利的典型案例就不少，笔者只能将同类的进行筛选，列出最有代表性和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进行点评。另外，有些案例虽很典型，但由于事件不明朗难以点评，只能舍去不提了。  
      
      第一，世界媒体峰会展现中国开放理念
      事件回放：
      2009年10月9日，被誉为“媒体奥林匹克”的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5家主流媒体和机构以及中国境内40多家媒体负责人近300人参加了峰会。峰会由新华通讯社、新闻集团、美联社、路透社、俄塔社、共同社、英国广播公司、时代华纳特纳广播集团和谷歌等９家世界有影响力的媒体机构共同发起，由新华通讯社承办，是全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高端盛会。会上分析了世界传媒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探讨了当前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峰会通过了《世界媒体峰会共同宣言》，着重提到了媒体责任、金融危机、新媒体、新技术等世界传媒业正在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峰会上发表了讲话，表达了中国推进媒体改革发展的决心，并表示将继续为外国媒体在华从事采访报道业务提供便利。九家媒体机构负责人在致辞中赞扬中国媒体进步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点评：
      峰会上，中国传媒嬗变之路的展示，令来自世界各地的传媒机构括目相看。有形的成果固然令人兴奋，更为重要的是在传播理念中展示了中国的新形象。 新理念、新形象的展示，我们更能从胡锦涛出席媒体峰会开幕式的讲话中体现出来。只要点击一下“关键词”就可看到其中的亮点。在谈到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媒体发展，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创新时，其“关键词”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增强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强调媒体的作用的发挥方面，有这样的“关键词”：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在支持中国媒体同外国媒体交流合作方面包括：新闻传播、人力资源、信息技术、业务发展，等等。中国能举办这样的盛会，让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坐在一起，共同讨论当前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体现了中国媒体的更加开放。中国最高层领导的表态，更加深了世人对中国开放理念的理解。
     
      第二，国家领导人与网友在线实时交流带动网络新政
      事件回放：
      2009年3月28日下午，温家宝总理来到中国政府网访谈室，与网友在线交流两个小时，并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这是继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民交流后，我国领导人又一次与网友的亲密接触。国内外网友在看到网站预告后，争先恐后发帖互动，向总理提问的帖子超过30万，内容涉及经济、民生、反腐、医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温总理选择了教育改革和发展、医疗卫生改革等29个问题进行回答。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通过文字和视频进行了全球实况直播。这是中国政府首脑首次坐进互联网文字和视频直播室，在没有任何辗转和阻隔的基础上与全球网民对话聊天。温家宝总理还透露，他每天几乎都上网，最长的时间可以达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点评：
      政府官员通过网络与网民交流，可以倾听到来自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对于强化民主监督，完善决策方案，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效力都有很大的帮助。国家领导人在线交流得到了网民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动了各地政府官员更加重视网络施政，使这一新的施政渠道畅顺起来。2009年9月20日广东省委办公厅宣布，广东正逐步设立政府部门“网络发言人”，首批设立“网络发言人”的单位分别是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监察厅等主要职能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涉及社会管理及民生等方面的网友有重点诉求的部门。从全国各地来看，现在政府的网站越来越完善，政府部门及时发布信息，建立网络信箱等，及时回答民众关注的问题，排解民众的迷惑，有的网被誉为“24小时不下班的政府”。

     第三，三大媒体改革展示中央媒体在“贴近”受众中强化权威地位
     事件回放：
    2009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扩版，由原来的16个版扩到20个版，扩充的版面，主要用于增加要闻、国际新闻、文艺评论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各个版面的重点也进一步加强，要闻版侧重新闻性强的时政报道，新闻版追求有时效的深度报道。自7月27日起，中央电视台展开为期将近一个月、涉及全台所有部门、所有频道、所有节目的改版行动，其中以新闻频道的动作最大。《朝闻天下》、《新闻30分》、《东方时空》、《共同关注》等多档新老新闻节目，从形式到内容均有重大调整。新闻选材注重时效性，增加滚动新闻和现场报道数量；加强贴近性，减少会议新闻而强化国际新闻和民生新闻；引入评论员机制，舆论监督与批评内容比例上升。新华社手机电视台9月1日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全面上线。手机电视台以国内31个分社和海外110多个分社的电视记者为基本采集力量,借助这些优势资源为基础，整合全球优秀电视节目，在展示新华社视频、音频节目的同时，以多媒体融合的理念，把文字、图片、图表等形式的内容体现在手机电视节目中，将快速、准确、权威的大众电视新闻节目和财经电视节目在第一时间传递给用户。
     点评：
     作为人民日报等中央级的媒体，其最大的优势是权威性。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前后后，《人民日报》关于冲破思想禁锢、批判”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等很有见地的报道，发出了主流媒体最强势的声音，充分体现了 权威媒体的权威性。那个时候不需要下达文件，《人民日报》的发行量大幅飚升。 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环境下，面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的竞争以及新媒体的竞争，如何既稳妥又勇于创新地做好新闻传播工作，对主流媒体尤其是中央一级的强势主流媒体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其实，中央一级的媒体具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和新闻资源，又有强大的新闻采编队伍。发挥这一优势，积极主动将所掌握的最权威的新闻报道好，在各项改革出台的关键时刻、在社会热点舆论沸沸扬扬的时候快速出击，就能确保其主流地位。权威媒体应发出最权威的声音，而权威是要通过对受众的“贴近”来实现的。国家三大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在这次的改革中，注重通过“贴近”来提升自己的权威地位，前景看好。
      
    第四，“躲猫猫”事件的快速处置，是民间舆论、传媒与官方对“事实真相”追求形成共识的结果
    事件回放：
    2009年1月29日，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镇24岁青年李荞明因盗伐林木被当地警方刑拘并关押在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2月12日，重伤入院四天后的李荞明被医院宣告“因重度颅脑损伤”不治身亡。关于李荞明受伤致死原因，当地警方在2月12日给出的解释是：其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造成了意外。“躲猫猫”事件及警方的解释经当地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广泛的传播和众多的责疑，“躲猫猫”一词迅速在网络窜红。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组织网民调查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查，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作了批示并派员指导,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主办、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督办，使侦查工作全面展开。云南省公安机关、昆明市检察机关于2月27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检察机关调查结论：晋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李荞明是遭同监室人员殴打致死，“躲猫猫”游戏是看守所内牢头狱霸对新人施虐和体罚的借口。轰动一时的躲猫猫事件终于尘埃落定。
    点评： 在整个事件中，我们看得出警方高层和云南省委宣传部注重舆论的反应，改变了过去官方习惯作一般性的批示，到现在主动介入组织调查。“在“追求真相”方面，与媒体和社会舆论是形成共识的。但是他们开始得到的信息并不是从管理系统层层传递上来的，而是从传媒的公开报道中获悉的。尽管网民调查委员会无法深入调查，有点“无功而返”的味道，但其形成的某些压力对事件的推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正是民间舆论、传媒的监督与官方取得了共识，才避免了“躲猫猫”事件像先前的“周老虎”事件那样长时间地拖延下去形成耗费社会资源的舆论拉锯战。
  
      第五，传媒将邓玉娇由地位弱势演变成“舆论”的强势
      事件回放:
      2009年5月12日，湖北省巴东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向巴东县政府通报了“5·10”案件的调查结果及细节，并接受了部分媒体采访。次日，媒体登出报道：“5月10日晚,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德智和镇财经所干部邓中佳到雄风宾馆梦幻城休闲，要求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遭拒绝后，双方发生争执。邓贵大拿出一沓钱在邓玉娇面前显摆，还两次将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邓玉娇用修脚刀将其刺死，黄德智刺伤。”然而，几天后的5月18日，巴东县公安局在网上发布该案件的一些细节和警方的处置情况时，将此前媒体报道的要求“特殊服务”改成了要求“异性洗浴服务”，“按倒”变成了“推坐”。两处细节的改动瞬间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越来越多的民众也随之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推动着舆论不断朝邓玉娇一方倾斜。当地政府及司法部门，终于深陷于这场舆论风暴中难以脱身。在各方关注下，巴东县人民法院16日上午邀请媒体旁听“邓玉娇案”的审理，对“邓玉娇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因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因此对其免予处罚。当天下午，邓玉娇即在判决书上签下“服从判决”。至此，这起受到全国众多媒体及社会舆论关注的事件终于画上一个句号。
      点评：
      这是一起多年来少有的引起媒]体舆论和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案件，此案审判后虽仍有各种不同意见，但舆论普遍认为是公正的。邓玉娇只是一个旅业的服务员，自然是一个地位的弱者，由于媒体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最终却成为“舆论”的强者。因此，有人就断言是舆论“判决”。其实 “舆论影响”不等于“舆论判决”。央视的调查中，认为邓玉娇是“正当防卫”的占了92%，因此邓玉娇的判决并未完全顺应大多数网民的意志，因此也谈不上是屈从舆论的“舆论判决”。当然，强大的舆论对司法办案的影响是有的，但总体来说是积极的影响。在邓玉娇案中，办案口径前后不一致，也许第一次公布有误，后面不得不作出更正，但作为民众产生疑问是很自然的，因为“舆论与权力”的
博弈的案件这几年并不鲜见。没有舆论的监督、影响和推动，不知道要出多少错案。因此，舆论的监督无非是将可能依附在司法上的外来权力剥离，希冀能公正办案。 舆论行使监督权，司法坚持“独立办案”的原则，各司其职，社会才是正常的。 
 
     第六，权威媒体失声，杞县上演“杞人忧钴”事件
      事件回放：
      2009年6月7日凌晨2时，杞县利民辐照厂在完成辐照辣椒粉作业后，进行降源时，因货物落在存放放射盒的铅井口上，导致装有放射源钴60的放射盒无法正常回到铅井内，结果使得放射源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之中。随后谣言四起，杞县人民中流传着“核泄漏”、“大爆炸”的谣言。7月10日起，一个题为《开封杞县钴60泄漏》的帖子现于网络，称当地一辐照厂发生钴60泄漏事故，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焦点。政府直到7月12日才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此时关于核爆炸的谣言已经流传至杞县人耳里。7月17日，因为惧怕“辐射”、“爆炸”，杞县数万名居民慌乱出走，杞县光天化日下上演一出“空城闹剧”。后经过干部拦劝、贴发告示、电视播放、短信劝阻等传统宣传手段和权威媒体传播、新媒体传播的立体组合式宣传才使得出走民众回归，如此大规模高成本的宣传才将不该发生的闹剧平息。
     点评：
     谣言的存在是无法避免的，多少年来就是如此。在信息社会里，谣言的传播会更多更快。一旦权威媒体失声，谣言“绑架”公众的强烈破坏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无论杞县有关方面是否承认自己在“钴60事件”中存在延迟发布信息的工作失误，但在杞县地方政府的严控下，权威媒体（包括电视、广播和报纸）在6月7日放射源卡位故障发生时到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期间缺席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整整一个月里权威媒体销声匿迹，为谣言的大行其道留出大片空间。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不公开，新媒体公开；境内不公开，境外公开；权威信息不公开，谣言满天飞——这是石首等许多突发事件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在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要是“封锁消息”，或者在遮掩不住之后才“延迟发布”的话，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陈旧新闻理念将让地方政府处于极为被动的位置：既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理，让事件有了蔓延的危险，地方政府也备受外界“捂盖子”的指责而吞咽费力不讨好的苦果。“钴60事件”中的杞县步石首的后尘，又一次吞下了这一苦果。
     
     第七，“财经”困局折射“制度设计”的缺陷
             
     事件回放：
     11月10日，媒体纷纷报道胡舒立将出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一职。 与过去一些媒体内部分裂的前前后后，双方总要吵闹甚至攻击一番不同，《财经》的投资人和经营者在公开场合一直都在 “相互感激”。像胡舒立感激王波明曾经给过她施展的平台一样，胡舒立的老板王波明（”联办”总干事）也对胡舒立为他的事业赢得辉煌表示感激。媒体舆论意见并不统一。有人认为是理念之争。据媒体报道，为便于运作，《财经》创办伊始，胡舒立就与投资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联办”）“约法三章”：胡舒立自己负责所有的编辑工作，投资人不能干预，在编辑和广告之间保持相对独立的运作。并提出了编辑人员的工资水平预算，以高薪确保记者忠于职守，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正是在这种“两分开”的媒体环境下，《财经》经营团队确立了“独立、独家、独到”的办刊方针，发表的报道锋芒毕露，在两年内就推出了一系列重磅报道：《基金黑幕》、《庄家吕梁》、《银广厦陷阱》、《谁在操纵亿安科技》等等。《财经》杂志一夜成名，胡舒立因此被《商业周刊》冠以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但有媒体透露，从2009年7月中旬开始，《财经》团队与东家“联办”便因为报道选题和采访发生冲撞，原本按照“约法三章”基本不介入采编业务的“联办”开始了经常性的审稿。胡舒立团队高度重视网站，于2008年强势启动了“财经网”，媒体报道说，财讯传媒并没有给与足够的支持，而仿效BLOOMBERG设立财经通讯社的努力，也是无疾而终。根据这一情况，有人认为财经事变又是理念之争，包括新闻理念和发展理念。然而，投资人却一再表明自己的理念从未变。 还有舆论说，是利益之争，而且站在投资方与站在经营团队的角度来谈“利益”，看法也不一样。
     点评：
     跟随胡舒立出走的几乎是整个《财经》采编团队，显然，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矛盾堆积的必然爆发。对办报刊的角度而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内部争斗包括理念（办报理念与发展理念）与利益两个方面。那么，财经事变属于哪一种？或许兼而有之并有着内在的联系呢？ 这里先避开“理念”不论，就利益而言有两个问题要弄清，一是“利益”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必须”；二是“利益”的矛盾与制度设计是否相关？首先是“利益”。投资人哪一个不讲利益，当然希望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触犯了最大化当然就会产生特殊的举动。而作为经营方的首脑，要维护自己乃至整个经营团队的利益，也是很自然的。既然大家都需要考虑利益，就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妥协的办法。但是，发生矛盾后通过谈判能解决问题吗？有这样的先例，但难以持久，其局面必然处于一波未平、另波又起的恶性循环中。因此，有利于双方的“利益”制度设计不可惑缺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理念。要是讲办报的内容理念与底线的话，也与这种的“利益”制度设计有关。因为，没有理念的话，报纸办不好，大家的利益都受损；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把握好底线，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报纸被责令停刊，同样会导制各方利益受损。因此，大家都会自觉找到报道的平衡点。再讲发展的理念，是否着眼长远发展，还是考虑眼前的利益，长远发展的资本要有多大，这类问题只要大家的利益捆在一块，就能得到妥善的处理。由此可见，“利益”激励的制度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不然，胡舒立走了，下一个“胡舒立”能否“安分守己”呢？不管如何，《财经》杂志事件对局部来说，也许不是好事，但对全局来说，对传媒界和介入资本的投资人来说，却有着很强的警示意义。

       第八，中华新闻报的退出彰显行业报定位：市场说了算   
       事件回放：
      2009年8月28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华新闻报》宣布停刊，成为首家倒闭的中央级媒体。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发布的《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公告中，将停办原因归结为“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无法继续正常出版”。
       点评：
       中国记协与全国那么多地方记协、那么多新闻单位有联系，怎连一张报纸都容不下？还真有点不可思议。但只要考量一下该报的尴尬定位和分析一下深化改革下的行业报的生存环境，也就不难理解了。中国的报纸能生存下来的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市场化程度高，完全靠走市场打拼，比如都市类的报纸。二是权威性极强的报纸，比如党委机关报，凭借政府资源的支撑，能经营得下去，就是发生了经济困难，政府财政也会予以支持。三是背靠大机关大机构（包括大企业）的报社，由于主管主办单位经费充裕，挤点钱出来扶持报刊并非难事。四是办得好的行业报，业内欢迎，以较高的价格定价发行不亏本或争得较多的业内广告。还有一种行业报尽管办得困难，并与主管机关脱了钩，但主管方依然动用权势和办公经费暗中变相“庇护”。上述讲的这几种情况，有的是正常的，有的则是不正常的。但在未深化报业改革的情况下，无论“正常”还是“不正常”都有可能在维持现状中生存下来。但随着报业改革的深化，依靠领导部门“庇护”之路越走越窄，许多行业领导部门也觉察到，在他们庇护下的某些行业报不仅不能给主管单位带来利益，甚至还成为其累赘，想甩“包袱”的情绪越来越强烈，而国家主管部门也反对这种庇护。退出“庇护”，走向市场，这才是安身立命的长远之计。 改革考验下的行业报定位和进退只能由市场说了算。

     第九，上海高层高姿态回应舆论，“钓鱼事件”水落石出
     事件回放：
     事发上海浦东新区。2009年10月14日，18岁男子孙中界驾车经过某建筑工程公司时，看到一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拦车，孙中界顺道开车将他送到了1.5公里外的目的地，孙中界被认定为 “非法营运”。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孙中界自断手指。然而，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20日公布的调查报告却斩钉截铁地宣布，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结论一出，舆论风暴骤起，被称为“侮辱网民的智商”。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传统媒体的大举介入，新旧媒体形成合力，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上海市高层反应迅速，促成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组成的调查组，展开新的一轮调查。最终认定原调查“与事实不符，误导了公众和舆论，损害了上海和浦东的形象。”浦东新区政府就“钓鱼执法”公开道歉。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明确指出，要坚决取消不正当的执法方式，立即纠正这种执法错误。
    点评：  
    过去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发生了有争议的执法行为之后，只要调查组下了结论就只能“封口”了， 面对舆论质疑也置之不理，而且上上下下“口径”高度一致。但发生在上海的“钩鱼事件”中，上海高层面对媒体和社会舆论对下属的调查结果的质疑，采取了积极的回应的态度。“倒钩事件”经媒体披露后，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领导同志都作出了回应，使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对媒体揭露下属单位的错误行为，是积极回应舆论还是压制舆论，或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对各级党委的执政能力是一个考验。如果官官相护，不仅不能清除旧的积习，影响政府的形象，而且也有可能使矛盾升级，变得不可收拾，影响社会的安定。只有主动接受媒体舆论和社会舆论的监督，认识到民心可用、民怨可畏，才能化危为机，推动良政和善治。
     
    第十，关注民生的舆论力量为“开胸验肺”的张海超讨回公道
    事件回放：
    河南新密市一企业农民工张海超身体严重不适，根据症状他怀疑得了尘肺，先后到郑州市二院、省胸科医院、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多家医院诊断证实了他的怀疑，结论一致：尘肺。但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却诊断为肺结核，张海超对此强烈质疑。在多方求助无门的情况下，28岁的张海超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做出了惊人之举，于2009年6月22日做了开胸手术。结果排除了肺结核的可能，以悲壮的方式证明自己确实患上了尘肺。经媒体报道引起了包括卫生部部长、河南省省委书记在内的高层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卫生部派出专家督导组赶赴河南组织专家会诊，最终确定为尘肺。张海超随后获得企业工伤赔偿。在此事件中的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惩罚。
    点评：
    张海超“开胸验肺”并通过舆论的传播引发强烈的社会影响之后，终于给了他一个公道的说法。从中我们看到了弱者维权的艰难，也看到媒体关注民生产生的强大的舆论力量。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如职工工作时间、从事工种等。如果没有媒体的关注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震撼，即使开胸验肺也许还是徒劳的。这起事件的报道是典型的民生新闻。民生新闻要关注民众的生存、生活和未来发展，关注国家有关这方面的决策。像张海超这样的病人，毫无疑问可以按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予关爱，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开胸验肺”事件给媒体一个有益的启示：媒体应将为民众排忧解难列入民生报道的视野，这既是媒体的责任，也是媒体“三贴近”的体现。
 
    第十一，舆论监督为王帅的表达权撑腰
    事件回放：2009年4月，因在天涯社区发帖反映市政府违法征地，在上海工作的河南灵宝青年王帅遭遇灵宝警方跨省追捕，押解回乡，拘留原因是“涉嫌诽谤政府，败坏政府名声”，污蔑政府抗旱不力。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在看守所里关了八天后，警方又称证据不足，王帅取保候审。《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及时报道事件并对灵宝政府此举产生了质疑，最后，当地政府向王帅道歉，予以国家赔偿，并称以后要善待网民监督。
   点评：
   灵宝市地方政府违法征地行为属实，起初不仅没有对违规者有半点“严肃处理”的表态，而先为保某些官员的头上乌纱，动辄以“诽谤政府之名”对网络民意实施刑罚，挑战普罗大众的民心。王帅只是借助了网络行使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权。退一步说，即使提出的意见不一定完全准确，甚至是错误的，就可以随便对公民追捕吗？公民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不同意见纯属正常。公民对政府内情不完全了解，如果一旦说错就诉之法律手段，还有谁敢说话。地方政府应当尊重甚至敬畏网民的言论自由，学会如何合理合法合情地处理信息时代他们不喜欢的舆情民意。表达话语权时偏激，甚至说错了话，与恶意诽谤是两码事。如果混淆起来的话，未说错话的王帅放了，说错话的“王帅”就有可能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