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再搞北京模式
北京市发改委日前表示，北京市平均每百户居民拥有66.1辆汽车，在全国率先进入“汽车时代”。虽然车多的已经在城里寸步难行，但是北京将不会限制大家购买汽车，而是会鼓励市民购买。
为了缓解交通拥堵，将采取更多建设轨道交通、改善路网、提高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标准等手段，鼓励大家合理选择交通工具出行。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标准调整规定今年将出台。
北京的交通已经是出了名的拥堵，亦有人调侃北京是“首堵”城市。现在北京的拥堵已经从城区向郊区蔓延，一些进城通道在高峰时刻也都变成了停车场。环线拥堵、高速公路堵车都不是稀罕事。
为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状况，不能否认北京政府的努力，现在不但地铁线有好几条在同时建设中，像京津、京石、京开、八高、机场等高速沿线都在开建第二条、第三条高速路。城际高速列车在京津、京石之后，京沈、京张、京承也准备开通运行。
但是，北京的交通会因此就缓解了吗？不会。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地铁修到哪里，人流就拥到哪里，高速修到哪里，车辆就堵到哪里。
此外，北京还考虑沿着首都的外围，建设一条环绕北京外围的高速公路大外环，以此来疏散北京交通的压力。但是这条从承德绕道张家口的大外环是不是太大了点，能对北京的交通有多大缓解，是值得考虑的。
当然北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交通问题，环境问题、垃圾问题、人口问题、住房问题、水资源问题、就医问题等等都是问题。
北京是一个多中心的国际化大都市，并且还在以摊大饼的方式继续扩张，北京在城区拆迁的差不多之后，已经把战场转移到了郊区，卫星城、新城之后，通州在最近又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城区”的目标。
北京这样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应为规划每年都在变，控制指标都是提前被打破。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执政期间曾经提议，在韩国中部地区新建行政首都/世宗市。不过，现任总理/郑云灿昨天公布修正案，废除了这部分内容。新总理的这个动议在韩国上下又引起一片争议，再次把迁都问题炒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北京的情况其实并不比首尔（汉城）好，北京人的生活幸福指数已经处在类似城市的末尾。北京是不是面临迁都的问题现在显然不是讨论的时候，但是随着北京现代化城市发展规模的扩大，迁都的压力肯定也会增大。
不管怎么说，北京城市发展的模式不是一个好模式，大都市都建成为多中心城市显然有多个不合理的地方。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建设部总工程师王铁宏说，全国2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就有183个曾经提出过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设想，也就是说，中国90％的地级以上城市要盲目成为大都市。
中国在城市化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城市规模化造成的压力。乡村地区的小工业发展造成的污染在很多地方已经比城区还严重，秀美的乡村已经不多了。很多人回忆起小时候在村边河沟摸鱼捉蟹的情景，现在也都成了童话。
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我们应当发挥后发优势，吸取各国城市化的经验教训，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摸着石头过河了。特别不要被一些外国人高唱的“中国模式”冲昏了头脑。
城市化也不一定就是大都市化，甚至不一定就是城区化，重视农村的现代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近孔浩烽的一篇经济分析文章中对此有精彩描述：
日本、韩国在经济腾飞之初也曾有大量农村人口与庞大的农业。在“二战”后的日本，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积极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具体的措施包括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农业发展融资、农业补贴、对外国农产品征收关税等。
在韩国，朴正熙政权曾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动“新农村运动”（SaemaulUn－dong），向农村转移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更新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机械化，并建立了农村教育机构和合作社。这一措施大获成功：农村家庭收入与城市家庭收入的比例从1970年的67%上升到1974年的95%，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消失。
台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行了类似的政策，同时还有意识地推进农村工业化。这些措施使台湾的工业结构呈现分散化的局面，使农民可以周期性地在附近的工厂中工作，而不必完全放弃农业或移居大城市。这使大量的劳动力资源留在了农村，实现了城乡之间更为平衡的发展。在整个20世纪60-70年代，台湾的农村人均收入一直保持在城市人均收入的60%以上。此类政策造成的自然结果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迅速得到了吸收，而制造业的工资也大幅上涨了。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政府将主要投资集中于城市工业，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农村和农业投资则相对滞后。国有银行也主要致力于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资金，而忽视了对农村和农业的资金投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农村人均收入从未超过城市人均收入的40%。
这种偏向城市的做法之所以发生，至少部分原因是，来自南部沿海地区的一群强大的城市工业精英主宰了中国。从1978年到2000年，资金不断从中国的农村农业中流出，流向城市工业，而且流量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