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近30年4千官员外逃 人均卷走1亿 

   据《新华网》2009年02月25日报道，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

       2010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通报消息：近30年4千官员外逃， 人均卷走1亿。

       同样是来自《新华网》的官方消息，一个说是10年外逃人数1万多，一个说是30年外逃人数5千，看来在我国统计数字的确误差巨大,结果如同新华网一文标题《真实的外逃人数无从计量》。

       新华网:中国编织全球追贪网：真实外逃人数无从计量

   贪腐官员远遁海外的案例近几年并不少见，每逢肃贪风声一紧，便有人闻风而逃往国外，利用中国与他国法律不对接的空子，就此逍遥法外。

      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周金伙,是贪官在任，外逃美国，名声特大，惊震世界，据说周金伙逃美后，美国之音还作专题报导。

       时后媒体报道:周金伙是在福建省委和省纪委领导找他谈话后外逃的，省纪委就此事专题向中央纪委作了汇报。问题出在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对他进行监控。

       博主认为，中纪委、中组部，中共中央应尽快明确规定：凡裸官者不能就任公职。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我国会出现这么多“裸官”、“逃官”现象，总的概括说，有七大方面的原因：

     （1）我们的官员信仰上出现了严重危机；

      （2）我们的监管制度不健全，民主监督力度太小，给了贪官们可乘之机；

     （3）我们官员的权力过大，给贪官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

     （4）我们社会风气不正，导致很多拉贪官下水的“纤夫”大量存在；

     （5）我们干部管理制度上存在漏洞，没有就任前，就官员对国家忠诚度加锁；

     （6）我们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睁只眼闭只眼，给了贪官们 “可持续”钻空之机；

     （7）我们的亡羊补牢工作做得不好，大量的贪官被发现后，因为种种关系不被处理或轻微处理，致使“进行中”的贪官胆大妄为、前赴后继。

       “裸官”现象，早在官场中暗中流行。就象买官卖官早在上世纪九十年初,在莆田经“猪哥书记”操作买卖大肆流行，举报人博主反而冠上诽谤罪名打入大牢，制度漏洞和监管乏力，让莆田“猪哥书记”们偷着乐，结果，莆田市委书记许开瑞由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率队查处仅仅免职了事；莆田县委书记、北岸党工委书记郑海雄大捞特捞，捞足开溜，搞全家人间蒸发；莆田市委副书记、市长、政协主席陈少勇，不断得以带病提拔，结果越腐越提拔，从宁德市委书记过渡三年，就一下子爬上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省直机关党工委书记的高位，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之时，将二奶和私生子等全部移民澳大利亚。

      “裸官”现象，百姓早有举报，就象周金伙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任福州市副市长就裸官，福州市干部群众早有举报，周的妻儿早已移居美国并有绿卡，二奶和私生子早移居香港，可是组织上仍让周金伙当选福州市副市长、宁德市市长、福建省工商局长，结果让周金伙捞足了几十个亿人民币跑到美国享福。

       事实不断证明，裸官者，便于将腐败所得脏款转移出境，又为自己腐败一旦暴露留好后路。即使不慎“翻船”、外逃又未成功，一人“受过”，也可保得家人安全富足。而事实上，“裸官”如庞家钰未能出逃而落网者，远少于成功出逃者。“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跑了就了”，似乎已成了贪官们心照不宣的“心诀”。而成功外逃，说明贪官早作好大捞特捞后外逃，是行之有效的。

       裸官者，贪官们早早准备，最后一跑了之。问题折射出，我们却没有关防范，更谈不上监管，百姓的举报更不起作用。结果让裸官者、贪官者游刃有余，在贪官逃之夭夭后，才如梦方醒却已措手不及，造成极坏影响。

        因此,民众希望切实加强官员监管，扎紧官员外逃路,少给国家丢脸。

中纪委：

近30年4千官员外逃 人均卷走1亿

外逃贪官人均卷走亿元

　　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8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通报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透露以上消息。

　　李玉赋介绍，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已形成惩防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抓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合力。

　　他说，目前，中央和国家机关17个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联合下发了建立惩防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的有关文件，确定了工作程序。中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近30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算起来平均约1亿元人民币。

　　至于贪官的逃向，此间有专家分析，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那些有独立司法体系的国家。

　　而那些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最看中的是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外逃美国，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外逃澳大利亚，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外逃澳大利亚，原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外逃斐济，原河南高速公路公司老总童言白外逃美国，而海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已经“赖”在加拿大10年。

　　而身份较低的则选择非洲、拉美、东欧或者其他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落脚后再伺机向西方发达国家过渡。

　　贪官出逃的路径已不那么神秘，通常会经过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滞留不归等几个步骤，初始阶段的聚敛财产过程与一般贪官相比并无太大差异。

　　“一家两制”是媒体的形象称谓：一些人自己在中国国内继续做官，配偶子女则申请绿卡或者外国籍。他们把自己所贪来的钱早些转移，并为自己披上“救生衣”，见机行事，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可以只身外逃。

　　外逃贪官很多是有权的“一把手”，也有直接与钱打交道的银行职员，如建行东莞分行原金库保管员林进财、陈国强，中国银行南海支行原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等等。

来源：《汉网-长江日报》《腾讯网》

网址：http://news.qq.com/a/20100111/000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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