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语汇（语言）的变化可以观察社会的变化，特别是观察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的变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即时的角度一般难以觉察到，总是要等过一段时间才发现变化与否。但是语汇的出现不同，它是即时的，一旦出现我们就能感觉到它的变化，同时，它又是共时的，特别是受地域因素的影响而引起的变化。透过语汇的变化看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因之而有特别的意义。性工作者是我们对从事与性有关的职业的群体比较学术化的称呼，而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称呼是卖淫女或妓女。本文透过一个村落中的人们对这一群体称呼的变迁来折射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情况。本文认为，通过对村落中人们对性工作者称呼变迁的转换，可以发现农村的变化异常剧烈，特别是农民的观念变化，他们经历了一个对性工作者强烈的道德批判到将性工作者所从事的职业视为正常职业的转换过程。本文所调查的村落，位于湖南省岳阳市某县。性工作者在这个村落的出现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的事，之前并没有人在外面务工时从事性工作的。

 

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村落里打工潮开始悄然出现，男男女女一起南下广东。不过90年代初的打工潮还是小潮，南下广东的还是零星的一些人，绝大多数村民仍在观望，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水有多深，谁也不想丢掉几分地几座山贸然外出。

初去打工的人主要还是干些正规职业，属于农业之外的兼业，因此，该村落的人一般将之称为“搞副业”。慢慢地，村落里开始有女性在外面从事性行业的工作，但初始的时候并不多，村落里的人知道的也不多，因为这一行业在村中会为人所不齿因而甚为隐秘。又正是因为外出的人少，所以信息不对称，谁在外面干什么谁也不知道，谁说干什么就是干什么，也没有人去怀疑。随着外出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些在外面从事性行业的人开始被村落里的人所知晓。这一事物的出现对于村落中的人来说是个听说过但没有真正在自己身边经历过的事情，因此，事情一出现，人们在交流中需要对这一事物进行一定的指涉，从而方便人们就这一事物沟通时易于表达。

也许人们首先会想到“妓女”一词，然而，“妓女”这一词对于村落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称呼，小老百姓们是不知道的，大部分人可能连个“妓”字也不太认得，村落中人经常笑谈“白字先生，认字认边”，于是即使想用“妓女”来称呼也会被大多数人念成“支女”。而且这种称呼不符合村落中人的习惯，不形象，也难记。用什么来指涉好呢？既要形象，还要从字里行间凸显出村落中人对这一事物的看法，这是很有趣的。

突然之间有人在交流时提到这一行业叫做“贩腿肉”，于是乎大家都开始用这一词来指涉了。谁是第一个想到用这一词来表达这一事物的对于研究者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词不但产生了还成了一段时期内该村落的绝对普遍性用法。从字面上来看，这一词确实能够与这一村落的特点结合得天衣无缝，一个“贩”字指涉的是出卖自己的肉体的意思，“贩”即是有做生意的味道，因此这也是一种“生意”，同时，这里的“贩”又是一种鄙夷味道异常浓烈的，“贩”就是把自己当商品了。与此有点意思相近的是村落里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骂人的一句话，叫做“娘卖B的”。“B”自然是粗话，指女性生殖器，因此骂别人娘时骂这句话就是说人家是个婊子，这有点毒辣。但是这句话骂多了就成了村骂，几乎男女老少都会骂，于是这句骂人的话原本的指涉功能实际上就没有了，人家骂这句话并不是真的就是说骂人家的娘是个婊子，其实只是很随意的一句带有痛快感的骂，这与国骂“他妈的”差不多。但是90年代初期这里对于真正从事性行业的人是很鄙夷的，鄙视程度深入骨髓，于是村骂“娘卖B的”自然承担不了所要表达的情感色彩与道德批判的功能，故此有了“腿肉”二字。“腿”字为什么与这一行业又有关呢？这又说明了该村落人的含蓄，但却是一种毒辣到了极点的含蓄！因为“腿”与生殖器是比较接近的，一说“腿”就有性的暗示。说“腿”还不过瘾，如果说是“贩腿”，语音上也没有那种鄙夷与不屑甚至带有强烈谴责味的意蕴，因此又在后面加上“肉”字，如果说“贩肉”，即是像杀猪一样，把人当猪肉了，卖猪肉似的“贩肉”自然也表达不了效果，加上有性暗示的“腿”组合起来的“贩腿肉”就够毒的了，也够表达效果。因之村落中人用“贩腿肉”来指涉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实际上就有了两层含意，一是非常形象地指涉这一事物，二是带有很强的谴责与道德批判的功能，表达了人们对这一行业的深恶痛绝与不能容忍。以村落中的道德与伦理规约而论，从事性工作就是严重的越轨行为。所以，“贩腿肉”这一指涉用在谁身上就会让谁有做不起人抬不起头的威力。因此，如果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在与村中人吵架时，只要别人一句“我们贩腿肉的事是不做的”，就足以让从事性工作的人有理也成了无理并迅速落于下风，不敢吭声，只能忍着独自流泪，并感到无比羞耻。

社会生活是在变化的，悄无声息的剧烈地变化，让身在其中的人难以自觉。可是，变化的细节如果从语汇的形式来看则是明显的。20世纪90年代初的打工小潮并没有停止快速的脚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便很迅速地形成了大潮。90年代初村落中出去从事性行业的人均以中年妇女为主。但是90年代中后期的打工大潮的主体却不是中年男女了，而主要变成了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甚至是未成年人。对于年轻人来说，打工已经不是中年人的兼业性质，而成为了主业，相反农业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陌生的。而此时的女性所从事的工作仍然五花八门，但是从事性工作的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当然小伙子们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因此小伙子出去打工“有出息”的自然就不多，寄回来的钱也少得可怜，他们出去的最大收获可能就是搞几年后带回个“媳妇”就算完成了打工的使命。）当从事这一行业的人越来越多且逐渐占据主导时就改变了原有的基本职业格局，这时对这一事物就得有个重新审视与评价了。谁骂谁似乎都不太好，没有女儿的自然能够拍着胸脯做人，有女儿的即使是在外面正规工厂企业里做事也说不清了，人多了鱼龙混杂，又不可能有人专门去调查。因而，只要看到谁家出去个女儿然后不到一两年就盖了楼房或家庭情况大为改善的，不管承认不承认都要被村里人怀疑上是从事性工作的。

但是，这种变化怎么表现呢？最直观的就是指涉这一事物的语汇的变化，那就是“做鸡”这一词汇的出现。“贩腿肉”是封闭的村落中自我生产的一个词，因之对于村落里的人来说既形象又有丰富的意涵。而“做鸡”对于逐渐走向开放的村落来说则是个外来语汇了。为什么村落中人选择了承接这一外来语汇而逐渐放弃原本自创的“贩腿肉”呢？这中间其实就是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因为这一词汇实际上就是由这些在外打工的人传进来的，出去的人少的时候，人们不知道外面把这一行业称做是干什么的，但是人们为了就这一事物进行交流的需要不得不自创一个语汇，而现在人们通过在外打工的人知道了广东那边原来称从事这一行业的叫“做鸡”，好像原来自己所指涉的是错误的一样，因而，大家开始更正原来自创的语汇。此外，“贩腿肉”的称呼实在是太毒，谴责与道德批判的倾向过于强烈，从事性工作的人员比较少的时候，村落中几乎绝大部分人对她们不能接受甚至无法容忍，因而用这一词似乎用得痛快至极，酣畅淋漓。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做这一行业的人实在是越来越多了，人们开始对这一事物至少没有了原来的那种大惊小怪和义愤填膺，于是乎对于这一比较中性的称呼“做鸡”的接受就成了理所当然。伴随“做鸡”的出现，还进来了“鸡婆”、“鸡头”等称呼。但是，对于“做鸡”，村落中人则又有自己的阐发，“鸡”毕竟是种动物，动物就是畜生，做鸡也就是做畜生，所以虽然词是别人的，但村落中人的理解仍然是自己的。人不做人而要去做畜生，而且还是从事性行业的畜生，人们内心深处仍然是有抵触情绪的，虽然不像以前那样说人家“贩腿肉”，但至少心中还是鄙夷多于羡慕的，甚至根本就不可能羡慕，以此为耻仍然是村落中人意识深处的主流。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村落中人不屑于同此类人结婚，有钱再多也不爱，所以甚至出现了一种说法，即谁家的女儿初中没有毕业就出去了而又能赚大钱的千万不能和她结婚，但对于别人从事这一行业也不会明目张胆的反对，至少在互相吵架时不会像以前那样拿这种事来说事。

转眼之间，上个世纪就过去了。时间在流动，人们的步子也在越迈越快，社会的变化更是在不断加速。打工大潮一波又一波，今胜往昔。

村落中出去的人亦骤然加速，留下的主要是“六一三八九九部队”和一些比较有能力的在村中也能靠双手致富的部分中年男人。这与上个世纪最大的不同就是：上个世纪中谁也不羡慕别人家的女儿在外面“贩腿肉”和“做鸡”，但是这个世纪初的这五、六年则不同，有女儿家的开始打起了女儿的主意。女孩子们能读书的做父母的还是使出吃奶的力哪怕是乞讨也要送她们读书，但是只要成绩不好，学习较差的，只要她们自己提出不愿意读书的恐怕很少有父母反对了，甚至少数父母都有半说半赶的态势让这些女孩子出去打工，至于打什么工大家都是不言自明，只要能寄回来钱就好。这与上个世纪相比确实是一种新变化，如果人们深处其中知道在变但不知是怎么变的话只要看看他们对从事性工作的人的称呼的变化就可以看出个中端倪了。

在这个世纪最初的这五、六年，“贩腿肉”成了历史，没有人再用了，这一村落中人在上个世纪自创的语汇已经销声匿迹。“做鸡”也不常用了，只是偶尔在一些比较“顽固守旧”的人那里使用。“新潮”的人们开始用“干那事”来表达这一行业。由“贩”到“做”，由“做”到“干”，动词的力度也越来越弱，贬斥的意蕴已经几近消解殆尽。“腿肉”与“鸡”所内涵的不好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其道德取向也是比较明朗的，但是“那事”则开始泛化了，其指涉的含义已经不具有了原来的独具一格的风采。比如我们说一个小偷，也可以用“干那事”来形容，但肯定没有人形容一个小偷是“贩腿肉”的或者“做鸡”的。“干那事”意义的泛化实则是对这一行业和从事这一行业的人的称呼的委婉代指，它所要表达的意思仅仅是与众多其他行业一样但又还是稍微有点区别的性行业和从事这一行业的人群。所以“干那事”也就没有了“贩腿肉”的强烈的道德谴责与批判功能，也没有了稍微弱化一点意味的“做鸡”那样的多少带有蔑称的意味。“贩腿肉”的说法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态度表达，“做鸡”的说法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迁就，“干那事”则是一种随大流的默许与接受。与之相应的是原来人们不屑于与这一类群体结婚的人现在大都已经“看开了”，人们开始盛行的腔调不是原来说的“谁家的女儿初中没有毕业就出去了而又能赚大钱的千万不能和她结婚”，取而代之的是“管他个娘，只要有个十几万，结了算了，以后不要她出去了就是”。且有趣的是，当一些“顽固守旧份子”在与从事性行业的人吵架时，只要她们敢骂“贩腿肉的”，从事性工作的人不像以前那样气得直哭，相反会理直气壮地针锋相对，比如他们会回应说：“有本事你也去贩啊，你是怕自己丑没人敢买才不敢去贩吧？”而那些“顽固守旧份子”反而无法理直气壮，有趣的是村落中有好几个早年“顽固守旧”的女性最后也被这些性工作者带出去“从良”了。当人们看到这些出去的人回来后穿金戴银，且楼台高耸，生活根本改善时，原来的不羡慕和不屑于羡慕也就变得开始暗暗羡慕了，甚至人们开始叹息要是生女儿多好，生男孩倒有点成了实实在在的赔钱货的味道。

按理说对性工作者的称呼变化到“干那事”那么委婉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实际上近两年还在发生语汇上来说是微妙的变化但性质上却更进一步了。那就是“去外头”的说法，有时也说是“去外边”。

“去外头”或“去外边”就比“干那事”更笼统了，因而也显得更委婉，准确地说所有去打工的都叫“去外边”，即离开村子到远处去赚钱。这类人自己之间的交流就比较公开了，不像以前有点“鬼鬼祟祟”私下地讨论的味道，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她们可以一起讨论“出去不？”“去外边不？”，这种说法的转变能够更加拓展交流面，我们想想以前这一类人之间自己交流时肯定是不会说“出去贩腿肉不？”，也不会说“去做鸡吗？”，因为这两种语汇都是贬斥性的，道德压力很大，而且往往是别人谴责和骂她们的话，自己绝对不会拿来交流，即使是交流最多代之的也就是“干那事”还能登上场面。所以即使是别人在谈论她们的时候毕竟也不好过分张狂的用这两个词来说，因为这样一讲就很难听，就很毒辣，故而这样讨论的时候也容易惹上不必要的是非，弄不好人家会找上门来吵架要你把话说清楚。而现在别人谈论的时候自然也方便多了，一句“去外头”或“去外边”把什么都涵盖进来了，问正规工厂企业打工的也好，问从事性工作的也罢，都没有问题。这样一来，其实就将这种行业看得稀松平常了，也就不是十几年前的怪事和丑事。因之，十几年前看来极不正常，极不光彩的事情现在看来也就再正常不过了，甚至赚得金满碗银满钵的还很“光彩”。

凡是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的东西，不论是新制度，新体制，新措施，新思潮，新物质，新观念，新工具，新动作，总之，这些新的东西前方百计要在语言中表现出来。不表现出来就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交际作用。（陈原，2000）所以，新词的出现实际上是社会生活变化的结果。而一般来说语汇变异主要是四种方式，分别为创造新词、旧词被赋予新义、原词压缩了语义（狭化），或转为特定的贬（褒）义和外来语音译（或意译）新词。（陈原，2000）本文中我们所呈现出来的几个语汇的变化则体现了这几点，这说明语汇的变化确实是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的。

对于以前没有出现过从事性工作这一行业的人的村落来说，性行业和性工作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无疑是个非常新潮的事物，人们要表达这一事物必定是创造一个新词，而新词的出现实际上又与特定时期特定地域中的人群与社会结构等都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新的词必然会比较妥善和完当地要将这些核心的东西表现出来，“贩腿肉”一词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该村落的出现则是非常鲜活的例证。仅从“贩腿肉”一词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村落中基本的行为准则和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也能够体现出村落中人深层的意识结构。而且，从这一词所表达出的人们对这一事物的不能容忍的态度可以看出人们的社会关系交往的规则。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生活层次上的结构还是社会层次上的结构都能得到恰切的呈现。语汇所体现出来的交往规则和行为规范体现的是如布朗等人所谓的社会结构，（拉德克利夫·布朗，1999；2002）同时其所反映的观念与人们意识的深处又能够体现如莱维·斯特劳斯等人所谓的社会结构。（莱维·斯特劳斯，1999）前者在我看来是一种更为表层的实体形式的社会结构的显现，后者则是一种更为深层的观念意识结构的表达。而村落中后来的将旧词赋予新义的手段和原词语义狭化和转为贬义的“做鸡”和“干那事”的出现则彰显了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上的变化，所以“贩腿肉”反映的是一种拒斥和谴责，“做鸡”是一种半推半就，而“干那事”则是一种含蓄的接受。再到这两年的“去外头”则是趋向于将不正常的事件正常化，将原来负面的事件正面化，将原来的奇怪变成习以为常。

具体来说，由“贩腿肉”一词到“去外头”一词的变化能够体现实体的社会结构在发生变化。典型的就是女性原来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也是束缚在家庭里的，更是束缚在农村的，当村落由封闭走向开放，女性通过外出务工从土地、家庭、农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尽管他们所从事的性工作在早期为村落中人所不齿，然而，他们通过这一工作途径能够迅速改变她们自身的经济基础，从而提升她们对家庭的经济贡献。随着她们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增大，特别是当她们的贡献超过男性时，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必然会上升，这对于她们本身来说是一个质的变化，因为此前她们几乎不太可能在经济贡献上超过男性。众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时，有一个群体示范效应，最终也就构成了整个村落中女性地位的改善。伴随而来的就是人们的观念层次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原来用“贩腿肉”一词的谴责所表达的是村落自身的传统伦理道德，而最后的“去外头”一词并不是说村落中就丧失了道德伦理规范，而只不过相比于之前的传统伦理道德，这是一套新的财富伦理道德观念。村落传统的伦理是讲究事情本身的“是”与“非”的，因此才会有“应该”还是“不应该”的判断，但财富伦理讲究的不是“是”与“非”，它所要讲究的是能否创造财富，至于手段本身并不重要。所以，当传统伦理松动，而新的财富伦理进入农村且又为人们所接受时，从事性工作成为一种正常的职业也就有其必然性。而这种伦理观念的深层变化一方面为从事性工作找到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又正是因为其所带来的合法性而加速了从事性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使得这种合法性又会更加进一步固化。这种实体层面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和观念层面的社会结构的变动，概括起来可以说是实体层面的社会结构变动在先，观念层面的社会结构变动在后，观念层面变动后反过来又再生产实体层面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如此循环往复，达致最终的和谐和统一。因此，透过村民对性工作者称呼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村落的社会变迁可以非常恰切地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表达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微观注脚。

而这些变化是在这17年中完成的，17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17年所完成的由“贩腿肉”到“去外头”的变化对于这个村落来说则是巨变性的。

当前农村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从学科框架来看，主要是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切入，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究农村的变化在学界还是一个盲区。而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本来就是非常密切的，当代社会语言学家苏珊·罗曼指出不仅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语言。（徐大明，1997）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也说通过研究语言可以进一步了解人的思维，无论是人的思维，或是人的语言，都是与社会紧密联系着的。所以，对语言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生物的人，也可以了解社会的人。（徐大明，1997）批判的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亦指出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是更加宽泛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当变化过程发生在话语事件中时，人们需要理解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人们需要一种方向，以决定重新表达的过程如何影响话语秩序。（诺曼·费尔克拉夫，2003）同时，语言的变异既可以反映历时的社会变迁，也可以反映共时的地域变化所引起的社会变迁。语言与社会结构是共变的，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也是一个变数，语言与社会这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接触而引起互相变化。（陈原，2000）社会生活任何变化，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特别是在语汇中有所反映，因为语言是社会生活赖以进行交际活动的最重要的交际手段。所以，从研究语汇的出现，变化，派生，消失等语言现象着手来探究社会生活变动，是完全有可能的。（陈原，2000）研究农村社会变迁从语言特别是语汇的变异着手也就变得特别有意义和有必要，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的巨变其表现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千变万化的，有些细微的变化只因我们身在其中而变得难以把握，但是仔细观察语汇的变异则可以使我们敏锐地觉察到农村社会的变化。本文从对一个村落中人们对从事性工作群体的称呼的语汇变异探讨了村落社会的变化，正是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究农村社会变迁的一项初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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