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在这轮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危机中印度尼西亚的单季ＧＤＰ下滑程度小过中国，小过世界许多国家。印度尼西亚股市在今年的升幅，超过中国，超过印度，名列世界前茅。印度尼西亚盾的汇率，经受了金融海啸的考验，兑美元基本持平，近期还有升值。难怪投资界好事者，开始在“金砖四国”的ＢＲＩＣ中间，加多一个“Ｉ”，用ＢＲＩＩＣ来欢迎新兴市场精英俱乐部的新成员。
从经济底蕴看，印度尼西亚的基础不错。小学毕业率、识字率，在亚洲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高过中国、印度。那里的矿产资源、海产资源十分丰厚，在国际相对价格变动中占优势。印度尼西亚幅员辽阔，对出口的依存度明显低过亚洲绝大多数国家。
然而，这些先天优势在相当一段时间，并没有对本地经济带来太大帮助。亚洲金融危机中，印度尼西亚受创最重，经济在一年内收缩１３％，汇率（印度尼西亚盾兑美元）由２０００暴贬至１７０００。6８家银行倒闭，政府被迫拿出８８０亿美元拯救金融体系，这笔钱相当于当年ＧＤＰ的７０％。国债和外债骤增，主权信用评级被调至垃圾级，整个国家技术上已经破产。经济危机带来了政治动荡，政治强人苏哈托倒台，接下来的政坛一片混乱，几任总统均陷入管治危机。
接踵而来的是，东帝汶独立、亚齐试图分裂。２００２年，巴利爆炸袭击，２００４年大海啸，可谓祸不单行。许多分析员将印度尼西亚经济归入“无可救药”类。
然而这个无可救药的国度，在这场全球危机中却表现神勇。农业经济、内需型经济，是印度尼西亚得以平稳渡过金融海啸的一个重要原因。印度尼西亚不依赖于出口，于是躲开了全球订单骤减所带来的负面冲击。股市和金融运作在经济中所占比重颇轻，于是金融动荡不至拖累实体经济。本土银行并没有吸入有毒证券、衍生工具，于是金融体系并未出现大的震荡。印度尼西亚债券的信贷违约掉期（ＣＤＳ）仅现出了短暂的恐慌性上升，随后便掉头下降。资金对印度尼西亚偿债能力的信心，使其得以顺利为到期债券续借，由此稳住了经济和汇率的阵脚。印度尼西亚在此次危机中，基本上是隔岸观火，与１０年前的动荡、困窘，堪称云泥之别。
印度尼西亚这次做对了甚么？笔者认为最大的因素是政治趋向稳定，民主日渐成熟，技术官僚开始执掌经济政策。在历经两任无能总统和政治派系林立的摸索期之后，政治强人苏西洛-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当地人以其名字的第一个单字，称其为ＳＢＹ）成功地整合了政治势力，削弱了军队的干政能力，为社会、经济带来了稳定。接着以６１％的大比数赢得总统连任，所属的民主党及其盟友一举获得议会４５％的席位，其政坛影响力压倒了反对党的牵制，内阁任命不再受制于政治干扰，一批有才能的技术官僚受命主导经济运行。他的副总统是前央行行长、并有“清廉先生”之美誉。
第二个因素是，忍痛控制财政开支，将国家债务重新拉回到可持续水平。亚洲金融危机后，为拯救银行，印度尼西亚政府曾经负债累累，但是这几年政府十分注重财政纪律，至２００８年预算收支大体平衡，政府债券对ＧＤＰ的比重也从８０％降到３０％。公共部门举债下降，减少了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利率下降，投资信心上升。财政状况的大幅改善，也令印度尼西亚在金融海啸中可以轻易借债，避免了以往的窘迫。债务稳定，为汇率稳定营造了基础。汇率稳定，减少了进口通胀的干扰，利率可以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利于经济和投资。
过去新兴国家的一个致命伤是严重依赖向海外资金举债。每次全球经济遇到衰退，资金风险意识加强，新兴国家便因举债困难而爆发经济危机，导致汇率下跌，外债偿还能力受损，形成恶性循环。如今印度尼西亚的财政状况未雨绸缪地得到改善，外债不成问题，汇率不贬反升。
强势汇率，减少进口型通胀。没有通胀，利率可以进一步下调，带来投资的增加、经济的繁荣、消费的信心。靠减少债负、货币升值，令经济走出结构性困境，这点印度尼西亚与巴西接近。
在长期增长前景上，印度尼西亚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人口红利。上一轮生育热出生的年轻人开始进入劳工市场，而近年出生率下降又为社会减轻了负担。同时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城市，提高了收入，刺激了消费。
不过，印度尼西亚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道路堵塞，是制约印度尼西亚经济的一大绊脚石。印度尼西亚的劳工法，是世界上最严苛的劳工法，再加上腐败成风，令许多外资望而生畏。司法体制的繁琐和法庭的低效，进一步限制了印度尼西亚海外资金的流入。印度尼西亚不仅需要吸引外资，同时必须想办法将本国的资金留在境内，并投入到经济建设中。
笔者认为印度尼西亚成为ＢＲＩＩＣ的障碍，除了上述几点外，还有政治稳定性。靠一位领导人搭起的经济繁荣，永远存在着逆转的风险。政治危机可以十年毫无动作，但又在一夜之间爆发（泰国就是一个例子）。ＳＢＹ的民主党，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的政党，没有甚么新鲜血液。印度尼西亚能够走多远，取决于政治的持续稳定，财政的持续稳定，汇率的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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