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也许正在经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拐点。也就是说，中国正在从以“生存”为主要导向的“温饱型”社会经济模式逐渐转向以“消费”为主要导向的“发展型”社会经济模式。这个转变基于两个基本估计：

　　其一，中国经济已经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其标志是：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2009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1316亿美元；中国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8年底已近22万亿人民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市值已经排名世界前三，等等。

　　其二，个人温饱问题在中国已基本解决。按2008年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007万人。但与此同时，得到了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也有4291万。在城镇，有2334万居民也得到了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吃饭问题最大”已然成为历史。

　　2008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之前的30年中，中国社会的奋斗目标是“温饱”，前进的驱动力主要是“脱贫”，所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而到了30年后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在世纪之交，我们就达到了“总体小康”的水平，如今又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因此，当我们的目标与时俱进、适时调整之时，也必须看到，继续前进的驱动力不能再是“脱贫”了。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么，消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消费”，自然而然就应该成为我们持续发展的动力。

　　经济学中最常见的两个基本概念就是“需求”和“供给”。但是，在中国，我们在讨论“需求”和“供给”时也许常常会忽略一个问题。这就是：“需求”和“供给”本来应该是围绕“消费”来展开的。由此可见，市场的本质应该就是消费。反过来说，没有消费哪来的市场？没有市场哪来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消费”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呢？原因可能很多。譬如，有传统因素，也许近百年来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所有问题中的“最大”。所以，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时代的“短缺经济”条件下，“消费”一词被与物质财富的“消耗”等同起来了。所以，消费是要被严格控制的，当时的“票证”政策就是最好的例证。

　　改革开放了，我们要发展，要前进，但是，既缺资本，又缺“知本”。我们抓住世界性产业结构大调整的绝好机会，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引进管理，终于成就了自己“世界工厂”的美名。从80年代以来，中国GDP的增长一直是依仗“外向性经济”的。媒体透露：中国外贸依存度在70—80%，官方的数字则是60%以上。因此，至少迄今为止，我们的市场仍然是不健全的，因为经济系统中“消费”这一环节主要在国外。也就是说，我们是为国外，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在这里埋头苦干。

　　但是，“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对一个几百万、几千万人口的“小国”或许是可行的。但对于一个大国，尤其是一个13亿人的大国，完全依仗外贸来实现“可持续发展”，那就是“天方夜谭”了。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比较稳定，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得益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德、英几个主要国家，嫌本国市场太小，于是便欲结盟而造就一个统一的欧洲大市场。为此，连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国境线都可以舍弃。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的大市场，馋得外国资本垂涎欲滴，但却的不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青睐。

　　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再从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看，本来应该没有中国什么事，但因为发达国家的消费因经济危机而大大下降，连累中国的“外向性经济”受到明显的影响。

　　中国的居民消费受到压抑，是因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都存在问题。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九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加上中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健全，使得中国老百姓因为顾忌老年、疾病、失业、伤残等风险，加上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压力，始终不敢大胆消费。导致中国的居民储蓄猛增，2008年，已经相当接近当年的GDP总额，是政府财政收入的4倍多。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从“脱贫”转向“消费”的拐点上，都必须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当作重要的根本国策来加以重视。这样才能免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老百姓才能放开手脚去消费。在这里，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投资的“边际效应”是走向“最大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绝非仅在“消耗”社会财富，而是一个积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