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老先生中，余敦康先生可能是比较有亲和力的，陈明要编一个小册子，我写了一小文，这里贴的是其中的一部分。
余敦康先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是“魏晋玄学”，这样的兴趣来自于1950年代对于玄学贬斥时代，但是，对于自由充满着向往的余先生，却从汤用彤、冯友兰、宗白华、容肇祖、王瑶还有鲁迅先生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去寻求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满足。
对于玄学，余先生认为，如果仅停留于知识论的表层，那么就难以“得意”，而这个意“则是把整个的人投身于其中的主客合一的对象，是玄学家在承受着生存困境和悲惨命运的情况下仍然苦心孤诣去进行探索的天人新义。”（《魏晋玄学史》后记），而魏晋士人的生存困境与“作为一个时代的弃儿”的余先生，却构成了一种不无辛酸的“情感融合”，“竟然意想不到地发现了我作为整个的人的本体性的存在，找到了一条不从知识论入手而以整个的人为裁判来解读玄学的新途径。”（同上）
正是因为贯注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对象人物之上，所以余敦康先生的《魏晋玄学史》便有了一种生动的理智和悲悯的情感。比如他谈论阮籍和嵇康对于塑造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的意义时说“如同飞蛾在普照万物的太阳西下以后去寻找那星星点点的灯火一样，在这个艰难的时世，人们也只好被迫在内心点燃一支照亮自己的灯火，不再去构筑那种内圣外王之道的庞大严密的体系，而专心去追求个人的精神的出路。”（魏晋玄学史，324页），这样的文字不但令我们由正始玄学向竹林玄学的转变提供了简捷，明快的描述，而且还为我们使我们体会到阅读的快感。就我个人而言，在阅读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的时候，曾经有过同样的快感。
玄学所带来的思维的乐趣，在《世说新语》时期就已经开始刻意营造了，其超越世俗玄风和对语言的微妙的探寻，有其对东汉之后名教的修正甚至批评，但是，寻求名教和自然的平衡，却是他们的思维，甚至是行为和内心都充满着矛盾，同样也给了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主观投射。比如余先生就说汤用彤先生类似王弼和冯友兰先生似郭象之类的不精确比拟。
余先生认为那种简单的以已有的学派来归类玄学的方式难以体现玄学本身的复杂性，因为玄学要提出对于天人关系的新的解读。玄学家在理论上是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偏于天道，抬高道家而贬低儒家。但是在价值取向上又以是否重视名教为标准，偏于人道，而抬高儒家。每次温读这些断落，总令人不忍释卷。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要专门讨论他的玄学研究的贡献的，而且对于看热闹的外行来说，评价余先生的玄学研究的贡献多少有一点“挟泰山而超北海”式的不自量力，所以我只能转向讲一两则故事。
在余敦康先生的这代学者中，大多是严肃而谨严，可能是深感保护中国文化生命的使命艰巨，所以不免庄严有余。每次聆听教诲，但内心多少有一些紧张，但是，汤一介先生和余敦康先生和先生却有一种难得的宽松感。尤以余先生，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用“放浪形骸”来形容。
中国哲学界几乎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即学术会议如果没有余先生，那就会乏味很多，所以，每次去开会，甚至有一些小小的期待，希望余先生也出席。因为，在大多数的会议上，余先生总会以一种幽默和生动的语言来表达他的观点，并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先生好酒，席间也经常是妙语迭出，所以在跟陈明熟悉之后，我一直谋划着小范围跟余先生吃饭聊天的机会。
大约在2004年夏天，第一次小范围的聊天得以实现。在后海的“孔乙己酒店”。
北京的夏日的中午，天气有一点热，余老师、卢国龙、陈明，还有我，在二楼的一个临水的包间，一起喝一种叫“太雕”的绍兴酒，就着茴香豆、臭豆腐和其他的绍兴菜。
那天的气氛算是很好的，不过不巧的是到下午2点左右，酒店停电了，尽管开了窗，包间里变得很闷热。余先生显然兴致很高，我们也深受感染，所以也都没有要走的意思，余先生干脆就脱掉了老头衫，记得陈明他们也顺势脱了上衣，就这样“裸裎”着一直谈到4点多。我们又转移到北四环小营的咸亨酒店，北京的另一个绍兴菜馆，在那里卢国龙和一些台湾来的学者有一个聚会，但是晚上是如何收场的我已经忘了。
第二次吃饭是在海淀黄庄的无名居。这次的计划的立意似乎要崇高一些，因为是周瑾他们想做一个余先生的访谈录，而我又比较喜欢无名居的环境，就把地点定在那里。
那次谈话的内容，后来似乎是发表在《博览群书》杂志的某一期里，具体的内容我并不能记得很清楚了，但是有一个主题我印象很深，就是关于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评论。余先生对这个书评价很高，他觉得将儒生的活动还原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就能比较清晰地看出儒家的丰富的面貌，而只是从心性或是哲学的角度去看历史上的儒家，是现代学科分化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结果。
余先生认为中国思想的主题是天人关系，但是天，并非指客观的自然，而是凝结着人性的内容，体现了特定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追求；而人也并非单纯的人类社会，而是体现了对客观世界的效法，对于宇宙和谐的体认。因此，对于天人关系的探索，目的是从中引申出一种可以运用于人事的内圣外王之道。正是因为秉承这样的认识，余先生在研究中始终将中国思想的发展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与余英时先生可以称之为“同调”，他对《朱熹的历史世界》的肯定也是自然而然的。
席间，余敦康先生多少显得有一些惆怅，他说自己和余英时年岁差不多，但是，自己有很多时间是在“改造”中度过的，所以有许多本来应该做的工作便无法做了，等到环境好一些的时候，却已经进入老年。
在余敦康先生的简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时间表：“1951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一年。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5年毕业。195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下乡劳动改造，三年后返校，从事资料工作，1969年摘帽。1970年，分配到湖北枣阳平林公社任中学教员，为期八年。”这样，1957年到1978年，余先生基本上是在“非学术工作”的状态中。说到这里我经常会联想起香港的饶宗颐先生的一段话，他说，他因为在香港，所以当大陆的学者在牛棚里“洗澡”的时候，在进行各类思想改造的时候，他却是在巴黎等地仔细研读敦煌文献。他说并不是他自己的天资有多高，而是因为没有受到许多的干扰，所以他才取得了比大陆学者多一点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