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的理论，并用它解释为何交换和贸易可以给双方带来好处。但是，这种理论可以从行为学的角度直接推出，不需要复杂的经济学论证。也就是说，正常人的操作行为（注：对应于“反应行为”，指有目的的主动行为）一定是对行为人有利的。行为的合理性，只能通过其是否属于“操作行为”来界定。既然双方自愿参与交易，就只能解释为在双方各自看来这样做是合算的。在这里不能够以第三方的“客观价值”来评价交易的合理性问题。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当中的说法就是，自愿就是公平合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决定一个人行为（包括交易行为）方向的，是其价值观念与取向。而价值观念具有明显的个人性，不可对比，不可以因为张三李四价值观念的某些差异就说张三的价值观念比李四的优越或低劣。一个人要不要做某件事，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依据他人的价值判断行事（当然也有这种盲从的人，但不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价值是一个存量，即可以表述为时间的函数，亦即是随时间变化的。但是在实际交易中，我们并不知道交换者所依据的价值判断是基于当前的还是基于未来的。一般地，在消费品交易当中，人们多依据当前的价值判断来确定交易方向。但在证券、期货等现代交易市场上，人们往往是以在自己所判断的证券、货物的未来价值变化决定交易方向的。或者在同一宗交易当中两种价值判断方式兼而有之。

即便是在静态方面，比较优势的理论也犯了“主观价值客观化”的错误，它用一个特定的客观化指标，例如总产量的增长，或单位产品包含的人工时间来衡定两个生产者行为的优劣。这里完全忽略了价值判断的主观性以及所有制所有权的问题存在，把所有权不同的经济体看做是一个利益一致价值取向相同的统一体了。

优势抑或劣势，这是典型的价值判断用语，而价值判断是主观的没有办法得出客观结论的。生活中，一个瘦高的人和一个矮胖的人比较优劣的结果取决于你要比较什么，比“高大”？比“魁梧”？结果各不相同。显然把高大或者把魁梧作为好坏依据都是错误的。有人喜欢苗条，有人则偏爱丰满。

不同的价值观念会选用不同的计算原则，进而会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结果。

在美国组装一台电脑要1（小时·人），在中国由于技术不如美国，可能要3（小时·人），能够因此说美国人生产电脑方中国人有优势吗？不能。中国人之所以要自己生产电脑，有中国人自己的计算原则：美国的人工费用是15美元/（小时·人），一台电脑的人工成本就是15美元；而中国的人工费用是1美元/（小时·人），生产一台电脑的人工成本是3美元，仅为美国的20%，也就是说，中国数个工人也抵不上一个美国工人的工资高。所以，具有技术优势的美国要在中国的东莞组装电脑，这里，技术优势让位于成本优势了。

再例如，A国与B国同时生产电脑和大米，所用的劳动量（人时）与人工费用的情况如下表所示。就劳动量来说B国只须花费15吨大米的生产时间就可以生产一台电脑，似乎比A国（20吨大米的代价）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如果看费用的话，A国只需花费800/15倍大米的费用就可以制造1台电脑，而B国是用了1200/16被的代价才可以造出一台电脑。

显然，因为同样的地区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价格，造成了用价格对比和用劳动量对比的结果的不同。这种“低成本吸引”现象当中的价格是指生产者的总体价格，不是单项价格，低廉的原因可能源于劳动力，也可能因为原料，也可能来源于政府补贴等等。

李嘉图用劳动量来分析问题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是劳动价值论者。但现实当中，产业转移到能的惟一依据是利润（即成本与价格之差），而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量比较优势。

在现实经济当中，一方面，劳动本身也有一个价值计量问题，是被计量的对象而不是反过来用作计量价值的依据。另一方面，人的操作行为依据是自己的价值取向，每个私有者在从事交易行为的时候，都只会依据其自己的价值判断行事，而不会考虑对方的问题。

例如双边贸易的某一方以双方的总产量来衡量产业分工的合理性，但是另一方的价值取向不是这样的，他可能是以其国内的就业率增加与否为指标看问题的。

其实现代的经济学已经多多少少认识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所具有的缺陷，即它只是以一种静态的、僵化的方法来看待问题，所比较的优势基本上来源于静态的“自然禀赋natural endowments”。 现代经济学已经认识到，“优势”是可以后天培养出来的，即也可以来源于“获得性禀赋acquired endowments”。既然优势有先天禀赋与后天获得之分，既然优势可以被后天创造出来，那么，现状的对比也就难以构成确定产业分工与贸易往来的依据了。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来确定分工就有点“一锤定音”“三岁看到老”的宿命论味道了。

一个人现在处于劣势，不等于他将来依然处于劣势。而且，即便是一个人将来仍然处于劣势，也不能说他永远处于劣势，没有理由剥夺他在某个方面的发展权利。两个孩子现在看来智力有差距，甚至可以预见将来也会有差距甚至差距更大，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剥夺智力较弱的孩子的学习知识的权利和爱好。

例如在依据个人能力进行的劳动分工方面，如果一个成年的熟练工人（其劳动技能也是获得性的）和他的未成年的孩子对比，他当然具有获得某种专业工作的更大机会，但是他不能因此说，这孩子没必要教育和锻炼了，将来就从事低能的工作就行了。

李嘉图的分工理论是默认用当前同一时点上的状态进行对比，但是人们在很多时候并不是用当前的状态对比来决定行为的。“避其锋芒”，“韬光养晦”，“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看谁笑到最后”，“来日方长”，“咱们等着瞧”，“坚持就是胜利”，“放眼长远，着眼未来”，“秋后算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面包会有的”……一旦到了未来的时点上，对比结果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了，那时候“英雄不提当年勇”，“今非昔比”，“黑暗过去是黎明”，“柳暗花明又一村”，“苦尽甘来”，……

获得性禀赋有一个培养过程，其优势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如果依据当前的比较优势决定行为的方向，那么就无从谈起对获得性禀赋的培养了，就永远不可能具有后天优势了。即便是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基础条件，也会因为放弃当前的劣势和获得性努力而彻底丧失，而待将来差距拉大之后再来从头建立，注定会更加困难。

中国与日本当前状况相比生产汽车是劣势，但如果中国就此放弃汽车工业，则中国永远都不会具有汽车工业了。如果认为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科技水平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就因此把发展中国家定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则它也就是不称其为“发展中”国家了，而是永远停止发展的国家了。

如果用获得性禀赋的理论可以把一个国家发展那些当前看来是比较劣势的产业的行为解释成为为了将来的后天优势所做的努力的话，则比较优势的理论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为了培养未来的优势，各国都用政府补贴的方式发展弱小的工业。经济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贸易不是根据比较优势决定的，而是根据相对补贴水平决定的”（《经济学》斯蒂格利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梁小民等译，吴敬琏校，P842）。

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评价一国的产业结构和分工地位，这种无聊的方法常常被政治家加以利用，那些当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国家为了长久维持其优势地位，试图将竞争局面转为自己的永久性垄断地位，或者为了打击对方的竞争能力，扼杀其对获得性禀赋的培育而拿来作为理论依据，以便“师出有名”“理直气壮”。“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

当然，在一个政治经济高度统一的经济体内部，在其居民的非必要需求领域都得到国家的统一保障的前提之下，制造非必要需求品的产业在经济体内的布局问题，可以借鉴比较优势理论。但仅此而已。经济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只要利益你我有别，优势的比较就多此一举。如果某些人希望通过市场方式尤其是国际贸易的方式解决本国居民的必要需求问题——如中国的粮食问题，有人希望放开耕地保护，依靠外国供给粮食——则是极其幼稚，甚至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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