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陈柳钦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天津，300191）

[内容提要]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本次金融危机再次暴露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大缺陷：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与霸权地位，现行国际金融组织体系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等。因此，要改造和重塑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打破美元的垄断霸权；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等等。

[关键词]

国际金融体系（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通常是指对国际货币金融关系进行调节的各种规则、安排、惯例和组织形式，主要包括国际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体系，国际流动性的创造和分配、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国际货币金融政策的合作框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在促进全球金融稳定方面的各种机制。百余年来，围绕上述内容，曾经有过多种不同的国际性制度安排，其中既有依靠市场自发形成的协调机制，也有借助政府间协定形成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历史表明，一个理想的国际金融体系能够促进国际金融运行的协调和稳定，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顺利发展，并使各国公平合理地享受国际经济交往的利益；反之，则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

这次由次贷引起的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意味着全世界的货币体系、金融体系、金融理论、金融实践面临着严峻挑战甚至灾难性危机，足以引起人们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反思。金融体系是关乎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而美国正是利用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享受了一国本位币与国际本位币重叠结合的好处，对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在危机中改革并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势在必行，也是最好时机，来自美国的阻力也可能会最小，建立一个符合各国利益，有利于防止发生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新的严谨、健康、科学的国际金融体系和科学、合理、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及国际金融理论体系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战略任务。

一、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

20世纪初期，金本位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及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困难，特别是英国储备不足，支付困难大。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还未熄灭之时，英美两国一个是前日不落帝国，另一个是二战新秀，开始在美国新罕布什州的布雷顿森林里关起门来设计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正是大国在全球金融制高点上博弈的开端。博弈的核心是谁当国际货币，英镑不甘心自动退出曾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的国际货币舞台，而美元则依仗持有世界三分之二的黄金和全球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一定要占领这个金字塔的顶峰。结果是英国的“凯恩斯计划”提出的人为货币“班柯”(BANKOR)方案不得不让位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美国财政部一位处长所提出的“怀特计划”，即美元同黄金挂钩，世界各国货币同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们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大国博弈用国际协约的方式确立起来的固定汇率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它取代了以往的国际贸易和经济交往中使用的金本位制，被称之为金汇兑本位制。

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1）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国际间就货币事务进行共同商议，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逆差提供信贷支持；(2)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2)取消经常账户交易的外汇管制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国际货币关系有了统一的标准，对战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弥补了国际清算能力的不足，较大程度地解决了由于黄金供应不足带来的国际储备短缺问题。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使汇率波动受到严格约束，币值保持相对稳定，促进了国际商品流通和资本流动。1948年—1971年，世界出口年均增长率为8.4%，而这一比率在战前的1913年—1938年仅为0.7% 。在此期间，美国通过援助、信贷以及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世界发行了大量美元，客观上起到扩大世界购买力的作用，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重建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局限。其致命缺陷在于，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客观上需要结算与储备货币的增加，这只能依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来解决；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或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即所谓的“特里芬”悖论(Triffin Dilemma) ① 。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正因为如此，20世纪60至70年代，在经历多次美元危机后，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国际金融体系从此进入了调整和改革的历史阶段。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金融秩序又复动荡，国际社会及各方人士也纷纷探析能否建立一种新的国际金融体系，提出了许多改革主张，如恢复金本位，恢复美元本位制，实行综合货币本位制及设立最适度货币区②等，但均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直至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会议,讨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条款，经过激烈的争论，签定达成了“牙买加协议”，同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了《IMF协定第二修正案》，从而形成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Jamaica System)”。牙买加体系主要内容有：(1)推行浮动汇率制度改革。牙买加协议正式确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承认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局面，成员国可自由选择汇率制度。同时IMF继续对各国货币汇率政策实行严格监督，并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促进金融稳定，缩小汇率波动范围。(2)推行黄金非货币化。协议作出了逐步使黄金退出国际贷币的决定。并规定：废除黄金条款，取消黄金官价，成员国中央银行可按市价自由进行黄金交易；取消成员国相互之间以及成员国与IMF之间须用黄金清算债权债务的规定，IMF逐步处理其持有的黄金。(3)增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主要是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储备地位，扩大其在IMF一般业务中的使用范围，并适时修订特别提款权的有关条款。(4)增加成员国基金份额。成员国的基金份额从原来的292亿特别提款权增加至390亿特别提款权，增幅达33.6%。(5)扩大信贷额度，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融资。牙买加体系运行机制三大特点：(1)国际储备多元化。突出表现为黄金非货币化，美元地位削弱，前西德马克、日元及SDRs、欧洲货币单位（ECU）在世界储备中比例加大。(2)汇率安排多样化，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并存。整个汇率体系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区域集团内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包括欧共体及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二是货币之间汇率的巨幅波动。(3)依赖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和国际金融市场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强调利用国内经济政策消除国际收支不平衡；充分利用汇率机制，通过汇率的适度调整平衡国际收支；通过融资来平衡国际收支；加强国际协调。

牙买加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有其进步性，其制度安排比较灵活，这使得它的适应性较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世界经济动荡、多变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首先，以浮动汇率为主的多种汇率安排体系能够比较灵活地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多变的状况和主要储备货币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其次，国际储备多元化有利于解决“特里芬两难”，不会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信任危机，能够有效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第三，多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相互补充，大大增加了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有效性。从总体上说，牙买加体系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

但事实上，牙买加体系并不是自觉改革的结果，而是把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平价制由于逐渐崩溃而造成的状况予以合法化，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同时牙买加体系为国际货币关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弹性，它没有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办法，各国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责任来履行他们的义务。这样既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Non-system)。在此体系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又不断以全球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表现出来。

二、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

从牙买加体系30多年的实际运行情况看，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职能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削弱，同时布雷顿森林会议中诞生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占据支配地位。本次金融危机暴露出这一体系的众多问题。

1、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与霸权地位。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然而，经过60多年的发展，现在美国实体经济在全球中的比重已大幅度下降，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部分金融工具也是用美元来定价和结算的，美元依然占据着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和霸权地位。同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美元的发行不再需要黄金储备，美国几乎可以毫无限制地发行美元。美元的这种地位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来支持消费，美国不用储蓄就能向全球购买，造成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造成美国债务的不断积累。

在这种美元本位制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主要依赖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尽管，美元与黄金不再挂钩，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变，美国的货币政策不再受约束。于是，当美国与世界的利益一致时，它会做出好的决策，当美国与世界的利益不一致时，它只会选择对本国有利的政策。这就造成美国能够超前消费，同时却不受制约。美国消费者借债消费，共有9150亿美元的信用卡债，1.5万亿美元的汽车和其他消费债以及10万亿美元住房抵押债，几乎等于美国一年的GDP。更加上美国政府的近10万亿美元债务，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以美元为核心，由美联储肩负美元货币发行和货币监管等职责。一旦发生危机，特别是当美国发生危机，美联储却用由于监管失误而让全世界承担责任，美国也不需要向世界各国拥有的资产发生的巨大损失予以“补偿”。

由于美元的无节制发行造成了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不断催生泡沫经济，虚拟经济远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元滥发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巨额的财政赤字，1973～2008年，美国财政赤字累计总额高达5万亿美元。2002～2007年，美国国债发行量一直稳定在5000亿美元左右，2008年则飙升至1.47万亿美元。2002～2007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平均为4270亿美元。然而根据奥巴马政府的预算，2009财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75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重将达到12.9%，为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见图1）。二是巨额的外贸赤字(逆差)，1973～2007年，美国累计贸易赤字为7.5万亿美元。财政和贸易两大赤字使美国得以超经济发行大量的美元货币。世界各国通过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形成外汇储备和美元资金，再用外汇储备和美元资金购买美国国债、企业债、股票及衍生品等，以美元资金进入美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这样，美国通过财政和贸易两个“赤字”，依靠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多发的巨额美元为流通手段，以累积的庞大贸易和财政赤字所形成的大量的金融资产，各国也成为美元帝国的支持者，美国则又以投资等形式拥有各国的资产，形成了一个虚假的、恶性循环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联储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向全球13家中央银行提供大量美元流动性，扮演了全球最终贷款人的角色，俨然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

美元的过度发行造成国际市场上美元泛滥，大量过剩资金充斥于全球金融市场，成为全球金融不稳定乃至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而且，发生危机以后，美国采取了非常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继续毫无节制地发行美元，仅仅1年时间，美联储的基础货币就从8000亿美元增加到了2009年1月的17000亿美元，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又宣布将直接购买3000亿美元的国债。美国的这种行为完全出于刺激国内经济的需要，完全站在美国立场上来处理问题，但其成本却由全世界一起来承担，这是极其不合理的。作为债务国，美国史无前例地颠覆了众多的商业原则，比如商业原则是借债还钱，而在美国这里是借债不还；商业原则是债务人给债权人付利息，而在美国这里是债权人给债务人付利息。美国学者将后一种状况称之为美国的“过度特权”。如果美国不滥发美元，造成美元不断贬值和国际资本流动性过剩，哪里还会产生目前的危机？

2、现行国际金融组织体系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体系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构成，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自它们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正式运行所采取的国际金融制度与货币政策就存在缺陷，当时是以美国和英国两个方案为核心，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货币协调和世界银行贷款方面的决策权操纵在美国、英国等10个发达国家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权被西欧国家所控制，世界银行的领导权长期由美国把持。在1969年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贷款的63%贷给发达国家，37%贷给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常常还附带有经济制度和人权等方面的条件。1978年以后，才确定贷款主要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扩大了职能，增加了帮助发展中国家缓解债务危机和消除债务危机的影响的职能，但其所制定的治理方案仍反映发达国家的理念和要求。

至今为止，现行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体系仍然由少数发达国家（G7国家）操纵，其存在的宗旨和金融救助的规则是以成熟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或者说是发达国家推行其经济金融发展模式和游戏规则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旦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陷于危机需要国际金融机构救助时，其前提条件是相当苛刻的。这既与当前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又缺乏对储备货币发行国行为的制衡机制，造成现行国际金融组织的决策难以反映大多数成员的利益。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例，1945年IMF创立无非是想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希望经由IMF的设立能对汇率稳定、国际准备的供给、国际收支的调整等提供好的解决办法，以便在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重建国际金融市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IMF承担着三大职能：一是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协助成员国干预市场汇率的波动；二是监督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为发生严重逆差的成员国提供资金援助并帮助其执行调整计划；三是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账户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并消除阻碍世界贸易发展的汇兑限制。但是，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缺陷（即特里芬悖论）以及由英美所主导，尽管该体系对二战后的世界经济稳定、成长与国际经济扩张有相当大贡献，但该体系在动荡不安中最后崩溃。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IMF的前两项职能也几乎荡然无存，只剩下了第三项职能。不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间贸易与金融问题的协商与改革，仍然大多数是透过IMF来进行，而且英美对IMF的主导地位也没有改变。目前，IMF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其一，决策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制约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从IMF的议事规则来看，它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运行机构。每一个成员国都有250票的所谓基本投票权，但是，在投票的过程中，还必须根据各国所缴纳份额得到的加权投票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意见。而加权投票权则按照各国所缴纳份额进行计算，具体份额又是根据各国的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当时国际贸易幅度等因素加以确定。由于当时美国是最大的股东，享有17.4%的份额，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通过率，所以美国享有实际否决权。这样的议事规则决定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享有绝对的发言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决策，都必须听命于美国。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发生经济危机之后，总是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加各种条件，从而达到美国所要达到的目的。IMF已经沦为美国的御用工具，其独立性和权威性无从谈起。其二，过多地强调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监督，而对重要发达国家的监督缺乏有效性，所以不能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及时的预警和有效应对。IMF的报告自己承认，IMF在监督对全球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性的国家方面，没有发出足够警告，虽曾指出一些风险，但常常意思表达含混，不够明确和详细，或者声音过于微弱。这种歧视性的监督也导致了IMF与少数成员国之间一定程度的对立关系。其三，IMF的“最后贷款人”①角色缺位。IMF的主要职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稳定其币值并且避免其他国家受其影响，因此实质上扮演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成功的最终贷款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行动速度要快、提供流动性应该是不限量的、得到流动性贷款应该有相应的条件（比如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最终贷款人需要在整个金融体系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充当“消防队”的角色，通过提供流动性克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然而由于在决策机制上的“巧妙”设计，IMF成为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代言人。IMF本来是应该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但是从其在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IMF不仅反应迟缓，而且给出了许多错误的药方，不仅没有使得危机减缓，反而激化了危机。IMF因其决策受少数大国控制以及缺少必要的资源和融资手段，故不能扮演国际最终贷款人角色，使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缺少最后的保障——全球最终贷款人。

3、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第一，监管理念上过分依赖市场的力量。在监管理念方面，部分发达国家过分相信市场，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事实上，无论是几年前的安然事件、世通事件涉及到的问题，还是这次危机前期的部分金融机构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提醒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但多数监管当局并未采取系统性措施加以改正。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忽视了在资本逐利动机下隐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这次危机的演变过程显示，微观主体存在逐利本性，仅仅依靠市场本身力量，要么容易导致资产泡沫，要么就是以金融危机这种破坏性方式清理市场，给全球金融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第二，经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的国别化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日益频繁、国际资本流动加快、金融市场的联动性明显增强，但金融监管却是区域化的，监管当局只能在一国或一个地区内行使监管职能。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监管标准、监管规则和制度、监管框架以及风险处置方法存在差异，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第三，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机制不健全，相关国际组织以及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在国际合作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的平台与机制，监管者对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缺乏了解。这是一个全球性普遍问题。相关国际组织一直以来只是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监测，特别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问题，但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上的作用强差人意。国际金融组织监管职能不完善，监管功能割裂，政策讨论分散于多个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论坛②、国际清算银行、各国家集团)。监管机构决策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各个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主权监管当局之间以及主权监管当局之间在跨境企业的监控、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以及信息交换等方面缺乏协调和合作机制，金融监管机构协调不够。第四，监管体制上存在漏洞。虽然很多国家实现多投的金融监管模式，看起来监管模式比较健全，但由于各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和标准都不一样，造成监管体系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不仅导致监管功能的重叠，同时更出现了监管的盲区。特别是对某些容易产生系统风险的机构(包括评级机构和对冲基金)工具以及市场等缺乏国际监管，存在监管漏洞。银行规避资本规定，将风险推给影子银行体系①(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内的附属实体(包括投资银行、抵押贷款经纪人／发起人、对冲基金、证券化工具和其他私人资产池)，而影子银行体系没有受到审慎监督。在带来金融市场繁荣的同时，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和高杠杆操作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脆弱性，并成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推手。金融机构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度过高，主要评级机构对金融机构和产品的评级结果已经成为金融产品定价的重要依据，但发行人付费的盈利模式使得评级过程充满了评级机构和发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缺乏内在约束机制，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和透明度难以保证。而国际证监会组织和金融稳定论坛等国际组织并未将评级机构纳入监管范围。此外，对对冲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缺乏国际监管也是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加剧振荡的重要原因。

三、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造和重塑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后近30年来，发达国家一直是通过彼此间政策协调和谈判来稳定金融体系，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接受的弱势地位，这是由长期以来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事实上，长期以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缺乏全球参与的民主性，特别是忽视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利益。这也导致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缺乏公平性、公正性和有效性。最近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显著，世界经济版图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现行的国际决策机制趋于落后。在这一关键时刻，国际治理和监管的不健全加剧了全球金融的无序状态，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国家自身也将受害。在此背景下，重塑和改造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使其更加公平、公正、有效，也符合各方的利益。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弱点，但同时也为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提供了契机。因此，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对症下药”的改革，有助于构建更加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形成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新秩序，终将为世界经济和金融健康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1、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打破美元的垄断霸权。美元毫无疑问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事实上的主导货币。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日益暴露出其明显的不稳定性，容易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能适应世界的变化与各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国际货币体系的大洗牌正在各国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重构。美国如果能够自制，能够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角度而不是自身利益工具的角度来运用美元，那么将会有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会给美国的软实力带来提升。但事实绝对不是如此。美国本能地存在着滥用美元国际地位的倾向。这种情况下，只能以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方式，来分散过分集中于美国的全球货币发行权力，产生货币领域的相互制约，从而带来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国际货币多元化则如同多个支柱，可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更大的稳定性。实践证明，欧元的发行对促进欧洲经济的均衡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为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因此，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需打破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和霸权地位，建立“以美元为主导、多种货币并举”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只有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才能共同维持国际市场的稳定。

早在2008年10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峰会上，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就提出了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从全球层面上进行彻底改革的主张。随着危机的深化，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也都明确表示，希望全球经济秩序较少受到美国的控制，提出了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2009年3月26日，联合国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 )在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上呼吁全球领袖应尽快关注就创建新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达成共识，以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在2009年4月2日伦敦G20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认为，当前金融危机证明一个经济体和一种货币占优势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没有国家能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超级控制者”；应在多极化、法制化和考虑各方利益等原则基础上，共同建立公正的世界经济金融新体系；在世界金融中心和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基础上，巩固世界金融体系稳定性。

美国当然不愿意放弃美元地位，并且肯定会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护。但即便如此，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还是要提倡和推动，即使在短期内无法真正形成货币的多元化，但在这种压力之下，美国将会变得克制，将会非常谨慎地对待美元。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英国首相布朗在伦敦G20峰会后表示，G20将于2009年9月在纽约召开第三次金融峰会，讨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等议题。作为一种目标和方向，构建国际货币新秩序从构想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其本身也存在许多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勇气，共同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虽然美元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但国际货币体系终归会向多极化发展。着眼于长远，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一定要取得实质性推动，美国一家说了算，甚至西方七国说了算的历史必须结束，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一定要参与进来，形成新的国际经济格局。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伦敦G20峰会上发表的题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讲话中所提到的：“在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需要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各方应该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订出可供操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扎扎实实推进改革，创造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由于美元拥有欧元及其他货币无法比拟的广阔而深厚的金融市场，因此，尽管目前美元一路下跌，但全世界仍愿意持有美元。基于此，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应由其币值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稳定程度来决定。可考虑在现有美元的基础上加入更多国家、地区的货币，如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等，各国货币充分竞争，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 ）认为，未来货币体系可能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向新的固定汇率制复归，而“金融稳定性三岛”则是其基本架构，即欧洲、美洲和亚洲各自形成货币联盟，然后，三方再形成一个联盟。他认为，只要三方能形成一致的通货膨胀率和分配铸币税的机制，就可以实现三方联盟。三方货币联盟是向世界货币过渡的方式。这种强调在渐进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制的变革在以和平为主题的世界格局中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欧洲货币联盟在命运多舛中能够得以维持下来本身就说明了这一建议的可行性，而正在逐渐形成的美元区和作用不断加强的亚洲金融合作机制似乎也在昭示着这一路径的未来前景。

2、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深和跨国资本流动的增加，国际社会在汇率变动、跨国资本流动、国际收支调节和金融危机防范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日益重要，协调与合作的效率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和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而改变过去由少数发达国家垄断国际金融话语权的状况，扩大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有利于这种协调与合作效率的提升。因此，加快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积极发挥其在维护国际和地区金融稳定、加强金融监管等方面的作用，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参与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在2009年3月13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巴、俄、印“金砖四国”发表共同宣言,要求必须重视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包括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改革进程必须充分反映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保证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地位。G20财长会议公报中便有这样的内容: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确保其能全面反映世界经济的变化。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必须反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增加它们的话语权，从而扩大这两个机构的代表性和合法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2008年4月批准的改革方案，发达国家的投票权重从59.5%降为57.9%，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重则从40.5%上升为42.1%。尽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代表性有所增加，但发达国家的优势仍相当明显，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的要点在于：（1）提高国际金融机构的公开性和重要性。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协调和决策机制更加公平、透明和高效，以使其具备更强的监管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公开所有计划资料，公开进行讨论并接受批评性检查；执行委员会应监督成员的工作。世行行长的选举和任命也应更加透明、公开，决策过程中应更广泛地征求意见。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不是G7或任何其他国家，置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进一步提高基金组织的地位和权力，使之成为一个以灵活方式提供流动性的中央银行，充当全球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其目标应是实现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的协调。除了发挥监督作用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着力消除或迅速矫正由发达的或者新兴市场暂时故障引起的混乱，并防止传染的蔓延。世界银行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健全衍生品市场，制定对风险管理的全球标准。（2）必须改革提款权和特别提款权制度。应按照世界各国贸易比重重新分配提款权，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发行和使用范围，使之成为国际储备与支付的重要补充手段，避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汇率发生过大幅度的波动，有利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稳定。(3)对IMF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经济绩效进行提高，首要的在于制定各种硬性指标并有效推行。而IMF自己提出的强化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四个动议是：一是IMF决定鼓励成员国推进其政策的透明度，引进新的政策指导方针，并通过推动双边或多边性监督，解决金融脆弱性；二是IMF承诺通过改善和推行国际标准，支持各国金融部门的结构性改革来加强全球性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三是IMF计划通过推进私营性部门的发展来限制道德风险并强化市场纪律；第四，IMF将对汇率制度及资本市场的开放顺序展开集中性研究，并对基金的融资便利设施、金融资源和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4）重新确立国际金融机构决策的基本原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事安排和股份比例上应进行调整，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在IMF中，美国的分量与其承担的义务及能力存在严重偏差，它占有的16.77%的投票权份额与众多规则中要求取得85%以上认可的规定实际上形成一票否决权，妨碍了更加公平、有效机制的建立。因此，改革IMF投票机制，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修改IMF的决策规则及管理体制，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和管理等应是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方向。

除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外，还应强化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及国际清算银行等组织。尽管这些组织在相关领域的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它们对各国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引导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且彼此间的协调也存在问题，依然存在很大的改革空间。

 3、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缺陷。因此，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国际金融监管监管体系改革遵循的原则应是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维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强化对所有金融从业机构的监督、规范和问责。任何新的金融机构监管体系均应建立在运作良好的国家以及区域机构的网络之上，并且应从全球视野进行抗周期性的国际监管，以便在繁荣时期防止金融杠杆过度使用，同时防止资产泡沫助长信贷扩张。（1）设立美元发行的国际制衡机制。美元自由发行的恶果表明必须对各国货币尤其是国际货币的发行进行规模限制，应以经济规模和黄金储备为标准适度发行，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货币供应量的巨幅波动，避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所导致的各种弊端，减少其对经济金融的震荡与危害。与其去设计什么“超主权的货币”，敲山震虎，还不如直接对症下药，直接在制约美元的发行上建立一种负责任的可行的机制。我们认为可以倡议设立“影子美元”，以此来制衡美元。所谓“影子美元”是以“G20国”为基础，按照各个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地位，设计相应的比重组成 “一篮子货币”，并与美元建立固定的兑换比例，以此来制衡美元发行的规模。与特别提款权不同的是，“影子美元”是一种虚拟货币，本身并不具有储备货币的功能，而只是用以监督美元的发行规模，当美元的发行超过“影子美元”的时候，“G20国集团”有权力形成惩罚美国的决议。这样，给美元无节制的发行带上一个“影子货币”的枷锁，同时，承认美元依然作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的事实，显然比起什么“超主权的货币”来，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2)制定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推进，跨国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增加。但是，主要储备货币国央行和国际金融机构都未发展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际监督管理机制，致使全球资本无序流动，投机性资本丛生。这增加了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危机的破坏性。要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制定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标准、预警系统和风险防范体系，共同关注和追踪跨国金融活动和资金流动，着重对离岸金融、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统计与监测。设立一个更有效的会计准则以评估公司资产，建立金融预警机制“甄别”类似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等危险投资品，强化对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3)开展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应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应记取本次金融危机教训，改变“监管越少越好”的理念，在承认市场治理作用的同时看到其盲目性，主动加强监管，消除金融监管真空，特别是加强对信贷金融机构，即中介服务机构等非传统对象的监管，并加强国际监管协调。 (4)设立国际监管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投资者群体的国际化，需要一个国际机构协调国家层面利益，实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管，以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有学者倡议成立国际监管者学会，集中全球金融监管专业人士，共同扫描全球性金融巨头的资金交易行为，及时发现高风险金融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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