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克.弗里曼在《传统与对自我和文化的记忆》一文的开头写到：柏林这座城市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好像大家都在对过去的罪行进行没完没了的、痛苦的集体反思似的。”大屠杀的话题“是如此地存在于他们的理智和感情之中，实际上甚至是‘无所不在’的”，“仿佛整个柏林社会一直还在对过去的情况进行检讨似的。”（《社会记忆》，第3页）

在北京的街头、北京的社会，我们能够发现对于这个城市曾经发生的苦难的类似反思和检讨么？比如，“文革”的话题是否“无所不在”地存活于北京人的理智和情感中？如果没有，因为什么？

2、

过去是否会以某种方式被写进当代？哪些过去会被写进当代？它们被如何写进当代？过去是否以一种根本的方式存活并发挥影响？如果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教科书、出版物、教师以及国家博物馆，都刻意回避、刻意不再提及某些历史，刻意抹去某些记忆，比如“反右”和“文革”，那么，“反右”和“文革”还会作为记忆被承传下来并发生影响吗？特别是没有经历过“反右”“文革”的一代人，“反右”、“文革”的记忆怎么才能传承下来？

很多研究二战的历史学家指出：没有经历过纳粹暴行的一代人，其生活史深受别人——特别是纳粹暴行的受难者——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承传下来的过去——的影响。我想，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也是如此。他们对自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他们的身份认同，都深刻地受到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的记忆叙述的影响，但是，谁在认真负责地进行这样的叙述呢？

3、

麦金太尔说过：“我从我的家庭、我的城市、我的部族、我的国家的过去继承了许多债务、遗产、合理的期望和义务。它们构成了我的生活状态和我的道德出发点。”（《社会记忆》第11页）

这就是说，历史的传承，记忆的延续对于塑造一个人一个社会的身份认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史总是被纳入我从中获得自我认同的那个集体的历史之中的。我是带着过去出生的；…….若是试图脱离这种过去，那就意味着要改变我当前的关系。拥有历史认同和拥有社会认同是一码事。…….所以我的根本部分就是我所继承的那些东西，即一种特定的过去，它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于我的历史之中。我把自己视为历史的一部分，从完全一般的意义上说，这就意味着我们是一种传统的一部分，不管我是否喜欢这种传统，也不管我是否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同上）

但是，如果我们家庭、我们的城市、部族以及国家都患了健忘症怎么办？如果从家长、到教师、到国家博物馆，都把至关重要的历史、记忆，特别是本民族的灾难性历史和记忆都刻意回避、掩藏和篡改了怎么办？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仍然继承了传统，这就是健忘的传统，就是回避自己的苦难历史的传统，阿Q的传统，瞒和骗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