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是多元化的福利社会
康新贵
摘要：社会主义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从政治方面说就是人人平等的享有政治权利和义务，平等的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平等的享有参与、管理社会的各项权利；经济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共同生活富裕；文化价值观念上追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个人的信仰自由等。这种价值追求的概括性实际结果是普遍幸福主义。对当今中国社会来说，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级：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劳动者阶层又可细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其中劳动者占90%左右。要实现普遍幸福，就不能不考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阶级的生活状况。如何提高中国的劳动者阶级尤其是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的生活并使之达到当代应有的水平？是采用公有制计划经济还是私有制市场机制的社会结构？本文在对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以及当代社会结构比较分析后认为，当今社会控制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因素呈现多元化的状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多元化是当代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实现普遍幸福的唯一现实的途径是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同时，福利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的初级形式。尤其在当今中国，因内需不足已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下，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应当成为一项基本国策，理应写入宪法，成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
关键词：价值目标 基础性结构 四个阶层 多元化的福利社会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追求目标是人人平等的享有政治、经济、文化权利。
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价值追求目标，正因为有不同的追求目标，因此在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就出现不同的方式。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分为血缘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方面，其中血缘关系是一种低层次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是高层次的社会关系。社会大系统在宏观层次上说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组成。不同群体的人的社会生活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主要方面。因此，分析社会的价值追求目标，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入手。
社会主义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呢？从政治方面说就是人人平等的享有政治权利和义务，平等的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平等的享有参与、管理社会的各项权利；经济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共同生活富裕；文化价值观念上追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个人的信仰自由等。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文化系统的发展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既不能超越也不能滞后。这里强调“相适应”而非经济基础必然的“决定”政治、文化系统的发展以唯一的状态存在。比如一块钢铁可以制作成门窗、桌椅、设备等等，但不能用以制作直接能吃的食品等等，这就是相适应。也就是说在同一个经济基础上有可能建构不同的政治、文化系统。
经济的首要问题是财产权利的归属问题。所有制问题从财物出现剩余的那时起就一直困扰着人类。原始社会没有多少剩余物品，人类也就没有这种苦恼，但也没有幸福、安全、有保障的生活，时时处于物质缺乏的危机之中。产生了剩余财富，自然也就产生了归谁所有的问题。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靠强权霸占社会的剩余财富，政治上也就只能是靠强力维持统治，不可能实行人人平等的享有政治权利，文化价值观念的追求以满足这种统治为目的，不可能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尽管在封建社会也有不少“两袖清风，秉公断案”的清官，但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追求目标。
财富在今天的社会里依然是稀缺的，拥有财富，意味着拥有了高的社会地位，这不仅表现在个人的消费方面，更重要的表现在对社会运行的支配和影响上。尤其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之间也就不可能真正的享有平等的政治和文化权利。资本家阶级及其附庸或同盟与劳动者阶级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不同或对立，使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可能形成一致的追求，实际情况是只能在一定的时期内形成以何种价值观念为主导的文化价值体系。
马克思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认为社会的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起因于不同的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资本家阶级以占有生产资料的优势社会地位而剥削工人。他看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丑恶和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因而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私有制经济，建立公有制经济，以便实现经济上的平等而实现政治、文化权利的平等。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了私有制经济的丑恶，却又产生了权力的异化问题。在公有制经济社会里，每个公民不可能直接行使管理公有财产的权力，只能把权力让渡给代理人代为行使，而代理人在运用权力支配财产的过程中产生严重的权力异化。资本家阶级被消灭了，官僚集团产生了，所不同的只是从表面看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官僚集团只拥有管理支配权，但在实际上，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官僚集团全部享有，资本家拥有所有权而拥有这四项权利，官僚集团也拥有这四项权利，所不同的是资本家会珍惜这四项权利的运用而使财产发挥最大的效果，使社会的经济总量增加，而官僚集团则不一定，他们可能因计划的失败不能发挥财产的最大效用，也可能用权力进行寻租而中饱私囊。在私有制经济社会里，工人阶级有可能与资本家阶级斗争，如通过罢工等等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在公有制经济社会里，只能期望官僚集团能够考虑普通劳动者阶级的利益而作出相应的安排。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远比资本家个人之间及其同盟之间的耦合更为紧密，一个企业中的工人很可能与资本家斗争一番，但不可能与官僚集团斗争，只能期望官僚集团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往往只是一种美丽的期望。当官僚集团的权力异化走向极端的时候，普通劳动者阶级实际享受到的政治民主权利、经济利益和文化权利，远低于在一个正常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能享受到的水平。私有制经济国家普遍所允许的一定程度的结社、言论、新闻自由以及游行示威、罢工等等在前苏联等公有制经济社会里都是所禁止的。
私有制经济所产生的阶级不平等和公有制经济所产生的集权专制一样剥夺了普通劳动人民的政治民主权利和经济文化权利。对广大普通劳动者阶级来说，是私有制好还是公有制好？这个问题困扰着一切有良知的贤哲们，更困扰着普通劳动人民。
马克思恩格斯认真的思考着，列宁、毛泽东、周恩来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着，但最终普通劳动人民都未能实际过上领袖们和劳动人民自己所期望的那种生活。对于“主义”，劳动者阶级是弄不懂的，他们弄不懂也不想弄懂更不可能弄懂，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有几十卷，毛泽东也有五卷，现在又有了一些著作，这对每天要工作的普通人来说读一遍领袖们的著作都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况且领袖们都未搞清楚的事情，普通劳动者又如何能搞明白？对普通劳动人民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实际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绝非是实现某种主义。是实际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也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目标，如果不能实现这个目的，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对当今中国社会来说，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级：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劳动者阶层又可细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国家管理人阶层，即由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在1999年，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2.1%。资本家阶层。主要由大、中资本家组成。在1999年，以大、中私营企业主构成的资本家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0.3%以下。中产阶级——即中间阶层，从来源上看，包括“传统的中产阶级”和 “新中产阶级”：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左右。劳动者阶层。这个阶层被细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贫困型：主要指贫困山区的农民、年老体弱和无技能的城市下岗职工、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等。这部分人的生活极为贫困，是绝对生活贫困者。他们的年收入在3、4千元左右甚至更低。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员总数有6500万人左右。在城市中，形成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尤其是那些40-50岁左右的中年失业者及其家庭，这部分人的夫妻双方大部分只受过初等、中等教育，过去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体力工作，现因公司不景气破产或停产、半停产，这部分人既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新的经济增长产业，需要较高的文化程度，他们对此也没有任何机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的淘汰者，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工资收入，同时也失去了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从整体上说，他们的出路将会越来越难，他们比那些已退休的职工、比有一块承包地的农民更为困难，贫困型劳动者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温饱型：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体力劳动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业的产业工人、服务行业中的普通服务员、建筑业的民工、自给自足的农民、小个体户、普通营业员等。因地区分布的不同，他们的收入也有所不同。在发达地区，如广州，他们的年收入在1.5万元左右。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0%左右。发展型：是指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是劳动者阶层的最高层。典型的如技术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中介行业中的一般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个体工商户、中小学教师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知识、技能性劳动为主。在发达地区，如广州，他们的年收入在4、5万元左右、在内地，在2.5万元左右。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整个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中产阶级占7%左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⑴劳动者阶级是绝对的绝大多数，这90%的人生活水平好不好将说明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好不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当追求这90%的劳动者阶级享有与其他阶级平等的政治民主权利、生活上的富裕和对文化生活的享受。劳动者阶级如果实际享受了这些权利，其他强势阶级就更不用说了。
社会主义在在经济方面的价值目标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共同的生活富裕。不论是私有制经济还是公有制经济，劳动人民的富裕都只有可能是生活方面的富裕，即在一般的道德水平下，以保证正常的生活质量为目的正常的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和一定程度的满足，不包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私有制社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在公有制社会，只是名义上生产资料归全体国民所有，但无实质性的内容。
二、公有制经济体制下的权力异化、集权专制与多元化社会的权力分散社会化。
私有制的贪婪、剥削和公有制的权力异化、集权专制都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实现，尤其是对劳动者阶级。遗憾的是人类在这个问题上别无选择，不能完全超越这两种体制进行选择，只能在某一种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
在单纯的公有制经济社会中，经济支配权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同时掌握在一个统治集团手中，如此，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被完全耦合在一起而统一由一个官僚集团控制。现代组织结构的有效形式是金字塔型结构，权力最终被控制在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手中，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一切取决于位于顶端的少数人的个人素质、好恶、价值观念的追求、决策水平的高低等等。是人都会犯错误的，个人的错误就变成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错误。从经济上来说，计划经济是政府以计划或行政手段直接支配资源，一切资源的使用都在政府的不同程度的管制下。要通过这个机制来实现资源的最佳效率，政府至少要满足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必须具备充分健全的信息系统，保证信息的全面准确、及时，包括资源的供给状况及变化、不同产品的生产技术及各种可行的要素组合方式、不同个人的偏好等等；2.有庞大的且素质、效率极高的管理队伍；3.计划能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要求，并能符合每个个体（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偏好；4.完善的管理，保证计划的实施和落实。⑵现实中的政府不具备这些理想化的条件，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计划本身缺陷造成经济失败，导致劳动者阶级实际生活水平的低下，再加上权利寻租的腐败和对劳动者阶级的政治文化权利的控制和压制，社会也就不可能实际实现预先假设的公平正义，这使普通劳动人民产生严重的不满情绪。实际实践表明，以前苏联为首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满足人民日益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私有制经济社会中，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社会里，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相分离，至少是不同时掌握在相同的少数人手中。这种控制社会权力的分散使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产生了相互制衡的可能性，这种控制社会权力的分散使一定程度的民主成为现实和社会价值目标的追求产生多样性。至少在资本家阶级内部以及其同盟者中产生一定程度的民主，同时政党政治制度的产生，使官僚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相互之间的竞争有效的避免了少数人的专制。尽管这种竞争、民主还不是完全平等的民主，尤其是社会的中下层及底层还远远不能与强势阶级享受平等的权利，然而它毕竟有效的摆脱了少数人专制的控制，这在一个单纯的公有制经济社会里是很难长期作到的事情。
从控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私有制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有了很大的不同。在现代影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不仅有生产资料，还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产品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科技含量的竞争和经营策略的竞争，这使得在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本的因素越来越重要。拥有不同人力资本——管理、营销、技术、社会网络的个人拥有了一定的对企业的控制权。这种对企业的控制权的分散必然影响对整个社会控制权力的分散。而资本主义初期的私有制，生产资料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拥有生产资料，便拥有一切，在那个时代，一切由资本家个人决定，国家机器完全是资本家阶级的代理人和同盟，民主仅限于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同盟的范围内，资本家阶级没有必要同无产阶级妥协。整个社会分化形成两大对立的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矛盾尖锐而不可调和。马克思正生活在这个无产阶级悲惨的时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只能提出消灭万恶之源——私有制。
随着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以及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化、精细化的发展和分工，影响、决定企业和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本的重要程度的增加，拥有不同人力资本的个人形成了不同的阶级，以企业经营管理层、技术专家、学院及研究机构的科技人员、政府行政业务管理人员等为主的人群日益增大，当他们的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一定比例时，就成为一个对社会举足轻重的阶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组成结构，控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权力的分散使民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就开始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并逐步占据主导性地位。中产阶级部分来源于资本家阶级的家庭，部分来源于社会低层社会家庭，而资本家家庭毕竟是少数，中产阶级与位于低层的劳动者阶级有一定的天然联系，他们既服务于资本家阶级，又直接行使对劳动者的管理，这使得中产阶级有可能成为联系资本家阶级与劳动者阶级的纽带而倾向于采用温和的方式部分解决资本家阶级与劳动者阶级的矛盾，使企业或社会能够维持下去而不致于因阶级关系完全破裂使社会动荡不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表现为中间阶层是介于高层和底层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解；其次，中间层代表温和、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发展的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这个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的社会群体，当这个群体在人数上成为社会的多数时，其生活、消费方式就保证了社会有庞大、可持续增长的消费市场，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稳定、持续的有力保障。所以，一个稳定、优良的社会阶层分布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即中间阶层人数较多，大资本家阶层和社会底层占较小的比例。而这种社会结构，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不存在的，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家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而无中间阶级的调和。
在私有制经济里，资本家阶级之所以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尖锐对立，主要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生活日益贫困化而看不到改善的前景。按照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依次序上升。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社交需要；4.尊重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⑶在人的需求的五个层次中，生理和安全需求是低层次的需要，是人的本能的对生命延续的需求。在同一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对低层次（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构成了社会平均的低层次需求水平。如果个人与社会平均的低层次需求水平之间的差距过大，其满足程度过分的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会使人产生强烈的对低层次的需求，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前苏联和中国在上个世纪中叶前的暴力革命，都起因于在利益分配中，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所得不足以维持最基本的生理安全需要而被迫参与暴力革命。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开始建设福利社会。尤其是二次大战后，以苏联、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迫使私有制经济国家加快福利社会建设的速度，以防止社会底层的贫困化而产生暴力革命。遗憾的是由于公有制经济国家由于权力的异化和集权专制而未发展起来，人民依然贫困，依然是私有制经济国家的劳动者阶级却因为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更多、更快的得到了社会福利，提高了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这真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社会主义的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在单纯的公有制经济社会中，社会上只有两大集团，官僚集团和普通人民，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只有职业的区分而无阶级之分。控制社会的全部权力控制在官僚集团手中，同时官僚集团又是名义上的劳动人民的代理人。在权力未出现异化的阶段，这个集团也能够实行一定程度的民主，能够为劳动人民服务，当权力出现严重异化的时候，这个集团从整体上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实践表明权力的异化出现的太快也很普遍，行使权力最好的阶段是未掌握国家的全部政权之前，在掌握全部政权之后，好景不长很快全面异化。这也是因为在掌握政权之后，同时掌握了国家的经济控制计划权、政治决定权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权。这种集权状况以及现代组织的金字塔型结构，不允许其他政治组织与其相抗衡、竞争和制约，这种集权状况很容易产生专制和权力寻租行为，使权力严重异化。实践表明这种异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权力的异化使位于被统治地位的劳动人民不可能有效的行使选举与被选举权和监督控制行使权力的代理人。如此，官僚集团成为只是名义上的劳动人民的代理人而实际已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西欧、北欧的多元化社会为社会的中下层提供了较好的福利而避免了大规模的贫困化，这一点，在公有制经济里始终都未能实现。否则，也不会发生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巨变和中国的改革开放。
三、当代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多元化，当今社会称为“多元化社会”比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更为合理。
社会发展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绝非是一种纯理论。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拥有奴隶和土地等全部财产，奴隶则一无所有且无人身自由。社会由奴隶主贵族所控制。这种控制是排他性的和唯一的，既控制社会的力量是单一的，一切由奴隶主贵族阶级决定。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政治上实行高度集中的皇权统治，一切权力归皇帝，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高度集中、绝对集权的皇权专制，控制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控制社会的力量也是单一的。在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系统中控制社会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资本，哪个阶级拥有经济资本，便拥有控制社会的权力，拥有一切。在政治上，由资本拥有者——资本家阶级的代言人组成政府，颁布法律、制定政策、作出行政决定；文化价值观念上则追求资本家阶级的价值观念，以自我为中心，是胜者通吃的丛林法则；经济上则表现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种资本对社会的控制，虽不及皇权专制统治封建社会那样的绝对，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的控制是主导性和决定性的，社会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主要受拥有经济资本的阶级控制，资本家阶级及其代言人政府控制了社会的主流。这种统治在本质上同样是排他性的和唯一的，是单一制的。以前苏联、中国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政治上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领导，意识形态上以实现政治统治为宗旨。历史事实表明，这种对社会的控制，也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在当今社会，控制社会的力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控制社会的因素不再是某种单一的力量。控制社会发展演变的因素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和发展趋势。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由单一的资本拥有者控制公司到经济资本、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共同控制公司的命脉，即由单一制控制因素到多元化因素控制。这一变迁必然反映到宏观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上，引起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念上的深刻变化。经济因素的多元化，使其拥有不同资本因素的人群形成不同的阶层。不同阶层对控制社会的稀缺资源的争夺，必然反映到政治舞台上，各种代表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便活跃在国家政治体系的各个层次上；同时，不同阶层因其社会地位的不同，对社会期望的不同，其价值观念、对社会公正、正义的理解和认同也就有所不同。这种价值观念、价值追求目标的不同，使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融合的状态和发展趋势。在一个阶层多元化的社会里，各阶层必须共同生存在同一个社会大系统中，这就要求各阶层、利益集团之间除了争夺、斗争外，还要相互妥协达成各方都能基本接受的共识，使社会大系统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机会和时间。可以这么说，多元化是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这种控制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的多元化，使民主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成为可能，这种控制社会因素的分散有效的避免了集权专制的产生。随着中间阶级的不断壮大和发展，社会大系统趋于稳定发展，这种状况在单纯的公有制经济社会里是不可能出现的。
社会的名称应当体现社会的本质性内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些名称，都很好的体现了所代表社会的本质性内涵。从社会结构上说，当今西方各国，在本质上已不同于资本主义初期的私有制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是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各种因素和力量。这种多元因素控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再冠以“资本主义”社会已不相符合，至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名称，也不能体现其本质性的内容，称为“多元化社会”可能更为合理。北欧各国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名称与实际社会结构无任何实质性的关联，词不达意，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传统名称，而称为“多元化的福利社会”能够很好的刻画其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当今中国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下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概念上实在是过于模糊不清，我们如何能建设好一个概念模糊的社会？中国社会也只能称为“多元化社会”，只是中国目前尚处于多元化社会的初期，多元化控制的状态还未形成，目前依然是政府主导型社会。
四、社会主义社会或多元化社会对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追求的概括性实际结果是普遍幸福主义，实现普遍幸福的基础性保障是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
王占阳教授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是普遍幸福主义，这种价值体系包括使广大社会成员能够普遍享有效率、公平、富裕、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道、正义、民主、自治、和谐等等基本价值。⑷ 普遍幸福主义实际上是追求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概括性实际结果。社会主义首先应当从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上进行分析，其次从社会所采用的具体结构上进行分析。这里，实际的社会结构服务于社会的价值目的，是为了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而人为的采用某种社会结构，而不是仅仅为了实现某种预先理论假设的社会结构。单纯的公有制经济是一种未经实践检验的假设的理想结构，是马克思为了反对私有制经济而提出来的理论假设。这种假设后来在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都失败了，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对社会主义的创建来说，社会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化，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个目的是必须要坚持的，否则建设社会主义有何必要和意义？至于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并非必须坚持，只能是在实践中以能否实现目的而进行不断的修正。
如何实现大多数人的普遍幸福？实现的途径可能有两种，一是建设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二是在公有制为主导的基础上的民主计划经济。前者至少在西欧、北欧各国得到实践和认可，当然我国的多元化社会可能会与这些国家有所不同，但多元化作为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以及对当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而民主的计划经济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几十个国家几十年的经历表明这种民主的计划经济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不可能长久，在当今中国，客观上是否允许再拿出几十年的时间去做试验？有多少人会赞同去做试验？且不论如何将外资企业纳入计划？如何对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进行计划？如何计划同类产品的竞争等等一系列计划本身就难以解决的问题。
多元化社会，比单一因素控制的社会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机会和可能。允许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激发了人们的投资热情，增加了社会经济总量和增长，私有制下的权利、义务责任的明确性，使财产可能按经济规律本身的要求发展，使财产发挥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一点在计划经济里很难作到。但私有制经济，尤其是不发达的私有制经济社会，生产资料依然十分稀缺，生产资料的私有权依然是控制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这使得资本家阶级利用其优势地位严重剥削工薪阶级的劳动收入。这是国家管理人集团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建设福利社会缓和阶级矛盾，还是听之任之甚至同流合污而发展权贵经济？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在政府主导性的社会里，权力的滥用则必然产生官商勾结、严重侵害经济和社会发展、侵害劳动者阶级利益的权贵经济。诸如国有资产的贱卖、陈良宇社保基金案、赖昌星案等等大案层出不穷，都是权贵经济的必然产物。这正是行政权利直接支配资源所带来的恶果，是制度性腐败，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在权贵经济里，劳动者阶级的利益遭受双重剥夺，资本家的剥削和官僚集团的压制。在这种状况下，劳动者阶级不可能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的权利、实际生活上实现富裕和对精神生活的享受。中国目前对市场机制、私有制的争论，部分起因于目前存在较多的官商勾结产生的权贵经济，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妨碍人们对市场机制和私有制的认识。
现代国家有两个基本职能，一是对外安全，一是对内安全。对外安全就是抵御外寇，对内安全就是调节国民收入、建设福利社会，以保障社会中下层的基本生活水平，缓和阶级矛盾，使社会平稳发展。尤其在我国目前，劳动者阶级已沦落为弱势群体，他们自身的生理、安全的低层次需求，包括住房、养老、医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都不能完全靠自己解决，尤其是温饱型劳动者和贫困型劳动者。他们急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福利帮助他们解决这些生活上的必须要求。而他们之所以陷入贫困化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不公平。这里横向比较可能更能说明问题。目前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40%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在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⑸瑞典的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次大战战后初期为1比1，六十年代为2比1，七十年代为3比1，八十年代为2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⑹中国的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为0.65比1。⑺我国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的比例显然是偏低和不公正的。这种初次分配上的不公正，使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支出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建设福利社会的价值观念。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30%左右。在英国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中，社会保障支出约占32％，卫生及社区服务支出约占17％，教育支出约占12％；⑻2004，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5％，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为75％；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⑼利益分配不公，使贫富差距不正常的加大。基尼系数已达0.47，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警戒线为0.40）。⑽同时，由于物价的上涨速度高于劳动者阶级收入水平的增长，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劳动者阶级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没有同步提高甚至有所下降，这是当前相当一部分人对改革持怀疑态度，对改革争论加剧的基础性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各阶层普遍或多或少的享受了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利益，因此社会普遍支持改革并积极的参与。
在劳动所得与资方所得的比例和社会福利的投入上，我国的水平是很低的，这是劳动者阶级普遍贫困化的主要原因。劳动者阶级依然贫困化，这与社会主义社会或多元化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严重不符。多元化社会要求各阶层共同生存，共存的最起码的基础性保障是人的生理、安全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且达到当代应有的水平，这就更加需要加快步伐建设福利社会，否则何以共存？何以和谐？
从民主的角度来说，民主的核心原则是多数人的统治，而中国的多数人——劳动者阶级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调整国民收入的第一、二次分配，使之达到当代应有的公平正义水平，解决他们具体的生活困难且达到当代应有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普遍幸福，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所必须追求的价值目标。而建设福利社会，是实现普遍幸福的基础性保障。
二次大战后的西欧、北欧各国，都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充分的利用了私有制下责任清、权利明的优势，使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同时，允许劳动者阶级通过行业工会等工人自己的组织与资本家进行谈判和斗争，允许工人用罢工等较为激烈方式争取自己的工资收入，调整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又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进行调整，通过建设福利社会使劳动者阶级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我国是一个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执政的国家，在政治上应当具有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调整国民收入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可能性。如果按照民主的核心原则——多数人统治的原则，以建设一个以劳动者阶级为主导的、包容其他阶级的多元化的福利社会为导向，可能会比西欧、北欧各国做的更好。
五、改革的三条道路：一是回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二是维持现在改革方式，三是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福利社会制度是这种分配制度的初级形式。
改革是对制度的创新和扬弃,制度是规定人的行为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改革从实质上说是确定利益分配的过程和结果，改革的目的决定了改革的方式。换句话说，让谁受益的目的决定了如何进行改革。改革或者说可供我们选择的道路大体上有三条：一是回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其经济总量发展太低，也不能为个人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一些人主张搞民主的计划经济，也能把经济搞上去，但迄今为止，未有一个成功的典型。二是维持现在改革方式。目前的改革在发展了经济总量的同时，已造成严重的二极分化，基尼系数已达0.47。且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的低层次的生理、安全需求未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这是极不合理的，这使他们对改革产生不满情绪。如果要讲民主，如此改革则不可能继续进行，坚持如此改革，就只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既得利益者对利益受损者专政。而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很难想象，一个由温饱型劳动者为主体的弱势劳动者阶层，如何实现统治国家的权力，所以只能是强势阶级的统治。这种《宪法》规定与现实的长期相背离，更容易使人产生不满情绪。三是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
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尽管这个理想在今天还远不能实现，但它作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理想是不能放弃的。正如物理学中的理想状态，汽油发动机通过汽油的燃烧产生热能，并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最理想的状态是100%的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目前的转化率大约只有30%左右，但100%的转化——这种理想状态是科技工作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正是在这个理想目标的召唤下，科技工作者们正在付出努力，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将转化比例提高。尽管最终也不可能实现100%的转化，但99.99%的转化率，也是十分理想的成就。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最高理想状态，正是人类社会，尤其是劳动者阶级及其政党应当追求的目标，最终可能也无法实现“完全的按需分配”，但大部分的实现将会使劳动者阶级获得极高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这个理想是劳动者阶级的政党应当追求的理想目标，离开了这个理想，劳动者阶级的政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资本家阶级已经过上了基本上能够“按需要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生活，而劳动者阶级政党存在的必要就是站在劳动者阶级的立场，为劳动者阶级谋取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瑞典社民党是全世界劳动者阶级政党的榜样。瑞典社民党党纲指出：瑞典社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强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的要求的对手。”⑾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上来说，瑞典社民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因为社民党不仅在理论上旗帜鲜明的坚持做劳动者阶级的代言人，在实际行动上，在其执政的过程中，极大的维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1.社民党长期执政并坚持进行社会变革的结果使瑞典在西方国家中成为社会差距最小、社会再分配程度最高，而工资和奖金收益之类的市场收入占职工可支配收入比例最低的国家。2.社民党把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中间站”，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将其推广到人生的全过程和全国人民。企业每年按法律为职工交纳社会保险费后即不必再为其生老病死操心。而职工无论干什么工作或居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享受到大体相同的社会保障，因而对经济结构变革和社会变革持欢迎态度。 3.社会差距较小。长期以来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在收入政策上照顾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贫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社会两极分化。”⑿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在目前不可能实现，但一个理性、人道的社会应当尽可能的为社会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提供不确定上限的福利服务，以使他们不断的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瑞典为国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墓地”的整套社会福利，这个福利政策，主要是有利于位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因为资本家阶级不需要这个福利。或许在其他国家，受经济发展状况水平的制约，目前还不能提供如此优厚的社会福利，但作为人类理想的最高目标的追求者，这是目前应当追求的目标，为劳动者阶级建设福利社会。
总而言之，福利社会制度是按人的低层次需求（生理和安全需求）进行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即按人的全部合理需求进行分配。因此，从社会财富的分配角度讲，福利社会制度是“按需分配”制度的初级形式。
六、当今中国制约经济发展的颈瓶是内需不足，扩大内需应当是一个基本政策，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是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花钱。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是实现扩大内需的基础和前提，理应写入宪法，成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
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内需不足，这已是全社会形成的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和共识。近来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学者们反复强调要扩大内需，促使经济增长。然而如何能够实现扩大内需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有学者说，中国经济增长80%依靠出口，官方承认的数字是60%，如何把这个出口数字消化为内需？
内需有二种，一是投资，二是个人消费。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直接生产个人消费品或者生产个人消费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等，归根结底，源头是个人消费品的被购买消费。很明显，如果个人消费能力不足，投资生产的消费品或为生产消费品而生产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就会发生产品积压和滞销而影响投资的效益，从而影响人们投资的热情和信心。个人消费能力的不足，致使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和残忍，在个人消费品需求总量不增加或少量增加的情况下，同类产品的企业投资（包括扩大生产规模和新建企业），总是几家欢喜几家忧，社会总经济效益没有响应的增加。
个人消费品的消耗，需要个人购买消费品，实现个人消费有二个基本前提：一是个人要有钱，二是敢于进行花钱消费。目前的中国人——确切的说是在国内生活的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扩大个人消费的数量和质量而拉动经济的增长？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认真的查看目前中国人的构成和他们的收入支出情况。
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级：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很明显，在四个阶层中，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的个人消费水平已经满足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需要，大幅度的增长个人消费的数量总额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因此这部分人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的总量不会有太多的增长，况且他们毕竟是少数人，消费数量有限。占总人口90%的劳动者阶级，他们的实际消费水平，包括数量和质量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对生活的需求和期望，他们最有可能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大量购买商品使企业的产品销路畅通；但他们也最不可能增加购买商品的数量和提高消费水平，因为他们没有钱或者有一点钱而不敢花。对温饱型劳动者来说，他们除了购买低档的生活必需品外，已没有多少剩余的钱可供个人消费，况且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或者干脆没有能力进行考虑安排，他们目前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个人消费；对于贫困型，不说也罢；至于发展型劳动者，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外，他们尚有一些存款结余，但面对高昂的学费、医疗费、住房以及对自己未来养老生活的考虑等等，使他们捏紧了手里的一点存款而不敢消费。他们中三十岁左右的人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买房，四十左右的人面临的是子女的学费、本人及家庭的养老、医疗、以及个人可能被淘汰被迫提前退休的生活问题。这一切，使这部分人也不大可能在目前大幅度提高消费水平。如此，占总人口90%左右的劳动者阶级目前没有能力增加个人消费，占总人口10%的强势阶层没有增加消费数量的需求，这如何能够实现扩大内需而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让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进行消费，扩大内需就是一句毫无实质意义的空话。
扩大内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战略政策，应当是一项基本政策。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水平和支出能力，是实现这一基本国策的关键和前提，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发展，而不仅仅是对劳动者阶级有利。过分的依赖出口，一旦出口不畅，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产品积压而导致企业破产倒闭，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和支出能力，表面上只是减少了资本家的收入和国家财政支出中增加对劳动者阶级的福利支出，似乎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阶级而不利于强势阶层，但劳动者阶级收入和支出能力的提高必将使经济发展获得强劲的内需这一基础性的国内市场，使企业获得长足发展的有利环境，可有效的避免国外打喷嚏，国内就感冒的连锁不良反应。对此，社会必须也应当作出抉择。
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是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花钱。西方国家在二次大战后纷纷走向了建设福利社会的道路，福利社会不仅仅是对劳动者阶级有利，恰恰是福利社会使劳动者摆脱贫困后有钱并且敢于花钱而不断的增加内需，拉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整个资本家阶级减少了当期收入，国家财政支出中增加了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换来了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投资环境，从而使经济获得稳定的增长，当然，阶级矛盾也由此得以缓解，社会也因此获得实质性的稳定。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也仅仅为百分之十几。绝大部分还是靠生活在国内的人进行消费来实现的。不论是哪一个国家，大富豪仅仅是一少部分人，他们个人的需求数量毕竟有限，个人消费品的购买，还是要依靠立足于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福利社会，正好实现了依靠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断的进行消费增长，增加对商品的购买而使企业的产品畅销，从而拉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中国目前要扩大内需，关键是首先要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能力和支出能力。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实现了福利社会。中国为什么不提这件事呢？即使目前实现不了，也应当将其作为一个奋斗目标来对待。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是实现扩大内需的基础和前提，理应写入宪法，成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
从哲学意义上讲，普遍性是人类共同具有的共性，特殊性是地域的、民族的个性。特殊性应当是优于普遍性至少是对优秀的普遍性没有实质性损害的才有存在的必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应当是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的富裕和精神生活的快乐，按照
如何增加劳动者阶级的收入和提高他们的支出能力，换言之如何让他们有钱并且没有后顾之忧把钱花出去而增加内需，这是一个建设福利社会的系统工程，绝不是靠银行减息等措施就能解决的。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劳动者阶级的工资收入与资方所得的比例，以及在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中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中国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倒数第几，这与目前经济GDP的高速增长、与国家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等都是极不相称的。建设福利社会，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和增加财政支出中对社会福利的比例，是很有必要也是必须的，这是扩大内需的唯一方式和途径，否则扩大内需就是也只能是一句反复唠叨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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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康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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