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网上看了一期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里面讨论成都孙伟铭死刑案的问题。好多人都在那慷慨激昂呢，不过律师再次被啐了一把：一位嘉宾（曾参与写作《中国不高兴》）在喝彩声中指着律师喝斥：你们这些搞法律的，我信不过你们！

虽然总体上来说反对死刑的律师道理没讲清楚，话说得不够明白，但多少还是提供了一些思考。看的过程中我就在自责呢，这段时间就是偶然关注一下胡斌的“替身门”，没注意还有个“西南战事”。

网上把孙伟铭案件一谷一百，再对比一下胡斌案，就看出学问了。

对于道路交通刑事案件来说，2009年7月无疑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月份。

同样是违章驾车发生事故造成死亡，同样是社会影响巨大，发生相隔5个月的两个案件，却在相隔两天内作出了截然不同的两项判决：

    7月21日，成都的胡斌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7月23日，四川的孙伟铭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

    这半年的民情汹涌就不回顾了，随便搜索就是几十万条信息。    

    我不敢说孙伟铭应该和胡斌一样以交通肇事处以刑罚，留个有罪之身，那样会被唾沫星子淹死。本来人微言轻说话就不顶用，如果还因为说一句废话而遭人唾骂，实为不智。

既然不便反对，我不妨“支持”一下判决：高！实在是高！有观察为证。

历史证明，时间是最好的盾牌，也是不得不防的武器。

所以先要看两案的“时间”：成都案案发时间是2008年12月14日，杭州案案发时间是2009年5月7日。

奥运年的成都案发生后，社会就一片喊杀之声，法院早就扛不住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啦！可是很不巧，偏偏在近5个月后准备下判的当口，又出了个胡斌案，后者还引出“富二代”的问题，民众更是不满，杀声再炽。可偏偏后者又不想杀不能杀。

    这就很微妙了：如果先杀孙伟铭后留胡斌，势必留下嫌贫爱富官商勾结的恶名。

所以先判决把想留该留的胡斌给留下，这时候还没有因交通肇事而处死的先例呢，你总不能说要拿这个“富二代”开刀吧？那可是仇富哦。然后呢，隔上两天，再判决把早欲除之而后快的孙伟铭杀掉----这里面有很精致的“民意”把握，充分展现了三个代表三个至上的时代精神。要知道，在同样的人民群众的严惩呼声中，留一个人远远比杀一个人要困难。所以先把难啃的骨头啃了，再解决那个容易的，就成为上上之选。

学生时代，老师教我们考试做题目时要“先易后难”，现实中却是“先难后易”----可见学校里学的东西是“可以有用”但“真没用”，所以老师们说的话不能全信。

    再看一下鉴定：据媒体报道，成都案“碰撞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每小时134-138公里”，

杭州胡斌案“当时的行车速度在每小时８４．１至１０１．２公里之间”。前者速度显示的行为“令人发指”，后都也“证明”不是70码----两个鉴定都对呀，似乎没什么，也就普通智慧水平。可实际学问却深着呢！咋说呢？

    对于司法鉴定，敢说“内行”的肯定不多。两起案件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按中国的官场智慧，这种案件的鉴定人当请“内行”来做才是。既然是内行，不论鉴定结果如何，基于其公认的鉴定规范，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当相近似才对。我们律师讲法言法语，他们想必也有“鉴言鉴语”（有不文明者蔑称为“贱言贱语”，是为无礼、不能苟同）？

可是我们看到，成都案鉴定的速度点是“碰撞瞬间”（想来这个时点速度最高），而杭州案鉴定的速度点是“当时”。也许“当时”就是指“碰撞瞬间”，但为什么就不直接用相同的更少歧义的表述词汇呢？再看“碰撞瞬间”的速度测量误差为138－134=4公里，而“当时”速度测量误差为101.2－84.1=17.1公里----难道“当时”是指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或许有其他原因？

    站在外行的角度，会有一点疑问：照理说成都案中，孙伟铭肇事后来意图逃逸，多次碰撞，现场已是残缺不全；而杭州案中，胡斌肇事后及时踩了刹车，停车报警等候处理，现场应保护比较完整----应当说后者比较更能准确鉴定。但是为什么前者就能锁定出误差仅4公里的超高速度，而后者却只有测定到17公里有余的较高速度呢？实在令人费解。

    仔细想来，其实上面的疑问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属于“低层次”。如果参考领导们的“政治智慧”，那就大致能够理解了。

无证驾驶、酒后驾车、超速、飙车、无视斑马线等交通问题早已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前段时间兰州老汉行板砖之“私刑”就得到舆论支持和官方谅解。而众所周知，超速越多，违法犯罪情节越严重。那么在作出放过胡斌、拿孙伟铭开刀的“英明决策”后，在把握大方向的前提下车速的鉴定就是一个可琢磨的问题了。

     杭州案虽然闹了个欺实码的笑话，可胡斌不能死。为此法官们煞费苦心，准备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平民愤的胡萝卜（办案法官都说了，该案是处以“法定最高刑”，还大义凛然严谨认真地解释了“之所以。。。是因为。。。”云云），那么顺带在鉴定上玩一点迷踪拳也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人家都已经考虑民意“最高刑”了，升斗小民还想怎么样呢？死缠乱打不给面子可就很“刁民”了呦。

    成都案是要判人死刑的，否则一再的“纵容”就不好收场了。所谓人命关天，当然必须“准确”（本案达到极为精确程度）测量出其究竟达到多么“罪大恶极”的程度，否则“不明真相的群众”又会怀疑其太过自由裁量了。因此的因此，就出现了几乎“零误差”的车速鉴定。这真是讽刺，没过几天胡斌家乡杭州又发交通事故，当地一把手指示要坚持“零容忍”的方针。成都杭州遥相呼应，看来“零时代”已到！

当然了，以上假设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其中贯彻国产学问之先立后证的优良传统，一切以伟大光荣正确为立论及阐述之基础。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中国。。。中国司法，不服不行！（武汉律师  吴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