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巴黎手稿》的主题是“批判”,而真正彻底的批判是以批判本身进行批判。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如布鲁诺•鲍威尔之流所叫嚷的 “批判的批判”,完全是非批判的和形式上的,只有费尔巴哈从本质上对于用来进行批判的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批判。
费尔巴哈指出:1.哲学不是人的本质,而只是人的本质的异化;2.人的真正本质是人的现实,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这个本质的现实是“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即人(包括哲学家自己)的直接的出发点,而不是抽象的、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
费尔巴哈以此来推翻黑格尔从神学抽象物出发并由间接性回到直接性、最后又恢复到神学抽象物这样一种虚假的 “实证科学”,而主张真正从直接性来建立起实证的科学,使之成为“具有感性确实性的,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正是吸取了费尔巴哈这一直接性、感性和实证的基本立场,并用来批判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而形成起来的。这首先体现在对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批判的揭示之上。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 学表面上似乎是从《逻辑学》开始的,然而其“真正的”诞生地其实并不是逻辑学,而是“精神现象学”。这就意味着,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不能从那不知从何而 来,也不知存在于何处的“客观的”哲学精神出发,而应从哲学家本人意识的主观经验出发,并把那种客观精神看作不过是人的主观思维的异化。
但是,正由于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从抽象的、超人的哲学思辨即逻辑学开始,其“绝对理念”就成了一个“使黑格尔分子伤透了脑筋的、表现得如此奇妙而怪诞的”谜,它掩盖了黑格尔超人的绝对精神不过是哲学家个人意识经验的异化物这一“秘密”。
其实,精神现象学并不象黑格尔自己宣称的,只是其哲学体系的“导言”或“前科学”,相反,它是整个黑格尔哲学(包括逻辑学)的暗中理解和注脚,是真正的开端。
所以,精神现象学不应当划归“应用逻辑学”(象黑格尔《哲学全书》所做的那样),相反,逻辑学本质上来自于现象学,是现象学展示了纯逻辑概念如何通过哲学家本人的思维自我异化的历程而产生出来,并颠倒为凌驾于哲学家本人之上的“绝对知识”的。
马克思从这一视角出发,就揭示出黑格尔的“双重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于:“哲学家——异化了的人的抽象形象本身——把自己变成异化了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外化的全部历史和外化的整个复归,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亦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因而,异化……是抽象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
在这里,纯思、自我意识取代了人,成了人的本质。黑格尔预先非批判地用自己的抽象思维这一异化尺度裁割了感性现实及其历史,使之成为不过是在抽象概念之中的历史。
所以“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它自以为具有“绝对尺度”的本质,实际上不过是精神价值的抽象(异化)的代表。
黑格尔的第二个错误体现在“应用逻辑学”即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中,这就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现实重新占有和恢复时所采取的抽象的唯心主义方式,这种方式同样根源于现象学。
在现象学中“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包含了黑格尔晚期著作中那种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无批判的唯心主义——现有经验的哲学的消融和恢复”。
换言之,日常素朴意识不顾黑格尔的抽象,要求把感性的对象世界归还给人并扬弃异化,因此黑格尔在将现实世界异化为哲学家的抽象思维和逻辑理念之后,也不能不考虑重新恢复感性世界的形相。但他却把整个过程置于哲学思维本身之中,即在异化中来扬弃异化。
这样,“感性、宗教、国家政权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能思维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自然界和历史的人类性就成了“抽象精神的产物”。
所以,逻辑理念要外化出自然界,也不过是纯思的哲学家以纯思的方式“想到了”自然界,因为他在绝对理念中感到了“无”,感到了“寂寥”和“对内容的眷恋”。但是“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名为自然界的抽象物”。
但他欺骗自己,仿佛这样一来,他就弥补了抽象理念的不足,而把真正现实感性的自然界克服了、吞并了。其实他只是从字面上、思想上克服了这个本来就是思想物的对象,真正现实的对象则原封未动。
上述两个错误是“思辨的一切谬想的集大成”,即一方面,“意识,也就是作为知识的知识、作为思维的思维,直接地把自己冒充为有别于自身的他者,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从而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
另一方面,他又“重新通过了这个外化了的形态确证了精神世界,把这个世界冒充为自己的真实存在,恢复这个世界,硬说他在他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他自身。……这里包含着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亦即他的似是而非的批判主义的根源” 。
对黑格尔哲学的“秘密”的这一揭示表明,黑格尔首先通过抽象、异化而把现实的人及其感性的对象性置之不理,至多在抽象异化的形式中用逻辑理念冒充感性现实;真正彻底的批判则要求追溯这种抽象或异化的感性现实的根源,即追溯在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马克思由此发现了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劳动)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否定的本质倾向。
所以马克思指出:“既然《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虽然在现象学中人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在它里面就潜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并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具有了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完善的和成熟的形式”。
例如,他“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 。正如国民经济学将异化劳动宣布为人的本质,黑格尔也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其消极方面,只知道并承认抽象的精神劳动;但他毕竟以抽象的方式为马克思理解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提供了哲学前提。
“因此,黑格尔《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辨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换言之,人要实现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现实的、“类”的存在物,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本质的,类的力量,“而在这首先仍然只有通过异化这种形式才是可能的”。
能动的、否定的辩证法——劳动及其对象化和异化——异化的扬弃——人,作为类的现实的人:这些在马克思和黑格尔那里都同一层次的概念。
不同的是,黑格尔只在异化范围内扬弃异化。他把劳动仅仅理解为异化劳动,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异化了的人——思辩哲学家,其最高的类的现实性则是高踞于一切个体之上的绝对精神、上帝。
马克思则直接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出发,通过对现实社会历史的分析看出,人的能动的社会实践不仅具有对象化和异化的本质倾向,而且具有扬弃异化、真正实现人的类本质或感性本质这一必然前景。
马克思由此建立了实践 唯物论的基础,即人的现实的、感性的能动活动。这样活动不是抽象的主体,而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它建立于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即感性的人)的 自然力、生命力之上,但又不止于直接的自然状态,而是通过“历史”,通过“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过程”而使人成为“类的存在物”。
可见,正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把马克思带到了对人的直接的对象性活动、感性实践活动即劳动的深入研究,而这一研究(通过费尔巴哈)给他提供了对古典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本立足点。
Via:慧田哲学编|邓晓芒《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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