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或者说拉康的"作品"可以拿来阅读吗？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拉康本人，他一定会断然地告诉你：
是的，拉康是不可阅读 的，因为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在课堂上或讲台上宣讲出来的，而不是专为"阅读"而写作的。以德里达主义的角度说，拉康似乎属于那种重声音而轻文字的在场形而 上学的传统，可实际上，他并没有把声音和意义的在场相等同，相反，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把"声音"看作是其本身不表征任何意义的语言"废料"。
拉康把课堂和讲台视作 是分析设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主张分析实践作为一种症状"阅读"活动只存在于倾听和阐释中，而这种倾听和阐释又只能借助于言语、只能在言谈情境中来实现分析 的"逐步突破"，这就是说，对他的思想或"声音"的"阅读"和"理解"根本上离不开主体间性的结构，离不开横亘在主体之间的言语场域的作用。
拉康的不可阅读还在于 他是一个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理论家，是一个处处将论说掩藏在巴洛克式的修辞中的演说家，是一个喜欢逻辑跳接和语义滑动、喜欢对他人的概念做劫掠式挪用、 喜欢运用连专业的数学家都看不懂的拓扑变换、喜欢装备许多"科学化"的伪形作为理论盔甲的"知识恐怖主义者"。
拉康是不可阅读的，可 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不可阅读性，使得他成为了罗兰·巴尔特意义上的那种"可写的"作家，几十年来，人们从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和各种不同的角度阅读、阐释他 的理论，但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看到有哪一位阐释者敢说他/她的阐释是完备的，至于哪一种阐释才是合法的或正确的，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最终的结 论，甚至说，如果有哪位阐释者敢说只有自己的阐释是唯一正确的，那他/她一定属于拉康所说的那种"愚蠢的主体"，一个早已为幻象所捕获却又全然不知的主 体。
拉康是不可阅读的，这恰是我们"必须"阅读拉康的理由，也是我们阅读拉康时必须信守的边界，是使我们的阅读得以可能的一个前提--按照拉康的逻辑，只有在不可能性中，才有可能开出一条可能性的道路。
其人已去，现场的倾听 已不再可能，阅读--包括听现场录音，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阅读"，因为你听到的将不过是作为"剩余"的声音，以拉康自己的话说，那不过是一堆有待处理 的"废料"--便成为我们再次走向他的唯一路径。于是，我们必定要面临一个令人焦灼的问题："如何阅读拉康？"
是的，这同样是一个愚 蠢的主体才会提出的问题，因为它已然隐含了对某个"正确"读法的渴望。不过，如同拉康自己把所有的"阅读"皆视作主体对自身症状的"阅读"，而症状"阅 读"是一个逐步突破而非逐级还原的过程一样，对拉康或者说拉康文本的阅读亦当在这一症状阅读的层面进行，换句话说，面对"如何阅读拉康"这个问题，要想自 己不至于因为"正确读法"的诱惑而被引入意义的封闭，就需要对问题本身做一方向性的置换，即把"如何阅读拉康"置换为"如何通过阅读拉康来阅读我们自己的 症状"，以及如何有效地突破拉康在文本中刻意设置的重重障碍，在他伏击阅读主体的地方找到进入症状结构的入口？
不妨先看一下西方世界已然发生的对拉康的阅读。
有人称拉康研究已经成 为一个"产业"，这一不无讥讽的描述的确道出了部分的真实，至少在英语世界，我们看到，拉康研究确实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学术作业，专著、期刊、特刊、丛书、 论文集、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业网站等等，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且发展势头在进入新千年以后不降反升。
面对这个庞大而且庞杂的研究队伍，通观一下已有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不仅大家对拉康的理论结构和思想体系的描述纷繁杂陈，即便是针对同一个论题甚或同一个概念，大家的阐释也是各执一词，就好像各自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当然有很多：
在西方，投身于拉康研究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人：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批评家、文化研究者，乃至于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学家、宗教学家等等--当然有许多研究者（比如汉语世界比较熟悉的斯拉沃热·齐泽克） 的身份是跨界的。如此复杂的身份构成使得人们在研究路向上常常呈现出一系列的差异甚至对立，比如我们首先在拉康派与非拉康派之间、临床实践者与非临床的研 究者之间就会看到运作方向的不同；而在临床实践者当中又有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精神病学家之间的差异，在非临床的研究者当中也有哲学家、批评家、文 化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差异。
这一系列的差异--它 们当然不只是涉及知识结构的问题，而是还关联到不同学科或领域的"求真"意志的问题--不仅导致了阅读的多样性，有时甚至构成了学术话语之间的沟通障碍， 以至于即使面对同一个概念、同一段文本或同一个论题，持有不同话语模式的阐释者或研究者会得出大相径庭的解释。
举一个例子。拉康在讨论转喻和隐喻的时候曾在不同场合说到两者的关系：在一个地方，他说，转喻是使隐喻得以可能的前提，而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转喻对于意义的构成虽然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
单单从理论的层面说，拉康这里的意思大约是：就转喻是为意义生产提供一个意指语境，而隐喻是产生意指效果的机制而言，转喻是使隐喻得以可能的前提，是意义呈现的必要条件，而隐喻是使意义得以呈现的充分条件，并且是既充分又必要的条件。
但是，当研究者把拉康的这一看似清晰明确的论断置于不同的语境--比如语言学、诗学或修辞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的语境--来理解的时候，就得出了各种各样的意义解读。
比如解构主义者让卢 克·南希（Jean-Luc Nancy）和菲利普·拉科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在《字符篇：对拉康的一种阅读》（1973年）一书中--该书专一地对拉康讨论转喻和隐喻的著名论文《自弗洛伊德以来字 符在无意识或理性中的代理作用》（下文简称《字符的代理作用》，个别地方仍用全称）（1957年）做了详尽的批判性阅读--强调了隐喻之于拉康的"能指的 科学"的主导性。
在他们看来，《字符的代理作用》这一文本整个地就是拉康的"符号学"，而拉康的"符号"又是抹除了所指的符号，亦即他的"符号学"是一种能指的科学，该科学的目标整个地就是"能指的逻辑"，转喻和隐喻则是对这一逻辑的说明。
进而，他们认为，拉康 对能指逻辑的阐述整个地就是对"隐喻"的阐述，因为他强调无意识的意义只有"在隐喻中"且通过"认同于隐喻"才能获得。具体到转喻和隐喻的关系，两位作者 指出，拉康强调隐喻之于转喻的优先性、主导性，这表明他的思想包含了一种"意指秩序的内在目的论"，就是说，拉康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德里达所批判的那种"在 场形而上学"的陷阱。
可是，这两位作者在批 判中忘了最为根本的一点：拉康虽然强调隐喻在意义生产方面相对于转喻的优先性，可他也强调在隐喻中产生的并非确定的意义本身，而只是意义的诗意的火花；并 且，虽然拉康承认能指的结构是先行刻写在意指秩序中的，可他同时又强调，能指本身并无所谓的意义，能指的意义只存在于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的差异性的间隙 中，其对于主体而言是偶然的，是通过能指链的回溯运动被缝合到主体之中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最终的确定的意义。解构主义者在拉康的隐喻逻辑中指认出来的那 种在场形而上学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理论误认或"误读"。
与南希和拉科拉巴特的 观点针锋相对，德国哲学家和精神分析理论家萨缪尔·韦柏（Samuel Weber）在《回到弗洛伊德：雅克·拉康对精神分析学的错位》（1990年）一书中指出，在拉康那里，转喻和隐喻乃是"能指的统一运动的两种功能"，就 是说，能指只有在它们的"同步联系"中且通过这种联系来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虽说这两者对于能指的运作是"必要的和相互依赖的"，可它们的地位并不相 同："能指只有借助一种同步联系才成其为能指，而这似乎也暗示了转喻之于隐喻的某种优先性。意义（亦即某一确定的所指）的效果要以链条中能指的运作作为先 决条件。"
韦柏得出这样的观点， 是基于他对梦的移置和凝缩机制的考察，就是说，他是通过"回到弗洛伊德"来理解拉康的能指运作机制。是的，拉康的确把能指的转喻性运作视作是意义效果产生 的条件，可他明确地讲到那只是一个"必要"条件，隐喻才是意义产生的充分条件，以逻辑的角度论之，必要条件充其量只具有"时间上"的优先性，充分条件则代 表着"逻辑上"的优先性。
韦柏的阅读恰恰遗漏 了"时间上在先"和"逻辑上在先"的这一区分。再者，韦柏的"误解"还在于他把拉康的能指链概念只理解为能指的历时运动，这样，确定的意义或所指的获得当 然要以转喻作为先决条件，可问题在于，拉康的能指链并非线性的能指链接，而是一个拓扑式的结构，是能指在历时和共时层面的共同运作，脱离这个语境去谈论所 谓的意义生产是没有价值的。
还有女性主义批评家 简·盖洛普（Jane Gallop），她在《阅读拉康》（1985年）一书中把隐喻和转喻当作两种阐释类型："隐喻性的阐释在于提供另一个能指来取代文本中的能指（a意味着 b，其联系代表了菲勒斯），转喻性的阐释则是为联想提供一个总体的语境。这一转喻性的阐释也许可称作女性化的阅读。"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她挪用南希和拉科 拉巴特的观点，称拉康强调隐喻对转喻的优先性是一种"菲勒斯中心主义"，并以其女性主义的怨恨腔调说，拉康"对隐喻和垂直性的偏爱是一种'幻觉'，且会使 我们全都沦落为它的'牺牲品'"。
盖洛普的阅读的关键在 于转喻和隐喻作为两种"阐释"类型：女性化的阐释总是转喻性的，因为女性代表着菲勒斯的根本缺席，亦即意义的根本缺失，故而其欲望的阐释离不开能指的转喻 性链条；相比之下，男性作为菲勒斯的拥有者，其欲望可通过认同于某一象征的菲勒斯而使能指链的意义暂时得以凝定，故而其欲望的阐释是隐喻性的。
这一女性主义的阅读的确颇具创意，但盖洛普急切地投向解构主义的怀抱使得她丧失了深入拉康性别理论的腹地的机会，至为根本的一点在于，拉康所谓的"男性"和"女性"指的是任一主体在意指结构中的位置，这个位置的获得与生理意义上的性别并无必然关联。
以上列举的远不是全部，但这三个例子已足以让我们领略到不同话语背景下人们对拉康的读解的多样化。当然，读解的多样化并不是什么坏事，它至少向我们提示了两点：
当然，不同的专业背景 只是影响阅读方向的一个因素，换句话说，阅读方式的差异实际是多元决定的结果。而许多时候，人们在组织和阐释拉康理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阅读方式并没有足够 的自觉意识，以至于时常陷入一种想象性的幻觉，以为只有自己的阅读是正确的，以为自己读到的恰是拉康想说的。
理论上说，对于任何一 个文本，都只存在多种可能的阅读，而不存在"最终的"阅读，拉康的文本尤其如此。因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已完成的阅读总是有限的--不只是数量的"有 限"，更是阅读视界的"有限"--对于像拉康这种具有"可写性"的作者而言，阅读的有限性乃是其文本存在的一个宿命，因为每一个新的阅读不仅要以已有的有 限阅读作为基本的前视域，而且其本身最终必定要成为有限性的一部分，它充其量只是已有的有限性的一个增补。
具体地说，在英语世界已有的拉康阅读中，下面几种阅读方式最为常见。
第一，文本化的阅读。
这一阅读直接面对拉康 的一个或多个具体文本，或是对其进行注解和导读，或是参照相关文本来梳理拉康的问题与论述逻辑，总体上，这种文本细读是英语世界面对"经典"经常采用的一 种方法。对于初学者，这种阅读可为其进入拉康的世界提供诸多便利，但决不能用它来完全取代自己的阅读，那样的话，其作为"导读"的存在价值相当于被取消 了。
拉康还在世的时候，对 他的阅读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安东尼·威尔登（Anthony Wilden）的《自我的语言：精神分析学中语言的功能》（1968年）。这大约是英语世界第一本有关拉康的专著，其所讨论的文本是俗称《罗马报告》的 《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功能和范围》（1953年），作者不仅提供了该报告的完整英译，还为它做了极为详尽的注释，而且写了一篇十余万字的评述文 字，对拉康的思想及其理论源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当然，这个梳理是简约化的和不充分的，因为作者当时所能参照到的拉康的文本主要是《文集》（1966年）及一些论文，"研讨班报告"基本参照的是拉康的学生整理发表的提要。以今天的角度看，威尔登的阅读太过粗略，更多地只具有一种历史文献的价值。
再如约翰·缪勒（John Muller）和威廉·理查森（Willian Richardson）的《拉康与语言：〈文集〉导读》（1982年）。这个导读依据的文本是阿兰·谢里丹（Alan Sheridan）于1977年翻译出版的拉康《选集》。
两位作者先是概述每篇 论文的基本背景和思路，然后为其提供一个提纲式的结构分解，最后是简要的注释。严格地说，这个"导读"有点名不符实，因为作者基本上只提供了每篇论文的骨 架，对拉康具体的论证环节缺乏足够的解析，并且整个导读缺乏整体感，其对文本结构的分解不仅无助于我们的理解，反而会把文本的意义生成简约为一个线性的逻 辑展开，拉康理论的拓扑学意蕴丧失殆尽。一句话，作为"导读"的功能，这个本子很难胜任。
1988年，约翰·缪 勒和威廉·理查森还编辑出版了《被窃的坡：拉康、德里达与精神分析阅读》。这是一本类似于汇编的论文集，两位编者以拉康有关爱伦·坡的小说《被窃的信》的 研讨班报告为对象，不仅提供了该报告的译文、概述、文本结构和注释，还收录了包括德里达在内的众多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拉康的报告及精神分析批评的回应与评 论。
其实，两位编者的意图 是想以《被窃的信》作为案例，来讨论精神分析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讨论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阅读与批评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可问题在于，拉康对《被窃的信》 的"研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批评"，至少拉康自己的意图首先不在于如何将精神分析学运用于文学批评，而在于讨论主体位置的确立与能指的位移的关 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关注的是能指的"重复"如何决定了主体的命运。
总之，拉康只是"盗 用"了"字符"（letter）的运作即"信"（letter）的多次"被窃"来对相关主体的命运进行症状式的阅读，在此，文学文本就如同一个梦文本，其 关键的要素并非它所谓的"文学性"，而是结构文本叙事的那些无意识场景以及能指在场景中的运作。所以，即便我们认为在拉康那里存在一种文学阅读和文学批 评，那也不能把它理解为精神分析学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因为他的阅读和批评是以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化作为前提的。
顺便做一个说明。拉康 在研讨班中阅读过许多文学文本，除爱伦·坡的《被窃的信》以外，除在许多地方对雨果、瓦雷里、马拉美、兰波这类诗人的诗歌短句一带而过的讨论以外，他还集 中阅读了大量作家的作品，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中世纪的骑士文学；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法国淫秽作家萨德（Marquis de Sade，1740-1814）的小说；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为芬内根的守灵》（1939年）；法国剧作家保罗·克罗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的历史三部剧《人质》（1911年）、《硬面包》（1918年）和《受辱的父亲》（1916年）；法国女作家玛格丽 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的《史坦因的狂喜》（1964年），等等，也许，你还可以把柏拉图的《会饮篇》也包括在内。有关拉康的这些"文学阅 读"，英语世界有许多研究性的论文和专著，但大部分都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
文本化的阅读一般都集中于具体文本，有一些甚至只针对某个特定文本，或是围绕某一文本来组织拉康的理论。
比如上面提到的让卢 克·南希和菲利普·拉科拉巴特的《字符篇：对拉康的一种阅读》就是一个典范。1973年这本书刚出版不久，拉康就在研讨班（第20期研讨班）上向听众推荐 它，并对两位作者的文本阅读技巧及理论才华颇为赞赏，称他们的文本细读令他十分的满足--虽然他对书中的德里达主义给以了措辞激烈的批评。
再如来自比利时的精神分析学家菲利普·凡·胡特（Philippe Van Haute）的《对抗适应：拉康的主体之"倾覆"》（2002年）和来自阿根廷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尔弗雷多·艾德尔斯坦因（Alfredo Eidelsztein）的《欲望图：对雅克·拉康的著作的运用》（2009年）。这两本书阅读的是拉康的同一篇论文，即《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中主体的倾覆和欲望的辩证法》（下文简称《主体的倾覆和欲望的辩证法》，个别地方仍用全称）（1960年）。
之所以选择这个文本， 按照胡特的解释--艾德尔斯坦因其实也持相同的观点--就因为它在拉康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居有纽结性的地位，即它一方面是拉康对自己此前的思想的一个总结， 另一方面也是对接下来几年的研究主题的一个纲领性提示。虽然读的是同一个文本，且都是以四个欲望图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但两位作者的阐释路径大不相同：胡特 的阅读是以主体的无意识构成作为锚定之地，从欲望、幻象、认同和原乐等方面展开对欲望图的论述，而艾德尔斯坦因的阅读是以四个欲望图的问题为线索，在每个 问题的语境中来逐一解释四个图的结构。两种阅读各有所长，为我们理解拉康的这个文本提供了很好的导引。
还有布鲁斯·芬克 （Bruce Fink）的《一字一句读拉康：〈文集〉细读》（2004年）。芬克是《文集》完整本及第20期研讨班《再来一次》的英译者--他的翻译的一个重要贡献就 是给原始文本添加了极其充分的注释--也是一个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学家，这一双重身份使得他的阅读充满一种专注于细节的力量。与拉康的女婿雅克-阿兰·米勒 （Jacques-Alain Miller）的阐释性阅读不同，芬克的阅读更加追求"客观"和"忠实"。在《一字一句读拉康》中，芬克集中阅读了拉康《文集》中的三篇论文（同时还讨论 了拉康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以及拉康在晚期研讨班中对"知识与原乐"的论述），他的阅读简洁、清晰、重点突出，尤其对拉康文本中的逻辑疑难投注了极大的热 情。
一般地，《文集》是人 们阅读拉康文本时的首选，但拉康派似乎对阅读拉康的研讨班更感兴趣，因为相较于《文集》而言，拉康精神分析学的临床问题在他的近30期研讨班中有更为充分 的阐述。在英语世界，我们目前至少可以看到有关第1、2、7、10、11、17、20期研讨班的专题阅读，它们有些是论文集的形式，有些是专著的形式，但 作者大都以拉康派分析家为主。这些阅读有的重在概念的说明或文本逻辑的梳理，有的重在临床经验或应用，但文章的质量参差不齐，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很 多。
第二，阐释性的阅读。
我所谓的"文本化"阅 读和"阐释性"阅读并非截然对立的二分：实际上，任何一种文本阅读必定离不开阐释，而任何一种阐释也必定以文本阅读作为前提。我对两者的区分只是针对各自 的侧重面而言："文本化"的阅读主要面对具体的文本，重在梳理文本本身的概念和逻辑，有点就事论事的味道，所以阅读者的阐释是隐藏在"客观"表述之中的； 相比之下，"阐释性"的阅读主要是面对拉康的理论问题，重在以问题来梳理拉康的思想，所以阅读者的问题框架主导着其对文本总体的阐释角度。
一般而论，这两种方式 各有利弊，本来应当相互补充，但具体到研究过程中，拉康文本的特殊性常常使人们很难做到两种方式的协调运作：或则因为过于关注具体文本的细节而使得阅读缺 乏整体感和连贯性，或则因为过于追求体系化而导致阅读的简约化。例如注重具体文本的凡·胡特在《对抗适应：拉康的主体之"倾覆"》（2002年）一书的" 卷首语"中就曾提到对拉康文本的两种阅读方式--与我的区分刚好部分地对应--并对那种体系化的阅读提出了批评：
想要为拉康的作品提供 导读的作者们必定要面对一个困难的选择：或是用一个一般性导论来处理拉康的所有作品，或是集中于一个或多个纲领性的文本，尝试为其提供一个详尽的评注。我 们已经有多个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导论文字。它们的总论性即是其力量所在，但也是其弱点所在。它们为拉康的全部作品（以及里面所发生的必然发展）提供了一个概 览，但恰恰因为这一点，它们有一种对构成作品总体的具体文本进行抽象的倾向。
这样，读者总会产生不满，因为不论读多少导论，拉康的文本对于他们仍是不可理解的，并且他们会由此得出结论说，拉康的作品肯定是讳莫如深。如果我们想把拉康从这种争议中解救出来，导论和评注无疑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具体文本，关注如何使它们变得更容易理解。
阐释性的阅读也有很多种，其中以语境化和主题化的阅读最为常见。
语境化的阅读重在于一 定语境中来考察拉康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其中理论语境是拉康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因为拉康自己挪用他人理论的风格是非语境化的，他从不考虑所挪用的概念或思想 在原初文本中是如何运用的，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以一种跳接的方式将其嵌入自己的逻辑中，这使得我们对他的理论语境的阅读和阐释必将面临诸多陷阱。
比如大卫·梅西 （David Macey）的《语境中的拉康》（1988年）就着重梳理了拉康与黑格尔或科耶夫、弗洛伊德、索绪尔、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等人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我们 见到的英语世界对拉康的理论语境做的最为系统的考察。但由于缺乏对拉康文本的具体阅读，也缺乏对拉康挪用他人资源的策略的分析，所以作者提供给我们的语境 时常是大而无当，无法加深我们对拉康的理解。
与大卫·梅西的做法不同，理查德·博斯比（Richard Boothby）喜欢用弗洛伊德的一个概念或论题来梳理拉康思想的某个方面，让我们既能从一个侧面看到拉康与弗洛伊德之间的渊源关系，也能对拉康的某一理论本身获得一个相对系统的认识。比如他的《哲学家弗洛伊德：拉康之后的元心理学》（2001年）就属于这种典型的语境化研究。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弗 洛伊德的元心理学作为基本论题，讨论了拉康在这一论题上对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实施的"激进重述"，以作者自己的话说，他是要在元心理学的理论语境中 来"澄清"拉康思想的某些关键方面，并"勾勒"这些方面与弗洛伊德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博斯比的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通过他的梳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拉 康的某些理论的隐秘源头，而且可以看到经过重新阐释的弗洛伊德及其元心理学的另一种图像。
当然，对拉康的语境化 研究应当是多方面的，除梅西和博斯比所关注的那种理论语境以外，至少还有社会文化语境也值得我们重视。在这个方面，同样有人投入了很大的热情。比如拉康的 女弟子伊丽莎白·鲁迪奈斯科（Elisabeth Roudinesco）的鸿篇巨制《百年大战：法国精神分析学史》的第二卷《雅克·拉康集团：法国精神分析学史，1925-1985》（1986年）-- 第一卷出版于1982年，以弗洛伊德为主角讲述了1885-1939年的精神分析运动史--就以拉康为主角讲述了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及拉康学派产生和发展的 历史，其中对拉康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及法国精神分析共同体的冲突有十分详尽的描述，为我们了解拉康的精神分析政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背景资料。
再如谢利·图克勒 （Sherry Turkle）的《精神分析的政治：雅克·拉康与弗洛伊德的法国革命》（1992年），作者把拉康的精神分析活动作为重要的叙述对象，通过把它置于时代的 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考察，透视了法国精神分析文化的发展，书中尤其对1968年前后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进程以及拉康学派的历史命运做了极为精彩的描述和分 析。类似于鲁迪奈斯科和图克勒的这类语境研究虽然较少进入对拉康文本的具体阅读，也很少去系统阐述拉康的思想，但他们提供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于我们理解拉康 的思想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所谓主题化的阅读，指 的是围绕某一主题或主题性框架对拉康理论的一种系统化重构，这种阅读比较强调框架的设立和逻辑的贯穿，整体感很强，但做得不好的话很容易走向胡特讲的那种 简约化。并且，即使我们可以暂时把拉康理论究竟有无体系这个问题搁置一边，就是说姑且承认它是有体系的，我们也一定要警示自己：
总体上，单就英语世界 对拉康的主题性阅读而言，到目前为止，成功的范例极少，其中在两个方面可以看得最清楚。首先是文本方面的。在英语世界，很长一段时间里，拉康研究者借助的 基础性文本是上面提到的由谢里丹翻译的《文集》选本，该选本从《文集》的近三十篇文章中选译了九篇，且所选文章的时间跨度只涵盖了1949-1960年。 至于研讨班，只有第6期的部分和第11期在1977年就有英译本，其他各期的翻译出版都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且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这一出版状况对英语世 界的拉康研究--尤其对那些没有法语背景的研究者--有很大影响。比如对于"三界"体系中的实在界--拉康在1960年以后才真正转向实在界的思考--在 80-90年代的研究中，它要么被付诸阙如，要么也只是一些含糊其辞的表述；再比如对于拉康的拓扑学，由于缺乏研讨班的论证细节，许多时候人们都只是一笔 带过。这种情形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真正有所改观。
由于文本阅读范围的局 限，英语世界的拉康研究，至少在90年代以前，多数是依据《文集》或《选集》中的若干篇核心论文，如《镜像阶段作为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的"我"的功能构 型》（下文除个别地方外简称《镜像阶段》）（1949年）、《罗马报告》（1953年）、《字符的代理作用》（1957年）、《菲勒斯的意义》（1958 年）、《主体的倾覆和欲望的辩证法》（1960年）等。于是，拉康的理论就依照这些论文而被切分为几个主题，如镜像阶段、想象界和象征界、言语和语言、欲 望的辩证法、菲勒斯的功能等等。
比如玛尔考姆·波微 （Malcolm Bowie）在《拉康》（1991年）一书中就讨论了这样几个主题："虚构的'我'"、"语言和无意识"、"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菲勒斯的意 义"，而他对每一个主题的阐述又很少紧扣所据文本的逻辑，反倒是动不动就游离到文本以外做一些无关紧要的联想和评论--不客气地说，在我所见的西方世界的 拉康研究中，波微的这本书属于最不着调的那一种，但它肯定不是唯一的一种。
再如萨缪尔·韦柏的 《回到弗洛伊德：雅克·拉康对精神分析学的错位》（1990年）和简·盖洛普的《阅读拉康》（1985年）也属于这种多主题的并置，每一个主题下大约对应 着上面提到的某个相关文本。这样做固然便利，但显然无法照顾到拉康思想的前后发展，尤其是，以若干主题来归约拉康理论的庞杂性，不仅无助于对所论文本的展 开论述，反而容易把人引向简约化的陷阱。
在以主题进行的系统化 阅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主题框架就是以拉康的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构成的一个"三界"系统，这大约是导致主题化阅读走向失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以"三 界"为主导叙述框架看起来简便易行，而实际上它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一定就是最简便、最恰当、最合理的。
比如"三界"当中究竟 该以哪一个作为开始或以什么样的顺序加以排列就远不像我们认为的那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使用的"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的体系结构方式并非必然 的、只能如此的，如果对拉康的思想发展做一整体性的反观，你会发现，这种排列可能恰恰是拉康最不能接受的。
再有，用"三界"来结 构拉康的思想体系有时会带给人一个误解，以为那就是拉康精神分析学的主要内容。其实，在拉康的理解和运用中，"三界"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三个界域首要地是用 来揭示主体之构成的一个认识论框架，他要用这个框架来讨论主体性的认同、欲望的辩证法、原乐的伦理学、移情关系、分析师的欲望和位置、临床结构、主体的性 别位置等等，这些才是拉康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内容，它们与"三界"的关系--用一个不甚妥当的说法--是"材料"与"空框"的关系，就是说，对于所有这些内 容，只有置于"三界"的框架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所以，单纯以"三界"为主题框架来阅读拉康，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空疏的危险。
在我所看到的以"三 界"为基本框架的研究中，乔纳森·司各特·李（Jonathan Scott Lee）的《雅克·拉康》（1990年）和洛伦佐·切萨（Lorenzo Chiesa）的《主体性与他者：拉康的哲学阅读》（2007年）属于比较有特色的两种。前者把"三界"放置到一种运动中来考察，比如"从想象界到象征 界"、"从象征界到实在界"、"不可能的实在"，虽然作者在此并未进入拉康的拓扑学逻辑，但他的梳理有着难得的清晰，且文本阅读的范围不只限于《选集》的 篇章。对于初学者来讲，司各特·李的这本书还是较为理想的一本入门书。
切萨的书出得比较晚，所以在阅读范围上有很大的优势。作者以"三界"为叙述框架，以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作为结构每一界域的功能要素，在精神分析学的场景中对拉康的理论做了系统阐述。尤其是，与同类著作相比，切萨的研究有三个鲜明特点：
相较于常见的"三界"结构框架而言，英语世界还有许多研究是依照某一特定的主题进行的，这一研究的最大优点是可以让问题更加集中，但也有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就拉康的思想提供给人们一个完整的图像。
比如布鲁斯·芬克的 《拉康的主体：在语言与原乐之间》（1995年）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体系化角度。在这本书中，芬克把拉康的理论总体地分为主体的方面和对象的方面， 在前一方面主要结合主体与能指、主体与他者欲望的关系讨论主体性的构成，在后一方面则围绕着对象a和原乐的问题讨论欲望对象的功能。单就这一体系结构而 言，芬克的划分也许太过主观化，其论述同样未能逃脱简约化的命运，但由于他十分看重拉康晚期的研讨班，并力图用晚期拉康来重述60年代以前的"古典"拉 康，所以他的阐释时常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拉康理论中的难点，他总能做到举重若轻。还有逻辑清晰也是芬克的研究的一大特色。
再如法裔美籍的精神分析哲学家 米克尔·博尔奇雅各布森（Mikkel Borch-Jacobsen）的《拉康：绝对的主人》（1991年）。米克尔曾在拉康派所主导的文森大学精神分析学系任教，80年代中期定居美国，后成 为精神分析学的揭黑幕者，以"绝对的敌人"的姿态对抗"绝对的主人"，其有关拉康的这本书虽算不上是咄咄逼人，可也锋芒毕露。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能提出 一个强有力的对抗性武器，他依照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来对拉康进行主题化的阐述，虽然算是抓住了拉康理论的一条重要线索，但他对拉康文本的阅读常常流于浅表， 错漏之处甚多。
再有理查德·博斯比的 《死亡与欲望：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中的精神分析理论》（1991年）也是典型的主题性研究。与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一样，作者在此依然是围绕弗洛伊德的一个论 题即死亡驱力理论来思考拉康对弗洛伊德的激进重写，重点说明了死亡驱力概念在拉康的想象界和象征界中的作用--其实，拉康在晚期教学中又把死亡驱力和实在 界联系到了一起，但博斯比在这本书中没有太多讨论这一点。也许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作者后来在《哲学家弗洛伊德：拉康之后的元心理学》（2001年）一书 中对实在界的相关问题给以了更为充分的关注。
还有汉语世界的拉康研 究者比较熟悉的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的《雅克·拉康：一种女性主义导论》（1990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关注的是拉康的女性理论，其对想象界和象征界的论述--但作者同样没有 太多论及实在界，而这里才是拉康女性理论的落脚点--基本上是为这一角度服务的，但很显然，拉康晚期思想在其论述中的缺失使得她根本无法进入拉康的"女 性"的幽暗领域，她的讨论最终只是助长了人们对拉康的女性理论的误解。
第三，批判-批评性的阅读。
主题化的阅读基本以阐 释拉康的理论为主，就是说，拉康始终是其中的主角，而批判-批评性的阅读是以拉康理论的应用为主，阅读本身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以中国人的话说，前者属 于"我注六经"式的研究，后者属于"六经注我"式的研究。应当说，这两种研究有着同等的价值，但在现今的发展趋势中，人们似乎更看重后者--在一个不断寻 找新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的"批评的时代"，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说的没有错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当是这种批判性阅读--在此的所谓"批判"不是否定意义上的攻击或反对，相反，它指的是对源头理论的某种修正和扩展，是把源头理论确立为"主人"的过程，就像拉康自己所做的那样--的开路先锋。
早在50年代末至60 年代初，阿尔都塞就认识到了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的巨大价值，并在这一口号的启示下开始了对马克思的返回，而这个返回也是以阅读或重读创始之父作为基 础，以"修正主义"作为攻击目标，以理论的"科学化"作为努力方向，通过挪用或嫁接其他理论武器，最后完成对源头理论的根本性重写。
例如阿尔都塞尝试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相结合，把拉康的主体性认同嵌入到意识形态机器的运作中，提出了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的问题，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批评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批评武器。
阿尔都塞的介入改变的不只是拉康理论的命运，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路线图。在他之后，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阿兰·巴丢（Alain Badiou）、亚尼斯·斯塔维拉卡基斯（Yannis Stavrakakis）等人--他们都是在政治问题上有深度介入的精神分析理论家，他们已成为或正在成为政治学领域耀眼的明星--对后现代状态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谋划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都给出了激进的阐述，其中拉康和阿尔都塞是他们批判性地挪用的重要资源。
尤其齐泽克，马克思、黑格尔和拉康乃是他的三位"主人"，他们的理论是他借以图绘意识形态主体的三种主导话语。当然，在他那里，所有这些理论都是被重述的，其中以对拉康的重述最为有名，以至于中国的某些拉康研究者干脆把齐泽克的重述视作是阐释拉康理论的权威版本。
的确，相较于齐泽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黑格尔主义者而言，他作为一个拉康主义者的身份可能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拉康就像是一个寄生在他处的幽灵，在齐泽克亦庄亦谐的言述中，我们总能看到那个幽灵的异样返回，以化为肉身的形式叙说着一个幽灵的幽灵学。
作为一个拉康主义者， 齐泽克对拉康的阅读和阐释是从拉康的后期思想开始的，所以，在他对拉康理论的读取中，能指的失败、主体的无能、实在界的返回、对象a的不可能性、基本幻象 的悖论逻辑、主体间关系的非对称性、部分驱力的循环、他者的欠缺与匮乏、欲望的不可满足等等，都成为他解读各种叙事形态--不论是政治、哲学的"叙事"， 还是流行文化甚或黄色笑话--最有效的武器，而他对所有这些东西的阐释最终都要被缝合到某种马克思主义化的政治效果中。
如果说拉康在晚期研讨 班中还只是提供了一个精神分析学的政治分析的雏形，那么齐泽克就是这种政治分析出色的践行者。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齐泽克首先是一个拉康派的政治理论家 和批评家，虽然的确如中国的许多研究者所看到的，他也是一个拉康派的文化批评家和电影批评家，但这后一种身份只有置入前一种身份的背景中才能得到更充分的 理解。
那么，齐泽克的阅读到底完成得怎样？在前面我已经强调，对于拉康，没有一种阅读可自称是完整的和已经完成的。齐泽克的阅读亦是如此：
对拉康较早进行批判- 批评性阅读的另一个重要群体是法国女性主义者。自弗洛伊德的时代开始，女人就一直是精神分析学的特别"主体"，她们不只是特别的临床对象，更在精神分析理 论和技术的形成与发展中充当着特别的结构功能。如同弗洛伊德的躺椅曾吸引了许多堪称杰出的女性一样，拉康的研讨班上也有许多女听众，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 成为法国新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代表，比如露西·依利加雷（Luce Irigaray）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她们与海伦娜·西克苏（Hélène Cixous）一起并称为法国新女性主义的"三巨头"，后者虽然走的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路线，但同样受到拉康的影响。
就立场而言，这些人大 约算是反拉康的拉康主义者，因为她们经常是作为拉康的性别对立面来阅读拉康，她们对拉康的阐释是片断性的、直觉的和想象的，而非逻辑的和文本化的；她们有 十分强烈的位置意识，她们对精神分析学的女性理论怀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有时甚至让人觉得，若是没有弗洛伊德和拉康作为批判对象，她们还能不能定位 自己的理论方向，她们还有没有那么多的空间来表达自己的女性立场！
以此言之，女性主义者 与拉康的关系是悖论性的，一方面她们在拉康的性别理论中--比如菲勒斯作为定位性别位置的优先能指；女性作为"非一"（not-One）之性；女人根本不 存在；性关系不可能等等--找到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现代样板，另一方面她们又把拉康当作滋养自己的养料，从论题到写作风格都有着对拉康的"女性主义"盗 用。在她们的文本中，拉康就像一个幽灵一样萦绕不去，她们总是以驱逐幽灵的方式让幽灵更加坚强地返回，她们以自己飘忽不定和另类的行为与写作证实着此一性 别的"非一"特征。
就对拉康的阅读而言， 法国女性主义者更多地是为了表达一种挑衅的姿态，所以她们的阅读更像是对拉康的强力改写，这样说并不是要贬损她们的阅读的价值，相反，在许多时候，对经典 的强力性误读正是创造性的肇始。正如拉康是通过对弗洛伊德的强力误读来开启其精神分析学的革命一样，法国女性主义者对待拉康的"任性"也把西方女性主义批 评拉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与法国女性主义者执著 于在所谓的"女性写作"中来营建一个想象的乌托邦不同，英美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当她们走向拉康的时候--更倾向于在批评实践中挪用拉康，就是说，她们喜 欢把拉康的理论工具化，喜欢从拉康的理论中抽取一些"有用的"概念与观点，并将其与其他理论工具相结合，广泛地运用于文学批评、电影批评、文化研究等等领 域。虽然她们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但在阅读拉康的方面，与法国女性主义者相比，她们的文本阐释能力要弱得多，多数时候，她们与拉康的文本维系着一种想象性 的关系。
除上面两大群体以外，对拉康做批判-批评性阅读的还有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比如伦理学领域的阿伦卡·祖潘西卡（Alenka Zupani）、法学领域的珍妮·罗莱恩·施罗德（Jeanne Lorraine Schroeder）、传播学领域的安德烈·诺色德（André Nusselder）、教育学领域的简·雅哥钦斯基（Jan Jagodzinski），等等，至于文学批评、电影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更是人才济济，难以尽述。
一般地说，批判性的阅 读是一种强力阅读，因为这一阅读的根本不是为了"还原"拉康的理论，而是为了在一种强力性的阐释中，甚至在一种合理的误读中打开通向自身理论建构的道路； 而批评性的阅读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工具化的阅读，因为在这一阅读中，经过阐释的拉康理论与作为批评对象的文本之间结成的是一种象征交换的关系，一方作为一个 一般等价物，通过对另一方的介入使交换关系得以实现，双方的价值看似在这一交换行为中都得到了体现，而实际上那只是拉康意义上的一种"剩余价值"，是经过 计算后的价值剩余。为了让拉康的理论变成一般等价物，阐释者就必须简约甚至删除隐含于其中的不可通约的特殊性，用平滑的光泽来取代那灼人的光芒。
例如劳拉·穆尔维 （Laura Mulvey）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1975年）一文被公认是英语世界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经典甚至奠基之作，其用来批判西方主流电影叙事的强有力武 器就是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和拉康的镜像理论，按照她的解释，好莱坞主流电影的叙事模式不约而同地把男性设定为凝视（观看）的主体，女性设定为被看的对象， 由此而建立了一个男性/主动与女性/被动的叙事程式。穆尔维所叙说的观影"事实"也许是存在的，但她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挪用都是基于某种理论上的"错 觉"：
比如她把弗洛伊德的" 窥淫癖"机制解释为主动的看/被动的被看的关系就只是看到了这一理论的表皮，因为那一机制的根本不在于一个主体（男性）对另一个主体（女性）的关系，而是 主体对自身幻象中的对象的关系；至于拉康的方面，她充其量只是在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层面来理解拉康的观看理论，而没有看到拉康在1964年的第11期研讨班 中就已经把"观看"和"凝视"明确地区分开来，前者是想象界和象征界的交互作用，后者则属于实在界向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延伸或侵入，"凝视"从来不是主体对 对象的凝视，而是处在实在界的创伤性内核对主体的凝视，是主体在幻象中想象有一个令人惊骇的不可穿透之物在看着自己，并因这一幻象而使主体之分裂成为一个 永恒的在场。
在穆尔维那里，正是由 于实在界的这一缺失，使得她的拉康阅读走向了拉康的反面，也使得她在论文中对希区柯克的影片《晕眩》和《后窗》的分析与这两个文本本身的视觉逻辑处在一种 悖谬的关系中，因为正如后来的齐泽克等人对希区柯克的"重读"所显示的，对于这两个"拉康主义"的文本，实在界的凝视才是解开叙事之"纽结"或主体无意识 的"波罗米结"的根本。
当然，对于穆尔维的阅 读的"创伤性内核"，不是这里的三言两语可以打发的，那需要一个长长的专论来解决。我并不否认她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巨大影响力，我称她的阅读有一个理论上 的"错觉"，说的是她对拉康的"凝视"概念的挪用因为实在界的缺失而给她的文本留下了一个死结。实际上，穆尔维的"错觉"并非个别现象，在英语世界对拉康 理论的批评性挪用中，这种情形是极为普遍的。
ViA：慧田哲学编｜吴琼《拉康：阅读你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