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改革与农村贫困救助
――《农村贫困人口社会救助问题研究》序
湖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廖进中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最近又出高论：“经济是老人的学问”。其理由是，经济的理论及学问本身，虽不及自然科学深奥，但验证却要远比自然科学困难。对经济现象的判断往往要讲感受，而对经济的感受，年长者占优势。可能也是基于这种理由，中共湖南省委党校胡新良博士准备出版新著《农村贫困人口社会救助问题研究》，他就千叮万嘱，要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老人”老师，为其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的个人感受以作为序。
农村贫困问题，是一个经济学的动态概念。按照我的体验，改革开放前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是指我们生产队“铁叔”那样的人。“铁叔”是一个旧社会最贫穷的、终年给地主打长工的典型人物，但在计划经济时期他仍然是常因温饱不足而不得不依靠“阶级路线”救助。1960年代，我在邵阳市二中读书，有个周末回家，亲眼看见他在生产队的仓库前，苦苦哀求队长开仓把他下一个月的口粮先发给他，因为他家已经几天没粮了。队长不答应，理由是他月月“寅吃卯粮”。其实，当时贫困得连饭也吃不饱的农民，何至他一家？记得有一年回家过春节，父亲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家五口在生产队仓库还存有150斤稻谷，是全队存粮最多的。“150斤稻谷”，外加地窖里还有的几担红薯，这可是要吃到来年接新粮啊！“半干半稀”、“半菜半粮”、“半饱半饥”，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当时农民的日子。
为什么计划经济时期种田的农村人也会“寅吃卯粮”，或“半干半稀”、“半菜半粮”、“半饱半饥”？我又想起了“铁叔”。按理说，他的出身和经历应该感谢使他翻了身的人民公社体制，当时生产队的严格管理也应该使他认真搞生产吧。可就是发生在这个极其朴实、勤劳的老农民身上的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有一次，生产队长安排他到一面积较大的稻田中耕――“耗田”，可收工后，队长在抽查质量时，发现他只在稻田的四周把水弄浑，而检查人目力难及的田中央他根本就没有去过。这件事所包含的经济学思想和反映出来的经济学标本意义，我想，无论是谁，都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也就是这件事，加深了我对市场经济改革正当性的理解。
是1978年后，中国农村实行的土地承包改革，焕发了农民们的首创精神和创造热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才使得我们的“农村贫困线”再也不是“寅吃卯粮”了。过去30多年,在市场经济产权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保持了大约9.5%的年均增长率，社会财富开始像潮水般涌流出来，已经变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开卷所称的“庞大的商品堆积”的社会，或者如加尔布雷斯（Galbraith）所描绘的绝大多数城乡人口越过基本需求阶段，消费领域业已进入由商家以广告及各种媒体来创造需求的“丰裕社会”。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庞大的商品堆积”，正是成为了“丰裕社会”，为我们的反贫困事业、为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奠定了一个坚实而宽厚的财富基础。
但在当前，我们市场经济的产权改革所形成的财富基础虽然解决了普遍贫困、绝对贫困问题，但还没有解决相对贫困、少数贫困问题；它只能使贫困线上移，逐步向“每人每天一美元”的世界贫困线标准接近，但还不能使贫困线消除，即还严重存在“丰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我理解，这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像胡锦涛所说的那样“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地推进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应该有“成熟市场经济”和“初级市场经济”之分，我们现在正处在由“初级市场经济”向“成熟市场经济”的漫长过渡之中。“成熟市场经济”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更要进行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不仅要讲经济效率，更要讲社会公正和公平。再具体一点到本主题，“成熟市场经济”要求从制度上保证绝不能歧视农民，尤其不能低估农村贫困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看到贫困人口“穷则思变”、“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特殊价值；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农村贫困人口没有公平的选择机会和发展机会，贫困人口没有得到应有的福利保障、政策支持和转移支付等；要完善贫困人口救助模式，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还要培育农村贫困人口参与市场竞争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能力，增加农村贫困人口的造血功能。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贫困人口尊严的“贫困救助”。
我在学习、研究经济学时，总感慨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伟大，他在完成了《国富论》后写的《道德情操论》中告诫我们：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感念的约束，要帮助别人，要把这种“利他”的道德情操永远地种植在自己的心灵里，这种人类朴素情感的保有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甚至世界各民族的强盛将是至关重要的。以亚当·斯密的理念来审视《农村贫困人口社会救助问题研究》，我作为该书的第一读者深深感到，胡新良博士正是遵循以上原则，满含着对社会、对农民，特别是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深厚情感来进行研究、探索的，相信其他读者在后续阅读过程中也会体会到我这个经济学“老人”的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