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年薪1美元帮助‘通钢’解困

----因为通钢职工的凝聚力感动了我

文/汪华斌

‘通钢’事件过去了，由于吉林省紧急叫停了建龙重组；所以通钢职工的情绪得到了暂时的稳定。然而由此引起的风波并不可能平静，通钢的未来何处去依然是问题所在。在这考虑何处去的方向性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反思通钢事件的本质；为什么建龙入主之后引起职工这么大的反感，为什么政府机关背后决策；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矛盾激化。至于通钢事件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估计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然而在我这里得到两个基本概念，那就是民营企业建龙的管理太不得人心；而国企的职工又有自主管理能力。结果这两个矛盾碰撞在一起，最后必然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和悲剧。

首先建龙入主之时就把通钢的‘包袱’脱离出去的，由地方政府接手一个又一个烫手的山芋。这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有社会责任企业的行为，可建龙却做了；这就造成当地工人与建龙之间的纠纷由来已久，长期未能解决；最终导致‘7.24’悲剧性的事件的爆发。其次是建龙入主后，通化钢铁仍在赢利之时但工人的收入却锐减；如一位一线工人说，此前他的收入是2500元每个月；但在建龙入主后，在效益并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工资越来越低，最后降到了千元左右；而在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工厂亏损大约在当月就有30多亿元；平均每天都在上千万，更多的工人开始放假；放假期间的工资只有300元。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公司管理层的领导混乱，而且没有实际能力。虽然建龙的地位只是二股东，但却成为了通钢的实际控制者；包括财务、原料等均为建龙人员控制。原来的诸多管理层悉数辞职，离开了公司。在通化钢铁效益日渐下降、亏损之时，建龙无法承受压力；于是决定在今年3月左右建龙集团决定与通钢集团进行股权分立。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建龙集团将拥有吉林精品钢基地的所有权；并拥有通钢原有的矿山所有权。

然而当建龙退出之后通钢的效益开始提高之时，建龙再次要求收购通钢；而且控股比例从原先的36%上升到了50%以上。这就是建龙见到国家4万亿的大蛋糕后，自己再次表现出的贪婪与迷惘的时刻。为什么建龙退出竟然工人有如此高的积极性，因为今年6月通钢首次扭亏实现盈利6000余万元。这就是我们的民营企业，见到好处就要；见到‘包袱’就丢。就是这样的社会责任，使国有职工对它有刻骨铭心的认识。因为这样社会责任的民企，一有风吹草动就是裁员和减薪；再加上那总经理豪情满怀地说‘要下你们的岗’，结果事件爆发了；悲剧也就发生了。这事件的缔造者是政府，始作蛹者却是建龙自己。

我不明白通钢这么好的职工，为什么政府没有看到；按照我国的改制原则，如果通钢改制也可以改制成员工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呀；完全没有必要由民营企业收购。如果按照我国的法律和政策，将通钢工人当成企业的主人；这应该是很好的改制方案呀。即使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些实行“职工持股计划”管理模式中；企业对全体工人所实行的是一人一票制，对工人充分发扬民主，把全体工人当作企业的主人；也不是以股权的大小行使所有者权利的。在我指导的一些军工企业的改制中，全部采用内部职工持股的改制都成功了；因为这些企业内部管理体系客观存在，需要的只是流动资金和企业形式。

在我国的企业管理中，现在最缺的是职工的积极性；台资企业没有积极性，民营企业也没有积极性。至于国有企业，由于两极分化的分配原则也使职工没有了积极性。这次通钢群体事件以及通钢总经理陈国军被殴致死，恐怕不是极少数担心既得利益和别有用心者能够制造出来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起严重的群访事件。由此可以得出至少一个结论，工人群众与领导决策层的思想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民意与官意是相左的。

按照现代管理原则，民意与领导的意见有分歧；首先强调的是民意。在现代信息零距离的时代，民意应该成为领导决策的重要依据。看巴东政府在处理邓玉娇案件中，就开创了一个听取大多数民意的好头。尽管吉林省的发言人声称此次通钢资产重组的出发点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但是人民听到的看到的却是通钢资产重组遭到了工人的坚决反对；要是政府真的是为了工人的利益，工人还会反对吗。还盼望吉林省的决策层能够回到民意的立场上，因为通钢事件后面的事同样考验着政府；如何真正地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如何保持通钢的可持续稳定地发展；这是一个具体办实事的体现。

如果通钢职工需要我，我也愿意无偿为通钢职工服务；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钢铁公司的管理专家，所以管理钢铁公司应该也是贡献自己的才智。

我为通钢职工而自豪，因为你们的凝聚力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样的积极下，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吗。更何况钢铁企业的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你们收获的季节了；只要团结一致，在科学管理的引导下；成果就在前面等着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