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据甘肃华夏文化研究会会长、甘肃天马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西部著名学者型作家董洪考证认为，中国旅游标志图形“飞马奔雀”（俗称“铜奔马”）的设计大师张江是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大宾乡“金马张村”人氏，为毛泽东祖籍原阳又添一位历史名人。

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大宾乡有个“金马张村”，这是一个靠近黄河的村庄，千百年来，村民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闲暇时也会在黄河内戏水打鱼，不知道黄河内竟然能抽出铁砂来，更没人知道“村名”的来历。古代“金”是金属的统称，可以断定“金马张”是个类似于“金刀张”、“泥人张”、“神笔张”、“铁拐李”、“神笔马良”一样的外号。

历史上有“金马张”的行迹吗？《晋书》记载：“张掖临松山石有‘金马’字，磨灭粗可识，而‘张’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万年。’”该书中所讲的这个人文掌故在王隐《晋书》、《十六国春秋·前凉录》、《二酉堂丛书》等历史著作中均有记录。这个擅长铸造马式并威震河西的“张君”人生归宿在何处呢？

汉末博士侯瑾系敦煌人，他熟悉被称为“卧龙城”的凉州，曾对门生预言：城西泉水当竭，将来必能涌现称霸者。古人深信“王者受命而起”的天意，所以中国古代政治家常将文化与政治相结合，以方术、图谶来表达其为自己争正统的政治思想。图谶是中国古代流传的可以应验的文字或图形，所以前凉张轨也曾借同姓先辈“金马张”生前的威望为自己称霸河西制造政治舆论。公元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出土的铜器数量之多，铜马质量之高为全国所罕见，尤其“飞马奔雀”被当世誉为“世界艺术品中的最高峰”，证实“飞马奔雀”乃墓主人“张君”生前设计铸造并荣获了“金马张”的称号。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侯瑾亲眼见过的“城西泉水”，正是《水经注·潴野泽》中所说的“灵渊池”，它是如何形成的呢？“池”指人工挖出的水塘或者开凿的护城河。据汉墓专家多年的考证，现今的雷台湖就是东汉年间在武威绿洲上夯筑高大的雷台陵墓时挖土而形成的人工湖泊，曾经沧桑变迁的“雷台湖”就是古代的“灵渊池”。

雷台汉墓中有三匹铜马颈部刻文均有“冀张君”三字，“冀为张君之原籍”。汉武帝时设冀州刺史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释“冀州”曰：“古九州之一，今河北、山西二省及河南黄河以北，辽宁辽河以西之地。”今河南原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秦时置阳武县，西汉置原武县，1950年，原武、阳武二县合并而成原阳县。美丽富饶的原阳县，地处豫北平原，地处黄河北岸，与省会郑州一河之隔，显然属于西汉“冀州”范围。这有力的证明河南“金马张”与河西“金马张”实乃一人。

“金马张”究竟是何人呢？董洪首先从身份等级上分析，根据汉代“无军功不封侯”的惯例，南阳析侯张江肯定被朝廷拜过“将军”，而雷台汉墓中出土的“臣李钟”证明墓主人“张君”就是位列侯，从墓中出土的两颗“将军印”来看他也被朝廷拜过“将军”。雷台汉墓铜马铭文中有“守左骑千人张掖长”的字样，“守”是“太守”的简称，也可以理解为“代理”之意，根据东汉初期“军政合一”的制度，“左骑千人”一职必须由“太守”兼任，这与张江担任过“武威太守”一职完全吻合。其次从宦海归宿看，《后汉书》记载张江的曾孙担任过广西郁林太守，张氏一家向南迁徙，最后定居四川广汉，未回原籍……而东汉哲学家王符在《潜伏论·浮侈篇》所云“起造大冢”的人物范围是“上至京师贵戚，下至郡县豪家”，南阳析侯、武威太守张江自然也包括其中。

东汉初期武威的铸造业比较落后，据居延汉简记载，河西的铁质农具来源于南阳郡，该郡统领36县，治所在宛，是东汉的陪都，宛很早以前就是楚国的冶铁富庶之地。张江被封为“南阳析侯”，“析”指今河南西峡县，是张江的“食邑”，即第二故乡，张江封国内的幕僚、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婢等人才济济，列侯在自己的封地内生活并掌握了高超的冶炼铸造技术是毋庸置疑的。将军出身的南阳析侯张江精通相马术，“飞马奔雀”的模型不但是一个标准的相马式，而且展现出了他高超的艺术造诣，从此便获得了一个“金马张”的外号，所以其家乡的人们“以名命村”表示永久的纪念；正如河南原阳县齐街乡“留侯村”古名博浪沙，留侯是汉丞相张良的封号，公元前218年张良带一人用大铁锤在此地刺杀秦始皇，后人为了纪念张良，故命此村名为“留侯村”。张江把心爱之物——“飞马奔雀”带入阴间骑乘享用，这与王符所云造墓人“多埋车马”的记载完全吻合。

从王符的记载看，东汉前期已有雷台汉墓类似的陵墓大量存在，他和侯瑾大约都在汉桓帝末年去世，由此可证雷台湖和雷台汉墓的存在均早于汉灵帝时代，所以说雷台汉墓是东汉前期的墓葬，“背四出文钱者，并非灵帝首创”。今原阳县所辖的原武、阳武二县在东汉刘秀执政时已划出冀州，而“金马张”仍自称“冀州”为原籍，更有力地说明他生于西汉晚期而卒于东汉前期。总而言之，生活于两汉之际的张江是“金马张”的唯一人选。张江大约生于公元1年左右，汉明帝时期卒于武威任所，活了大约70岁左右。所以清代武威籍大学者张澍在《凉州府志备考·职官卷》中，将张江排在了汉明帝执政期间（公元58—公元76年）。

 

1991年底董洪向新闻界公布了破译中国旅游标志“飞马奔雀”设计大师张江之谜的重大社科成果，1992年被《人民日报》（海外版）、《瞭望》（海外版）、《中国青年报》、《文摘报》、《甘肃日报》、《兰州青年报》、《金星》杂志、《金城·美文摘萃》杂志、《奥秘》杂志等10余家报刊、电台誉为“青年学者”，从此一举斐声海内外。

1992年8月28日，董洪在首届中国丝路节“国际丝路研讨会”上公布交流了《系统论揭开武威雷台汉墓之谜－－中国旅游标志“飞马奔雀”设计师的破译》的论文。1995年11月25日，他又在《民主协商报》发表了《铜奔马与金马张》一文。1995年9月15日又在《兰州日报》发表《中国的图谶古币》一文，再次论证“金马张”正是武威雷台1号汉墓主人“张江”的外号。

1995年8月和1997年6月，新华社两度向全国57家晚报发通稿宣传过他的研究成果。1997年，甘肃省河西学院中文系教授、河西文化研究会会长方步和先生热情称赞“董洪先生虽年轻，但锐气足，善解不解之谜。几年前，曾破解了甘肃武威的“飞马奔雀”（原称‘铜奔马’、‘马踏飞燕’、‘马超龙雀’，现为国家旅游标志）的年代和铸造者，为国内外学者所赞许。两年前，又破译了‘贵州红岩碑’，深得国内外专家的好评。这次破解贵溪龙虎山崖墓之谜，是又一次展示了他破解历史‘千古之谜’的锐意和魄力。”

董洪被学术界公认为是“黑箱考古”理论的创始人，１９９９年曾任“纪念铜奔马出土３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主任。２００２年又任首届甘肃武威天马国际文化旅游节暨经贸洽谈会“天马论坛”组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