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与经济关系的历史解读
关键词：中美关系 历史 未来 战略与经济对话
美国总统已经换成了奥巴马，因而以前的“中美战略对话”名称也做了相应修改。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27日至28日在华盛顿举行。经双方商议，王岐山和戴秉国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特别代表，分别与美国的希拉里·克林顿和蒂莫西·盖特纳在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进行对垒。作为布什政府期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升级版本”，本次对话就双方共同关心的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美在布什政府期间有两个对话机制：“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经济对话”，专家认为，现在等于是两个对话机制合二为一，讨论的话题会更加广泛与深入。从时间和频次上，在布什政府期间，战略对话是一年举行一次，战略经济对话则是一年两次。在合二为一之后，中美之间新的对话将改为每年举行一次。
在本人看来，这种名称的变化不过是一种外交的文字游戏，所谓“战略”不过是用媒体去忽悠甚至蒙蔽民众罢了。不管是从历史、当今还是从未来看，实际上中美之间很难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的一个多世纪之内，美国就在不断的直接或者间接地给中国制造麻烦，攫取中国的利益。以下从历史的角度分十次简单对此进程进行论述：
第一次是八国联军时代开始的逼迫中国进行“门户开放”政策：
甲午战争后，在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时，美国提出了逼迫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这一政策在学术界有很大争议，但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个政策是美国损人利己的本质：
因为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使美国也能自由进出；就要求机会均等，美国也能参加。只要看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宣言，是向侵略中国的各国提出的，就知道“门户开放”就是让列强都平等地享受“分一杯羹”的权利，鱼肉中国的政策。
有专家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帝国主义强权外交的体现，其目的在于保持、扩大美国对中国的控制与对中国人民的剥削，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从本质上说是美国保障和扩大其在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政策，但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起过一定的作用；门户开放政策是重新建立列强在华侵略势力再次平衡或基本平衡；强调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实现独霸中国的第一步——垄断中国市场，该政策无论从制定者的主观动机上看还是从政策的客观效果上看，都没有，也不可能在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进程上设置任何障碍。
美国开始就是八国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庚子赔款，虽然美国人把部分赔款用于清华大学等教育机构与教堂的建设中，但却是以强制性地让这些教育机构每年输送优秀学生到美国去留学为条件的，即使到现在，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而这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损失与危害已经在7月23日文章《中国人才流失的背后》中有深入论述。
第二次是在巴黎和会上美国对中国主权的瓜分——从幕后走到台前。
巴黎和会时，欧洲问题复杂。意大利闹着退出和会，日本提出人种平等，美国国内对于国联等问题意见异常分歧，美国不积极帮助中国，因为中国提出的问题，影响美国在华利益太多，它不能轻易答应。所以美国只有不开口。
和会以后日本积极侵华，势力日增，而中国的反日怒潮极为高涨，美国感受日本势力的压迫、反帝运动的危险。也就是说，日本继续“一战”时在华所得的利益而又向前进了一步，使得英美不得已而采取措施加以制止，这样才召集了华盛顿会议。这正是战后帝国主义力量重新组合到了一个新阶段，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结果。
《九国公约》等固然给了中国一些利益，但是，何曾满足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的要求：不平等条约还在，领事裁判权、关税不自主也还存在。所谓“门户开放”政策不是为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只是美国为了寻求向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经济扩张的一种借口。炮轰南京是证明“门户开放”是要使中国一切利权让给美国和其他列强。
至于说“九一八”以后美国的态度，那是因为美国当时还没有实力，而且也不愿在这个时候，去和日本进行一场战争，所以才以“不承认主义”做为惟一的最后武器。但是不承认仅仅是不承认，日本并不因为美国不承认就会退兵，日本占领东三省后，积极向华北进逼。当然也不否认“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尽过一些表面上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作用，但这也是用牺牲更多的利益换来的。实质上，“门户开放”并没有真能做到这点。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连续四年的解放战争中，从背后支撑国民党，并直接导演了中国内战。——从辅助作用变成主导作用。
中国的内战把中国的4万万同胞置于更悲惨的水深火热的生活中。直到中国共产党打跑了国民党，成立了全国政权。尽管如此，美国在1949年之后依然在背后支撑台湾势力与大陆对抗甚至分裂。从对国民党到民进党都有他支撑的影子，甚至长期派驻“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为台独势力提供心理支撑，似乎只要是与中国分裂有关的事情它就要插手挑事。
第四次是发动朝鲜战争。——对中国战略围攻之势第一次显现。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在军事上援助蒋介石，同时扶持朝鲜、越南等国的反动势力，建立针对中国的包围圈。在共产党的新政权刚刚成立之后不到一年，美国就从越南、台湾、朝鲜三点向中国发动威胁，考虑到海战力量的薄弱，抗击越南又难以保证给养，加之朝鲜更临近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基地。中国以百万志愿军援助朝鲜，彻底击退了美国领导下的13个国家的联合国军。迫使南北朝鲜签订《停战协议》，并取得了保家卫国的战争胜利。
虽然如此，新诞生的中国毕竟是举全国之力赢得的这场战争。丧失了许多鲜活的生命与珍贵的物资。
第五次是越南战争。——第二次彰显对中国的围攻图谋。
美国在越南发动战争，虽然发生在美国与越南两个国家之间，貌似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但从朝鲜战争的背景来看，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就是试图从越南再度打开侵略中国的缺口。当然由于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以及自身实力的衰微，同时与美国在东欧、日本等地区协助战后复兴计划而难以同时兼顾，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美国的对越战争以失败告终。
第六次是在两极格局下，通过与前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对中国实行的遏制与威慑。
在半个世纪前，中苏交恶之后，中国陷入持续3年的自然灾害，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美国没有对中国进行，但那并不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仁慈，而是美国在寻找“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依托的黄金替代型资源——“石油能源”的战略，而急于掠夺石油能源，处理西亚与中东事务。
在其间，虽然尼克松主动与周恩来握手，但毕竟代表的不是友善，而是利益索求。
第七次是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而先知先觉地投资于中国。——从军事转化为经济侵略。
在长期的社会动荡与闭关锁国状态中沉默许久之后，中国显露出强烈的开放意愿与邀请世界来参与市场的开发与国家的建设的态度，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两手同步抓的策略：
在经济与文化上，通过进口商品与那些特殊的印刷品美元，以及号称专家的人才输入战略，这些“胡萝卜”的综合利用使得美国在中国国际化的过程中占尽了先机。同时寻找机会瓦解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比如支持大学生在1989年举行的所谓“民主与自由运动”，明目张胆地勾结达赖进行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干涉等等。
第八次是诱导中国经过13年的谈判，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兵法在经济上的纯熟应用。
利用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中国建厂办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制造业产能，而中国人还不具备消耗这些产能的实力，同时中国商品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成本低廉使得国际社会对这种物美价廉的实惠产品有强劲的需求，因而美国人策动了让中国加入WTO的阴谋。
虽然即使到现在还有很多中国人不明就里地认为WTO是对中国法外开恩，是在拉动中国经济建设，但放在历史的角度，我们就不难看出，加入WTO是以美国为首的新列强绑架中国经济的最成功的阴谋，更断了中国回归传统之路。
加入WTO之后，中国再也不能拥有自主的贸易政策，经济主权逐步沦丧，任何产业扶植政策与出口都时刻被WTO的各种规则监督。
就如本人在前面文章中所提到的，中国古代战争的计策，当久攻不下的时候，往往是先把守城的将领诱骗出城，然后再派一队人马乘虚占领空城，断绝其归路。由此，就可以在城外的宽阔的战场将已经出城的守军彻底歼灭或者逼迫其投降。
可以客观而理性地得出论断——WTO将中国彻底拖入了国际化的泥潭。
第九次是诱导中国进入国际化泥潭之后，美国等发达列强加速对中国经济的渗透与控制。——无赖与策反策略。
充分入市充分利用WTO要求成员国开放市场的游戏规则，在逐步渗透到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各个领域，通过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对冲基金等手段，实行产业侵蚀。由此，中国人一切民族情感、抵制洋货的行为都难以为继，甚至每次实质性的抵制行为都被内耗削弱，中国人民对外的团结统一战线宣告土崩瓦解。
因为国家与民族利益侵害到家庭与个人利益的时候，很多人都要把天平朝自私而非国家民族的方向倾斜。越来越多的人为美国等列强机构提供服务，为他们的利益奔走呼号，民族主义成为狭隘的观点，国家利益被作为砝码轻易出让给那些贪婪的列强。
因为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但资本却是没有国界的。
这里再重复一次本人原创的那个形象比喻：
某流氓在某次强奸了一个良家少女，然后大家都在到处通缉那个强奸犯，但几个月过去了，被强奸的少女怀孕了，没有堕胎，并生下了强奸犯的孩子。在这个时候大家已经不再想法依法处理那个流氓了，甚至在法庭上都要为他辩护。
因为强奸犯有了另一个身份——孩子的爸爸！所以就忽视了其强奸的那面。
列强如流氓，中国就是那个少女，那些合资机构与从业人员就是他们的孩子，孩子都已经出生，是鲜活的活蹦乱跳的生命，谁又敢于放弃一切顾虑去声讨列强与国际资本呢？
第十次是通过金融领域的全方位渗透与占领，彻底绑架中国经济。——难以匹敌的利益索取与输送的关系。
在中国“入世”五周年到来之际，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承诺需要兑现，这是WTO的游戏规则，更是中国向发达国家在金融创新上多取经，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迅速进入发达的金融资本主义帝国所需要的。
这两方面的需求一拍即合，美国则又是率先利用这个游戏规则，优先与中国建立常规化的战略对话与经济对话机制、实行步步紧逼的策略，利用参股甚至控股中国的金融机构、廉价收购“不良资产”等手段，实现中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大型央企海外上市，成为这些机构的幕后老板，用资本得到更多的话语权，并就此占领中国经济的制高点，享受闻所未闻的垄断利益，让中国的执政者为这种利益保驾护航。甚至依托长久以来奠定的美元“国际第一货币”的特殊地位，迫使中国把天量的外汇储备转换成为美国国债，从而把中国彻底变成自己的提款机，将中国经济彻底绑架到美国这驾战车上。这种行为不仅可以给自己带来难以想象的投资收益，而且可以造成中国官民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动摇执政者的政治根基。
——从本质上取得殖民效果。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那之后，美国继续逼迫中国逐步放开对人民币的管制，充分利用国际社会的压力，使得人民币相对主要货币均出现升值，名正言顺地赖掉中国的债务。并在中国减持美国国债，把外汇储备转投其他渠道的时候，不能不有所顾虑。
现在美国又希望用G2与经济战略对话把中国拉拢到自己的战略盟友这一边。一次次地对外宣称要把中国当做战略盟友来对待。
中国能成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吗？
我们实在难以设想，假如中国和美国成了战略联盟，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那已经过去的百多年的历史，以及历史上那些失去了财产甚至生命的前辈。
成为美国的战略盟友，是否意味着需要重新对历史，特别是这100多年来的历史进行评价？比如教科书中关于美帝国主义的定性，比如那些抵抗美国人所掀起的战争中所失去生命的勇士与烈士是否都应该被重新定性为阻碍历史潮流的保守，在那些阶段曾经被定性为汉奸、卖国贼、亲美走狗的人是否都需要颠倒过来再加以表彰呢？
再来看相关的历史：连同本人在内的很多中国人都依然没有摆脱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那段历史已经成为无法被抹平的烙印与伤口，甚至那已经难以控制地成为对整个日本国民与民族的仇视，虽然大家都认为，仅仅由于一小撮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而迁怒于全体国民、整个民族与所有历史，总是貌似不公平，但情感就是情感，没有道理也没有缘由可以辩驳。
相形之下，中国人是否应该对美国多一些理性的态度呢？
似乎中国人丝毫不在意美国在八国联军时代、在解放战争时候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更忽视了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中给中国带来的麻烦。美国在身后支撑日本复兴计划，让日本成为卧在中国身边的隐患。从日本在1985年欣然与美国签定广场协议这个举动就足以说明日本跟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
然后是地区争端中的那些原有的反对派，不管是朝鲜半岛的韩国、中国的台湾、西藏的独立派与新疆分裂主义，都成为与美国里应外合的势力。同时他们通过贿赂、拉拢、腐蚀等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行施加于执政者的团队中。
仇日的同时亲美，这本身就有矛盾的地方。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而且令人震惊的结论：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对美国是战略性的胜利，同时对中国却是完美的失败，而且是心理上的臣服。为了给这种失败找一块遮羞布，就不能不修改历史，而本质上，所有事情都昭然若揭，即使不从表面修改历史，恐怕也是自相矛盾的。
历史都是人写的。
历史不能忘记，未来也不能忽视。
历史是深邃的、更是凝重的，是成熟的理性，而非一意孤行，历史不是用来洗刷的，而是用来警示的。国与国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关系，而没有永远的盟友。
本文以美国前任国务卿基辛格总结两国关系进程时的那句名言结尾：
——“决定中美分歧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利益。”
贾春宝
2009年7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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