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国企投资四大金融基地之一科技园 金融基地谈起
文/戴欣明
任志强又有新发现：“国资委的任务应该是把国有企业都消灭了，而不是做大做强，套现资金用于社保等公共事业。”难道国有企业就到了崩溃的边缘？
■国企是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发动机
新经济中，国企搭救失足产业。
91年实现土地的有偿出让，到93年提出了“国退民进”，那这几年中，中国经济，特别是房地产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暴涨，海南岛、淡水、南海的房地产市场一路高歌猛进，地价、房价飙升，深圳也在其列，甚至有些房子当时的价格高点，到现在才刚刚持平。
任志强，老国企的领导者认为“第三个十年实际上是最不好的十年，名义上来看我们的GDP或者说经济发展在大幅增加，但实际政策上是‘国进民退’的十年，基本上是从03年开始成立国资委以后最为突出。”他语出惊人：“国资委的任务应该是把国有企业都消灭了，而不是做大做强，套现资金用于社保等公共事业。”
但是，戴欣明认为任志强的这种说法忽略了国有企业在特定时期所担负的使命与存在的价值——20％的国有企业左右着中国经济走向，因为这些企业是政策性市场的代言人，是政府最容易用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的企业，也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的实际把握者。
这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非常时期的经济法则；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才是中国再次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飞舞的的基础，国企是捞起其它经济的救命绳索，是新经济发展的引擎。
■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的特效药：“国字三合一组合”
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取决于一是政府政策推动；二是土地，暨地王带动；三是同国企有关的商业地产拉动。
2009年6月，国有企业方兴地产以40.6亿的价格拿下北京广渠路15号地，表面上看是推高房价，但这却正好是当下政治与经济的需要，深层次更可以看成是国企与政府的默契，为刺激区域的发展所做的“计划”。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国企代表国家意愿，是政策导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纵观深圳，2007年11月19日奠基的四大金融中心：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深南东路5045号深圳证券交易将迁至原高交会馆）、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大厦（深圳市蔡屋围金融中心区）、深圳市金融产业后台服务基地、深圳市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深圳科技园·金融基地）分别在福田区、罗湖区、龙岗区、南山区揭牌和奠基，此举标志着深圳四大金融基地建设全面启动。这里面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是国字头机构。
如今，四大金融中心之一的深圳科技园·金融基地已经率先建成，其是老牌国企深圳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投资。从总体趋势上看，国字号机构的动作越来越大，可以从信心的角度看，这样大体量的建设也是商业意义上的“国进民退”，引导经济走向；从城市经济的角度看是为城市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更不要说深圳城市建设还是政府投资战略为主导的城市，虽然从短期来看，地王推高了房价，造成了营商成本的增加，但是在通胀的影响下，这些正在被“有效的抵消”，需要商业地产紧随其后，形成相濡以沫的关系。
■强化金融创新地位，把握“国进民退”的核心
众所周知，国务院批复了深圳的《综改方案》，其中“国际性金融中心”在融入深港国际中心的同时，被“创新中心”取代；深圳将与香港功能互补，错位发展，推动形成全球性的“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中心”。一方面说明对金融创新有所顾忌，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金融服务业蕴含巨大的发展空间，也说明政府在金融中心这个定位上慎之又慎。
我们知道，国际的金融危机是由金融衍生产品造成的危机，这种衍生甚至逃避了政府的管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金融的发展将会是健康的理性，一切金融产品都是在国家的掌控之下的衍生，也就不可能有欧美式的金融危机。
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大量的政府机构设置，人员的增加都可以看成是“国进民退”的另一种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公务员已经成为住宅的主要购买者，公职人员正在成为消费的主力，更主要的是这些人的综合保障远远优于在民营企业的保障。如果说现在的国企、公职人员都如民营企业员工的心态与经济保障，在金融海啸的作用下，中国面对的将不仅仅是经济危机的威胁。
■区域经济在国字头机构的带动下猛进，国企价值凸显
这些年，特别是2003年以来“国资委”的成立，标志着“政策性市场”开始登峰造极，各地经济由政府投资战略拉动型成为城市运营的首选战略。城市翻天覆地地变化，经济快速变化，缩短发达国家的经济化行径历程，同时也的确让一些人经历了磨难。
巴菲特传记《滚雪球，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的作者艾利斯·施罗德日前在深圳演讲中说，美国现在正在探讨与研究美国经济是“社会主义化”；有效约束式，还是“资本主义化”；自由市场式。“社会主义化”并不能等同“社会主义”，更多的是经济的主导形式，比如现在的美国经济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进一步扩大，其实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化”的经济时代。
亚当·斯密在巨著《国富论》中强调，反对国有企业的存在，主张市场自由化，强调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反观97年香港经济危机就因为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导致，拯救她的还是“社会主义化”的内地经济经济体制——国有主导的经济体制。看美国现在的经济，“社会主义化”也在拯救美国经济。当政府充当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的时候，特别是在非常时期是最有效的。
要想尽快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国字头机构的直接参与才能快速使经济走出低谷。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直接主导的经济才能让中国快速地走出金融海啸的影响，而目前中国的整体局势来看，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点。
像深圳四大金融中心这样的金融项目，以及相关的商业地产的大规模建设也一定带动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如，深圳科技园·金融基地的横空出世，也让“南硅谷”演变成“金硅谷”，周边价值正在被重估。所以，不管是国企拿地王，还是国企投资建设金融区，还是国字头机构启动金融中心建设，这无不透露出一个信号：政府在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并且只有国企，国字头机构才能担此重任。因为这里面不单是商业上的价值，更加凸显信心价值；代表了政府的信心，城市战略制定者的信心，以及中央政府调控经济发展经济的决心，在这样的形势下，经济的良性发展黄金阶段已经到来，投资热情会再次被点燃。
在当下的非常的经济阶段，中国地产的“国进民退”将对中国地产产生巨大的影响，摆脱了地产的低级开发，简单开发，以及商业及商业地产的畸形发展，城市的房地产化，取而代之的是如何让经济的发展能够系统化，民生化，务实化，财富化，暨经济需要在“社会主义化”的有效约束下，发展才会变得更加有序，也就迎来各行各业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