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什么是劳动？

当我们说，资本是在各种复杂的经济、技术、社会关系中占据的主导性地位，主导性地位的拥有者可以依其地位强弱获得他人的劳动或财富时，我们就需要搞清楚：什么是劳动？

劳动似乎是不需要定义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是改变劳动对象使符合人的需要的活动，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者三要素。但这一定义主要适用于体力劳动，对于脑力劳动来说，其劳动对象是不明确的，其劳动工具可以是极其简单的（甚至是不需要的，因为思考是不需要工具的），其结果并不是改变了对象，而是表现为以各种方式输出符号。在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更有一些现象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坐在自动化工厂中央控制室计算机屏幕前的操作工人，当设备无故障运行时，唯一需要做的是观察信号是否正常，而此时许多劳动对象正在被改变形态，符合需要的产品在源源不断地离开生产线。那么这位工人是否在从事劳动，在从事什么劳动？

事实上，不仅是自动化工厂出现这一类问题，早在一位工人看管4台、8台纺织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类问题；甚至更早，当蒸汽机代替工人作动力牵引纺织机的时候，劳动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若干变化。

其实，我们可以把财富的生产看作是一个物质能量变换过程，其要素也有三：物质、能量、信息。对于像锄地、搬运或者打铁这样的体力劳动来说，劳动者既是能量源，又是信息源。随着蒸汽机和电力的出现，劳动者作为能量源的作用下降了，其主要作用成为信息源，控制能量的作用方式。例如，当蒸汽锤代替打铁工人的臂膀成为新的能量来源时，打铁工人的主要工作就是翻动铁器，使蒸汽锤恰当地改变铁器的形状。当然，翻动铁器也需要能量，但与举起铁锤所需的能量相比就是辅助能量。随着技术的进步，铁器的形状主要地不再靠锻打来改变，而是靠浇铸，这样工人作为信息源的作用也下降了（形状信息体现在模具中）。单件铁器的浇铸需要不断地翻砂、搬运，工作量也很大，但是渐渐地，这一过程也被自动化了。如果说在这一技术演进过程中，工人始终感到体力劳动量很大，那是因为单个工人所控制的生产量极大地增长了，而单位产出所需的工人体力则是极大地下降了。例如，在手工织机时代，一个工人管一台织机，每三天织一匹布，既作动力源，又作信息源，劳动强度很大；在自动织机时代，一个工人管24台织机，每天每台织机产三匹布，每天可生产72匹布，产量是手工织机时代的216倍。虽然工人只作部分信息源，一天8小时巡回于24台织机前，工作强度同样很大，但一匹布所需要的劳动量则下降到了原来的1/216。

这样，随着技术的进展，人越来越退出物质能量变换过程，而自然力则越来越深入这一过程。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以自然力代替人力，而计算机技术革命的本质则是以电脑代替人脑。工业革命以前，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劳动创造财富。工业革命以后，这一论断恐怕就有点问题了。因为真正创造财富的是大自然，是大自然提供的物质和能量。人只是控制着这一物质能量变换过程，改变着这一过程的结构，使这一结构能够越来越充分、越来越精巧地利用大自然。事实上，甚至对于古老的农业来说，农民也只是控制着物质能量变换过程，而不是“生产”粮食。我们知道，真正利用阳光将空气和土壤中的养分变成粮食的是叶绿素。一粒种子就是一个物质能量变换过程的转换器，其转换类型及效率首先取决于基因，其次才是阳光、水分、土壤等外部因素。农民的劳动只是为叶绿素工作创造条件，耕地、播种、施肥、灌溉、除草，并收获叶绿素工作的成果而己。至于机械化农业，无非是进一步以自然力来完成所有这些辅助性环节。生物工程则是要改变生物的基因，亦即改变生物转换物质和能量的类型及效率。有了生物工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同等劳动量的收获之所以有高低是因为不同种子的转换效率不同。但是，以往各类种子都是由大自然进化提供的，无论产量高低大自然都不向人类收取专利费；现在种子的改进是由育种专家通过生物工程方式取得的，育种专家就要在农民的收获中分一杯羹了。

因此，与其简单地重申劳动创造财富，与其徒劳地辨析劳动概念，不如认真地研究在物质能量变换过程中人的作用及其变化，研究不同的人在该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以上均为人与物关系），研究人与人关系对人与物关系的作用。事实上，在创造着庞大财富的高效率技术生产体系只能容纳一部分人充分就业的今天，在面临“20：80”的全球化陷阱的威胁时，如果再沿袭“劳动创造财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传统概念，那么大多数人很可能会由于得不到工作机会而“不得食”。

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面对庞大而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体系，再一次思考复杂网络中的主导与被主导关系。就农作物生长收获这一物质能量变换过程而言，尽管被变换的物质来自空气、土壤和水，变换的能量来自太阳，变换的自然主体是叶绿素或植株整体，但是农民居于这一过程的主导位置，他播种、管理、收获，而作物则被动地生长或枯萎。更重要的是，农民可以任意处置农作物，既不会遭到农作物的反抗，也不会遭到大自然的反抗。从食物链角度来看，农民和农作物的关系类似于羊和草的关系。虽然草不属于羊，也不依靠羊，但羊却可以吃草。这意味着，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虽然人来自自然，由自然养育，但人却主导着自然，对自然予取予求。人与动植物乃至非生物的关系服从弱肉强食法则：由于人有智慧，人成了万物之王，因此人的生命凌驾于其他动植物生命之上。

虽然农民在与农作物的关系上居主导地位，但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上则不一定居于主导地位。例如，当农民与种子公司、化肥公司、农药公司、粮食公司、集贸市场管理人员等打交道时，农民就很可能居于被主导地位，农民拥有的部分财富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良种可以提高产量，因此，农民愿意将增产粮食的一部分交给种子公司换得良种。但是以什么样的比例（即价格）来交换呢？在大量的、分散的农民面前，少量的种子公司常常拥有主导权。种子公司具有充分的市场和技术信息，联合成本低，又有媒体优势，有能力将增产的大部分都划为己有。即使有时购买良种的费用超过增产所获，种子公司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个别农民的耕作管理不当。这相当于种子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向农民收技术税。有了这笔技术税，种子公司可以盖起漂亮的大厦，育种专家们可以享有丰厚的收入。化肥、农药等公司的情形与此类似。客观地说，现代农业的物质能量变换过程已经高度复杂化了。以往由自然提供的要素大部分纳入了人工调节的范围，例如植物基因（种子），土壤中的养份（化肥），水（灌溉沟渠及水库或喷灌、滴灌技术），温度（大棚），植物生态（农药），以往由人力完成的大部分环节也都被机械化了。因此，机械、化工、生物工程、电力等都成了现代农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农民则从分散的、互不关联的、高度自主的控制主体，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神经末梢式的控制主体。相对于农作物而言，农民依然掌握着主导权；相对于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电力各公司而言，农民只能被主导，而主导者则往往充分利用其主导地位获取产出份额。这意味着，那些从各环节上改变着物质能量变换过程，提高着利用自然效率的技术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太多收益。例如，过去每亩产量只有200斤，但除农民体力劳动强度比较大以外，市场成本很低，200斤粮食基本上都是劳动收获。现在每亩产量增加到1000斤，但是各项开支如种子、水、电、化肥、农药、柴油、农机折旧及维修等费用很高，可能折合粮食800斤。现在农村有些地撂荒，就是因为农民发现粮食收成折现后还抵不过上述开支。就美国的情况而言，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部分有实力的大农场率先采用新技术，而新技术在推广之初，也将增产的大部分比例留给农场，使大农场的生产成本迅速降低，小农场主则纷纷破产，被大农场兼并收购。也就是说，物质能量变换效率的提高，伴随着一部分农民失去对作物的主导权。在农业物质能量变换体系中失去末端主导权的部分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开机床或拧螺丝的工人，在工业物质能量变换体系中拥有了末端主导权。另一部分农民则找不到工作机会，过上流离失所“不得食”的生活。

由此可见，现代物质能量变换体系有两大特点，一是大规模利用自然力工作；二是与该体系在生产和技术上的金字塔结构相应，形成主导权的金字塔结构。由第一点，我们可以认为，维持该体系运转的工作仍然可以叫劳动，但劳动性质则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创造财富到精巧地联合起来掠夺自然财富。这是人与自然关系越来越恶化的根源。由第二点，我们可以知道，在利用主导权谋取个人利益的价值观指导下，主导权的层次越高，所获得的财富份额越大。因此，争夺并保持高级主导权是该体系中人的主要活动。

无论是维持或改进自动化生产体系运转，还是争夺高级主导权，其主要成份都是脑力活动，只是类型和复杂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卡车司机或是挖土机司机都是处于生产体系末端的工人，他们的工作虽然也需要体力，扳动操纵杆或把方向盘等，但主要成份则是脑力活动，判断方向，辨别障碍物，控制速度等，而不再是像人力车夫那样以体力活动为主。又如汽车装配线上的工人，主要功能也是判别工件的位置，而不是搬动工件（由传送带完成）。再如车床工人的主要工作是安装夹具、刀具、工件，确定切削尺寸和速度，然后按下开关，观察控制切削过程，其主要成份仍然是脑力活动。越接近生产技术体系的核心，其脑力活动的复杂程度越高。例如，处于技术核心地位的总工程师，与绘制零件工艺图的车间技术员相比，其脑力活动的复杂程度就高得多。总装厂的总工程师，与部件厂的总工程师相比，复杂程度一般也更高一些（但也有例外，如飞机总设计师与飞机发动机的总设计师工作的复杂程度就不容易比较）。

以上列举的都是维持或改进生产体系型的脑力活动，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维持或争夺高级主导权的脑力活动。组织内部的高级主导权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技术来源，以技术和信息的处理能力掌握高级主导权。目前所谓知识经济，就是强调高级主导权的技术来源，有知识就有高级主导权，就有高收入。另一种是所有权来源，以产权掌握高级主导权。这是传统的主导权来源。在大多数场合，源自所有权的主导权都是最高主导权，而源自技术的主导权则处于从属地位。当我们讲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时，所有权是最高主导权，经营权则处于从属地位。经营者凭借其对市场、技术、组织信息的处理能力获得经营权，经营权以下各层权力原则上都与所有权无关，而源自技术。实际上，经营者也完全有可能任用亲信，因为经营者要借经营权最大限度地谋取私利。

相应于这两种来源，组织内部争夺高级主导权也就有两种途径，一条是学习掌握更复杂的信息处理能力，另一条是取得所有权或获得所有者（或高级主导权的掌握者）的青睐，分享直至掌握高级主导权。人们从经验中认识到，这两条途径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所谓“往上爬”。

组织与组织之间也存在高级主导权的争夺问题，市场竞争就是不同物质能量变换体系争夺市场上的高级主导权。为了夺取市场主导权，厂商综合运用资金、技术、广告、营销网络的优势，发动技术战，价格战，广告战，直至使对手或者破产，或者接受兼并、收购，或者交出产品定价权、品牌权、收益权，成为本企业的一个部分。

对于个人来说，争取组织内部的高级主导权，或者拥有组织周旋于商场，其意义是相似的。王府井百货大楼某一柜台经理，与街头夫妻店的老板相比，虽然前者只是个打工的，在组织中享有低层主导权，但其社会地位、收入和工作的舒适程度都远高于夫妻店老板。柜台经理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正如夫妻店老板在工商、税务、卫生检疫甚至居委会大妈面前唯唯诺诺一样。柜台经理会被解雇，正如夫妻店会破产一样。而柜台经理安排本柜台人员时的那份洋洋自得，却是夫妻店老板享受不到的。这意味着，在社会技术生产体系高度复杂化的情况下，资本家和打工仔的两分法已经失去其批判锋芒。真正有意义的是判断其在该体系中的位置，是核心，还是边缘？甚至是被排斥在体系之外？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主导权的层次越高，越居于体系核心，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就越多，争夺主导权的斗争越激烈，为此所进行的脑力活动也越复杂、越紧张。正如两军对垒时绞尽脑汁的主帅一样，双方都在力图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识破对方的骗局，同时给对方布设迷魂阵，综合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包括地理、气象、对方将帅的矛盾等，声东击西，借刀杀人，无所不用其极。

这种脑力活动以往被称为脑力劳动，但这一用语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生活的冲突本质。改进或维持技术生产体系运转的脑力活动，其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冲突，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争夺主导权的脑力活动，其本质是人与人的冲突，正是由于这种脑力活动，贫富差距才会悬殊，阶级冲突才会形成，战争和毁灭才会成为现实。

毫无疑问，人与自然的关系注定了是以为人中心，注定了是要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但是并非注定了是要无限制地利用和征服自然，更非一切利用和征服自然的发明都对人类有益。原子弹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发明，但它却给人类带来了毁灭的前景。汽车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发明，但以私人轿车为核心的交通系统却使人类面临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的前景。可见并非一切技术型的脑力活动都是有益的。

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矛盾。但是矛盾并非一定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冲突与战争，而是可以有信任、友爱与合作。增进人与人友爱与合作的脑力活动，与增进人与人竞争与冲突的脑力活动，在表面上看来并有什么区别，都需要心脏供血，肺部供氧，都需要健全的中枢神经系统，但其本质和结果却有着天壤之别。把这两种类型的脑力活动笼统地称为脑力劳动，都给予正面评价，其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劳动创造价值”给劳动者以崇高的评价，使劳动者反抗剥削和压迫有了道义和历史的合理性。然而，在体力劳动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大自然取代体力劳动者成为最底层的剥削对象，而新的生产体系越来越排斥大量有劳动能力者的情况下，“劳动创造价值”的道义感和历史感就大大削弱了。一种无力感在中下层社会中蔓延，他们没有劳动机会，也没有受剥削的机会，靠各种形式的救济勉强渡日，是被新的生产体系抛弃的人群。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利用和征服大自然的成果只能被少数人享受？为什么享有主导权的人可以剥夺他人的工作机会和生存权利？为什么弱肉强食法则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法则？